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自然是经济，一个被经济学家认为是清晰自明的实体，当中包括了市场、产权、贸易、价格、信贷、生产、消费、就业、收入、产值、工业、农业、金融等范畴。经济学的方法，则被认为就是理性的假设、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数学模型和经济计量(统计)方法等。对经济学者(包括新古典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来说，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都清楚自明，绝少含糊。然而晚近西方学术界对经济学自划的界线的合理性，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质疑。
对形式化经济学日渐不满的西方学术界，从博兰尼(Karl Polanyi)对经济的实质性研究中汲取养分，把经济视为一个嵌入于社群的动态系统，或一种植根于制度／组织内的过程。经济是一个“过程”，因为它不断在变化和运动之中；这过程植根于各种生态、技术和人工构作的制度／组织之内，也就是说，经济生活是嵌入各类社群文化活动之中的。
博兰尼指出，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各类“经济”活动实质包含了种种被界定为“非经济”的社群文化实践。他认为人们参与的贸易和讨价还价等所谓“经济”行为，实质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包括风俗习惯、公共义务、宗教目的、政治因素、法律和行政要求、社会地位和个人名望的考虑等等，而非像形式化的经济学所说，只为满足个人的物质欲望。把经济系统说成只为满足个人温饱而产生，就等于将家庭看成只为满足性欲而存在一样荒谬。
博兰尼以贸易、金钱和价格这三个被认为是“纯经济”的范畴为例，说明它们都是嵌入各类社群文化活动之内。他指出，由于不同的社群在制度／组织上相异，历史上不存在普遍的贸易形态。人们进行贸易的原因，并非都只为增加物质收入，还包括各式各样的动机：和尚参与贸易，可能是出于宗教考虑；部族民愿意交易，可能是在追求美学上的满足，也可能是建基于血缘互惠的礼物交换；长程贸易的出现，往往是由探险、劫掠和战争等动机引发，而其中的朝贡贸易，则更多是基于政治和行政的考虑。
布罗代尔对市场的历史考察，有力地支持了博兰尼的观点。布氏指出，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市场，除了为货物交易提供场地，也发挥了其他的社会文化功能。例如民间墟市和大型市集，一方面是交易场地，另一方面却是社群常规生活以外的节日活动，是音乐、舞蹈、谈天说地的狂欢会。又例如固定的商店，既是人们从事买卖的交易点，也是街坊邻里的交际场所，邻居朋友在进行贸易的同时，也在交流信息或分享生活经验和感受。这些社会文化功能，不单存在于过去的集市贸易，也存在于今天的大都会：各类大型的贸易展览会，不正是保留了公众节日的功能？现代的酒馆食肆，不也是人们交际应酬的聚汇点？
市场不单有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其运作往往更需要各种社群文化、政治和军事因素支持。在充满风险的各类市场(特别是长程贸易)中，商人为了减低风险，往往会动用各类社群文化网络，例如家庭、血缘关系、宗教和语言族群等，以建立商业贸易所必须的信任和稳定性；此外，他们亦会借助政治军事力量的保护，例如十七、十八世纪的英、荷东印度公司，便是政治、军事与商业结合的典型例子。事实上，在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控制下，殖民地人民的所谓需要和供给，显然不是像主流经济学所说，是纯粹个人经济理性选择的结果。远的不用说，九十年代初美、欧、日等列强之所以积极介入波斯湾战争，难道不也是要保护其商人以至国内市场可以获得廉价而稳定的石油供应？
与市场／贸易类似，金钱的使用和价格的设定，也不仅仅是建基于个人对物质增益的欲望。借助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博兰尼指出早期的金钱是为了满足不同的社会功能。他将这些被他称为特殊功用的金钱分为三类：作为结算各类社会义务，例如罚款、送礼、税收等的支付工具、作为贮藏财富的会计工具和作为货物的交易媒介。金钱的第一种功能，基本上是要满足和维系社群的互惠关系，第二种功能则主要为再分配的政治和行政服务，最后一种功能才是促进贸易(但即使是贸易，如上所述，也不是“纯经济”的范畴)。只是到了近代，多功能的货币才逐渐出现。不过，即使在货币经济已十分发达的当代社会，金钱与社群文化生活仍然关系密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与文字和度量标准一样，金钱也是一种语义系统，其意义和运作，是建基于特定的社群文化的约定俗成之上的；而从政治的角度考察，货币之能发挥功能，主要是人们对支撑货币的政治制度投以信心的结果。
决定价格水平的，也不是如经济学家所说的“纯经济”(市场供求)关系。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不同的制度和社群之内，价格是由不同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为社群规范认可的合理水平、由上到下的政治考虑、以及各种嵌入社群文化之内的供求关系等。这些因素，即使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决定着价格的水平；世界石油的价格水平，显然在极大的程度上受欧美的政治军事力量左右；而工人的最低工资，难道与社会可接受的价值标准无关？一句话，价格的决定也是一种植根于制度和社群文化的过程。
部分人类学者把博兰尼的实质性经济分析，引用于有关产权的讨论。他们认为，产权也是嵌入制度和社群之内、一种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物之间的文化社会关系。换言之，产权的界定，并非纯粹是法学上的幻想，而是各种复杂的政治、暴力和社会规范的结果。人类学家安德森(D.G.Anderson)提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他以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牧猎草原为例，指出当地的牧猎人的产权观念，并非是依据清晰界定的法律，而是建基于一种对土地、自然生态和他人的特殊关系；若你被认为较他人懂得某特定的土地和自然生态，你便有资格并实质地拥有它们。所谓“懂得”，就是认识土地，并有能力、技术、毅力、勇气来“接受”自然馈赠的礼物(如猎物)，并为自然界接受。萨林士(M.Sahlins)的经典研究《石器时代的经济》，也指出资源丰富的狩猎部族对产权的看法，与强调私人囤积占有和排拒他人的产权观念十分不同。囤积拥有的物件(包括食物)，只会带来负担，增加游牧迁移时的不方便，因此私产绝不会成为其经济有效运作的核心。
人类学家对产权的看法，不单适用于原始社会，也可引用于分析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私有产权观念在英、美等地至为发达，除了法律制度上的原因外，宗教上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和地缘政治上的优越位置，显然都不是无关痛痒。此外，殖民地的现代产权制度的创立，也难说纯粹是基于经济的原因，而与政治、军事和文化暴力无关。
女性主义者对待经济的立场，与博兰尼颇为接近，虽然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吉布森-格雷厄姆(J.K.Gibson-Graham)一九九六年的《资本主义终结——一个女性主义者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尝试从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角度，解构把资本主义经济说成是同一、封闭和能自我调节的论述。对吉布森-格雷厄姆来说，资本主义经济被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建构成像动物身体一样的有机物，有生有死，时而健康时有疾病(经济危机)。在经济学家心目中，使经济体达致均衡状态，就像使身体回复正常的健康。这种对经济的建构，把现实生活中人们多元分散的各种生活实践，统合约化为一个单一的经济体，把“非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的生活面向排除出去。更甚者，在这个封闭的经济体内，层级分明，一些活动例如照顾孩童会被认为是无关痛痒，另一些活动例如科技、工业、金融和地产等却被认为是举足轻重。因此经济学者宁可相信在经济体抱恙之时，工人减薪可以刺激工业发展，因而使经济整体受惠，而不相信把精力集中于改善照顾孩童的环境，更能使老百姓得益。
针对这种对资本主义和经济体的建构，吉布森-格雷厄姆提出了一种女性主义的回应，认为要把经济体和资本主义等概念非熟悉化(defamiliarize)，就等如要对身体非自然化(denaturalize)。为此，他引用了一个有趣的类比，把非工业化比喻为厌食症。主流论述把两者都理解为经济体／身体的一种疾病，治疗的方法是：前者需要把资金注入工业，后者则需要把养分注入静脉；前者要说服工人接受减薪离职和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后者则要说服厌食者接受家庭帮助。一句话，就是把资金与卡路里重新注入经济的和人的“身体”，使它们重获健康。
然而这些治疗方法的成效却十分有限。问题出自于主流论述误把“身体”建构为独立于更广阔的社群文化生活之外的封闭自足系统。以女性厌食者的身体为例，厌食症应被同时理解为男性、老板、传媒对女性生命施加种种压迫下的各种矛盾的综合体现，既是顺从父权制度关于女性躯体美的要求，又是对这种要求的反抗。因此，女性的身体并非是一个封闭自足的有机物，而是受主流(父权制度)社群、性和经济欲望控制和对此作出反抗的一个场境。所以，医学和心理学仅强调个人和家庭对治疗厌食症的作用，只处理了造成厌食症的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生理、论述实践的一个很有限的部分，成效自然不彰。
这种把女性身体当作一个开放场境的理解，吉布森-格雷厄姆认为同时适用于“经济身体”。把资本主义／经济看作为一个封闭并能自我调节的“身体”，不单未能对同时包含各种政治、文化社群、论述等践行的纷杂“经济”，作出更全面的理解，甚至可能会把所谓“非资本主义”／“非经济”本质化。只有将资本主义／经济体／男人理解为多样、异杂、坐落于具体的历史脉络和不断转变的存在物，而非统一、相同和静态的实体，与之对应的“非资本主义”／“非经济体”／女人才能够摆脱单一及从属的“他者”形像。吉布森-格雷厄姆想做的，就是要把“经济体”开放，把日常的社群文化生活中各种多异纷杂的生计活动，例如育养幼孩、到街市买菜、在家中准备晚餐、帮小童温习功课……等等，放置于一个不下于工业投资、金融炒卖、地产发展的“经济”位置；同时又把为经济学专家垄断的“经济”问题，开放给老百姓从不同的角度参与讨论——投资工业地点的远近，显然极大地影响家庭生活；地产如何发展(居住环境)，难道与育养幼童小儿无关？非经济学专家(普通百姓)在这些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之上，是没有理由被剥夺发言权的。
总之，博兰尼要把“经济”的界限打开，使其重新融入更广阔的社群文化生活之中。
如果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并没有清楚客观的界限，那么作为研究方法的经济学，又能否“独善其身”？
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于“科学主义”的怀疑与日俱增，被主流观点认为正朝着科学的范式演进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受到了来自不同角度的质疑。借用文学理论中的措辞分析，经济学家麦克洛斯基(D.McCloskey)指出经济学研究方法，其实并非是大部分经济学家所相信的科学主义与现代主义，而是运用了大量像文学书写一样的措辞——比喻、引用权威、简单对称的表述和被认为是严谨和科学的数学语言等。换句话说，经济学的研究的合理性，只有部分是建基于实证材料和逻辑推理，另一部分则来自讲故事的技巧等说服人的艺术。
麦氏指出，与文学作品一样，经济学研究充满了大量的比喻，例如把人的成长比喻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把国民经济比喻为数十以至数百条代数方程式，把人的欲求比喻为“效用函数”等，同时又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故事：例如某贫国由于接受经济学家的建议，采纳私有化的方法，结果很快就富裕起来。这些比喻和故事，显然都不完全是经济学家所相信的实证科学。因此，尽管他们自己不知道，但经济学家的确同时是一个文学家，一个讲故事的人。
作为文学家，经济学者自然难免把他／她的喜好和价值观，在作品中流露出来。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关于“人力资本”的比喻，对大部分经济学者来说，“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来自正规(特别是大学)的教育，这种看法，完全漠视了孩童成长过程中，母亲所灌注的心力，隐含着只有正规教育才对经济有贡献，女性的家庭劳务则微不足道的价值判断。
从措辞学的角度来看，脱离借喻、类比等文辞工具，经济学研究是没法进行的。就是经济学赖以宣称其方法是严谨和科学的数学工具本身，也是一种修饰文辞，而它的方法和运作程度，也带有措辞的性质。数学家戴维斯(P.J.Davis)和赫斯(R.Hersh)便曾指出，不少社会科学研究所引用的数学模型，其实并没有应用的必要，它们所起的作用，只是作为一种为“科学主义”接受的措辞，增加文章的说服力。至于数学自身的研究方法和程序，也不是完全依赖“科学主义”所宣称的形式化步骤。事实上，数学定理的建立和接受，往往并非经由数学家逐步推演出来，而是建基于数学家社群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下的共识。当一个数学家提出新的定理，与他处于同一社群之内的其他数学家，一般不会对此作出一个完整的形式化检验，因为这意味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这种完整的验证，其繁复之处，恐怕是在人力范围以外。因此，一条新的定理能否被特定的数学社群接受，经常与提出该定理的数学家的措辞有关。换句话说，就是他能否以其所属的数学社群接受的语言，表达他的想法，说服他人。
对戴维斯和赫斯而言，数学的真确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可被更正和不断变化的，尽管发现错误，可能要经过几个世代。若数学也是一种措辞，那么将分析方法建基在数学模型之上的经济学，自然不可能是纯粹的“科学”。
与措辞学分析接近的，还有把经济学看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或一种意识形态。从这种角度出发，经济学所建基的，不是“科学主义”所认同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学主义”这信念本身。这种信念一方面与宗教信念十分类似，是勿需也没法根据理性基础来作出解释的；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坐落在具体的政治社会脉络之上，植根于各类权力、位置和利益的一种建构社会图像的概念框架。经济学的运作程序、分析前提以至结论，都充满这些宗教上和政治上的信念。
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自相矛盾性质、假设的非现实性质，以及经济学对象的不确定性，尽管已被广泛揭示(包括来自经济学家的自我反省)，但大部分经济学家仍然忠于既有的经济学方法和观念，这自然与经济学社群的“范式维持”行为有关，也就是能够把来自经济学认可范围以外的批评，转化为无关痛痒、为经济学范式接受的批评；又或透过重新命名定义，把尖锐的问题取消。然而，这种策略所建基的，仍然是一种信念，一种从不怀疑经济学方法的合理性的信念，同时也是由经济学社群的共同利益支撑的信念。
最能体现这信念的，恐怕是对经济学(最终)的实用性的坚信。尽管经济学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数学模型、极为简化的理论假设，不断受到来自经济学社群内外的攻击，但这些批评似乎都不起什么效果，大部分经济学家还是继续走自己的路。问题不是经济学家完全相信自己构成于一时的模型和结论，而是坚信经济学研究的过程本身是“科学”的。因此，虽然他们建构的分析模型或许明显不符现实，但他们深信循着经济学(科学)这条由简人繁、由抽象到具体、由概括到特殊的道路，“真理”最终还是能够达到的。支持这种信念的，除了经济学社群“维持范式”的策略以外(这进一步受到更广泛的社群文化结构支撑)，恐怕还包括一种不用问缘因也不要求对经济学范式理论化的宗教式行为。
尽管经济学家会认为经济学的任务不是道德说教，但其措辞、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却不可避免地使经济学研究带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从而影响接受者的心态、信念以至行为。被主流经济学认为最权威的美国经济学会的杂志《经济学视野期刊》，在一九九三年春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指出学习经济学确会导致较自私的信念和行为，虽然报告的方法仍有商榷的余地，也确实引起了争论，但重要的是，它指引出一个经济学家长期忽略的研究方向，就是以经济学家自身和经济学研究作为对象的研究。经济学所缺乏的，不仅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一种自省的态度和能力。
许宝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