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经说过，布哈林是“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这说的是布哈林的学识修养，不能概括布哈林整个人。还说过，布哈林是“软蜡”，这指的是他性情温和，在党内争论中不会伤害人。至于斯大林关于布哈林的种种说法，所谓“右派”、“富农的代理人”、“杀人凶手”、“人民公敌”，纯属诬陷不实之辞，今天已无须再提了。
长期以来，世人信奉的处世之道是安分守己，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保全的金科玉律——尽管也有“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时候。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说，一个人想真干一些事，有所成就的话，就不能不打破一些常规，抛弃安分守己的哲学。
布哈林可算是这种典型的不安分的人。
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同他的童年伙伴打赌，从教堂里用嘴含回了“圣体”，大不敬地把它吐在桌子上，以此同宗教彻底分手。
一九○五年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革命遭到沙皇政府的血腥镇压，失败了。革命阵营发生剧烈的分化，有的逃跑，有的退出，有的改宗。而那些坚持革命斗争的有的被逮捕流放，有的流亡国外，有的转入深深的地下。正是在这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关头。一九○六年布哈林毅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这时候，他已经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经过研究对比，他相信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他写道：“一旦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我感到了它那非同寻常的逻辑严整性。应当说，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特点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觉得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是一团混乱。”信奉马克思主义，参加共产党，闹革命，这是最不安分守己的举动，也是最危险的举动，并且还是在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候！必须冒被捕、坐牢、流放，以至砍头的危险。后来，有人说他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坏蛋。就算是这样，在革命倒霉的时候竟然有人愿意“混入”造反，这毕竟不是坏事！
布哈林的不安分不仅仅表现在这里。
他信奉马克思主义，但面对新奇的东西以至异端仍压抑不住自己的好奇。有如列宁所说的，布哈林“只要一看到标新立异的词儿，就忍不住要表示赞成”，这是大人物也有的小毛病。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哲学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学说，什么经验批判主义，寻神派，造神派，纷纷出笼。布哈林这时候也对经验批判主义表现出“某种异端的偏爱”，他搜寻到所有用俄文出版的此类书籍，阅读研究。结果，他倒没有成为经验批判主义者。但波格丹诺夫的一些东西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他后来写的《过渡时期经济学》里，就有不少波格丹诺夫的名词术语。列宁那时候对波格丹诺夫是很不欣赏的，对布哈林频频使用他的术语概念啧有烦言。但波格丹诺夫确实是一个认真研究问题的学者，并且在不同的领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他的各种谬误是出于他本人的理念。他最后在任输血研究所所长时，因在自己身上做输血试验而殉职，就是证明。对他的逝世，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鉴于波格丹诺夫在革命和科学上的突出的功绩，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国家输血科学研究所。布哈林对这样一个人物从来没有予以全盘否定，一九二五年他就说过，波格丹诺夫说的并不全是坏东西。他在悼词中表示相信，历史无疑会从波格丹诺夫身上吸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把他安放到革命、科学和劳动战士的光荣位置上去。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哈林就着手研究帝国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看到帝国主义国家向极权国家演变的趋势，这种国家会像古代传说中的怪兽列维坦那样，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所以他强调要敌视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要“炸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炸毁问题上，他显然比列宁更早注意到恩格斯关于炸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重要论断，甚至因此引起列宁对他误解。列宁可能还没有看到或者没有注意到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误把布哈林所表述的“炸毁”国家机器当作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几乎引起一场公开的争论。随着列宁对国家问题研究的深入，分歧很快得到消除，然而却留下了后患。在二十年代末斯大林同布哈林发生分歧之后，前者重翻历史的老帐，企图以此证明布哈林在历史上曾宣传过半无政府主义，是不懂得辩证法的经院哲学家。
十月革命之后，布哈林坚持国际主义，坚持传统的世界革命学说，坚持对帝国主义的不妥协政策，因而反对同德国媾和，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尽管这表明了他对国际主义的忠诚、他的革命彻底性，然而却显示了他对辩证法和革命策略的无知。他不像列宁那样，知道根据具体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策略，懂得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辨证道理，不过这也显示了他是敢于同列宁这个大人物争论的为数不多的人物之一——那时候还不存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布哈林不迷信任何人，列宁也不要别人崇拜自己。各人利用自己的民主权利，独立捍卫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布哈林不满足于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成结论，而要亲自去探索大自然和社会变动发展的奥秘。一九二一年他根据实际的迫切需要，写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不局限于人所共知的一些原理，而是把它们进一步加以发挥”，他说，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永远停滞不前，那就未免奇怪了。他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例如，关于决定社会发展根本因素问题，他不满于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和上层建筑这些范畴给予解释，认为这种解释属于鸡生蛋、蛋生鸡的解释。他认为，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生产力会不断发生变化？为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布哈林提出了系统与环境的关系的命题，寻找推动社会发展的终极因素。他提供的答案是：生产力之所以决定社会的发展，是因为它体现着作为一定的现实的总和的社会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环境和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则是决定任何系统的运动的因素。他认为，这是运动形式的辩证法的一般规律之一。不安分的布哈林提出的这一系统论思想要比贝塔朗菲早十几年。
现在的人自然聪明一些了，知道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例如涉及领袖之类的话。但布哈林那时候可不是这样。
一九二三年底俄共党内斗争激烈，布哈林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在布列斯特和谈期间，由于党内斗争极其激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建议左派共产主义者一起逮捕列宁，以继续进行革命战争。讲话稿没有正式发表过。对布哈林这段话，当时在引用中就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布哈林这里想说的是派别斗争的危害，特别是会被政敌所利用。他希望“以我为鉴”。实际上，当时并不存在任何组织政府、逮捕列宁的密谋。然而到一九三八年大审判时，就成了布哈林曾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策划过阴谋：“逮捕和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由布哈林、托洛茨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组织一个伪政府”。谁也不会想到，此事的始作俑者乃布哈林本人！
一九二五年布哈林在一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中直截了当地宣称，在他同列宁讨论过的所有问题中，有两个问题至今“也不同意他的意见，这就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和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按理说，同领袖在某个或某些问题上有分歧是正常现象，不足为怪。这说的是正常情况下，但那时候，反对列宁的观点已经是个不小的问题了。托洛茨基之所以很快就败下阵来，重要的一点就是被戴上了“反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帽子。而布哈林还在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同列宁的分歧！当然，这时候他是安全的，但以后呢？恐怕他还没有想得那么远！
布哈林帮助斯大林战胜了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所拥有的理论力量在这里发挥了重大作用。现在看来，他的观点和所持的政策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党内斗争中的做法，却并不是无可指责的。布哈林毕竟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当他发现斯大林在打倒托洛茨基后实际上又在步托洛茨基的后尘，对农民采用强制措施，实行比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计划还要激进的工业化措施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又向斯大林发出挑战，反对斯大林剥夺农民的“贡款”理论，反对全盘集体化，反对超高速度发展重工业，反对“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他反对强制，特别是对农民的强制，尽管八九年前他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也鼓吹过超经济强制的理论。他从斯大林鼓吹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中预见到极其严重的后果。他同斯大林的分歧和斗争，是一种自讨苦吃的抗争。从当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下场中，他不难看到等待自己的命运。果然如此，他丢掉了自己的所有重要职位，而更大的损失是，从此他再也不能对国家的局势发挥影响了。在三十年代的旅行中，他可以含着泪水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现钱施舍给饿得肚子鼓胀的孩子们，但这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一九三四年八月布哈林出席第一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论诗歌、诗学和苏联诗歌创作的任务》的报告。当他出现在主席台的时候，响起了“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在报告结束时，“热烈的掌声响彻会议大厅，转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全体起立，高呼‘乌拉！’”。而日丹诺夫在报告后得到的仅仅是“热烈的鼓掌”。此景此情，福耶？祸耶？布哈林如有自知之明，本应到大会上去歌颂“天才的领袖”，而不是发表什么独出心裁的报告！会场上的这种反应，原本只能用于“伟大领袖”，对布哈林来说显然是一种“僭越”行为，不能不引起“主人”的警觉。
一九三四年底基洛夫遭暗杀，从此所有先前反对过斯大林的各种反对派分子一无例外地都面临自身的厄运。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朝不保夕自顾不暇的布哈林偏偏还要替蒙受不白之冤的人说话求情。他的《消息报》同事拉狄克在被捕的前夕，请求布哈林在他被捕后向斯大林求情。他履行自己的诺言，替他说了话。然而，经不起折磨的拉狄克却反咬了他一口，给他捏造了许多子虚乌有的东西。
为抗议对自己的各种无端污蔑和诬陷，一九三七年二月布哈林宣布绝食，声明“只要得不到洗刷，我就不停止绝食”。这在苏联党内斗争中恐怕是空前绝后之举。不久，他被从中央全会直接送往监狱。在无产阶级的监狱中，布哈林不是“反省罪行”，认真交代，而是创造更大的震惊世界的奇迹：写作《哲学短篇集》、《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创作自传体小说《时代》，甚至还写献给自己年轻的妻子的抒情诗。他大概充分利用了他这一辈子罕有的“余暇”，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因此他敢说，他的《哲学短篇集》“自始至终贯彻了辩证法”。写作这三本大部头的著作(超过一百万汉字)，斯大林仅仅给了他一年的时间。而在这一年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不是写作学术论文或著作，也不是创作文艺作品，而是写供词，同有关人士对质，接受审讯，写作仅仅是他的“副业”而已！
在无产阶级法庭上，他自然不能像在沙皇法庭上那样慷慨陈词，进行揭露和宣传。他也没有像他的难友克列斯廷斯基那样在法庭上公然翻供，他心里明白，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果然，就在第二天，克列斯廷斯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承认要他承认的一切。然而，布哈林也没有俯首帖耳地低头认罪，他以自己的机智同检察长展开了一场不动声色的争辩。在法庭上他笼统地、抽象地承认所指控的全部“罪行”，但接着就一条一条地予以具体否认，大帽子底下开小差。他直接指责检察长“把有待证明的东西当作已经证明了的东西接受下来”；针对维辛斯基所谓“被告人的招供乃证据之王”的理论，布哈林揭露说，依据被告的招供定罪，是一条“中世纪的法学原则”。凡此种种使检察长在神圣的法庭上出尽洋相，下不了台，终于破口大骂布哈林是什么“万恶的狐狸和猪的杂种”！按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结果布哈林成了“一个没有从事间谍活动的间谍，没有背叛行为的叛徒，不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
在最后审判的前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布哈林给斯大林写信，提出万一能活命的话，他愿意发配到伯朝拉或科雷马集中营去呆上二十五年，他将在那里办大学、地方志博物馆、技术站，建研究所、画廊、民族学博物馆、动植物博物馆，创办集中营杂志和报纸。他写道：“总之，我会从事开创性的文化工作。我和家人会住在那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不管怎样，我声明，无论在哪儿工作，我都会像一台大功率的机器那样运转。”这时候他对活命并不抱有幻想，他提出上述要求，只不过是想以此表明自己并非“人民公敌”，无论把他放在什么地方，他都会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无法从他的心头除去的“大事业情结”！
布哈林研究经济学，研究最抽象的哲学，《过渡时期经济学》就是他的抽象思维的产物。当然，在那还非常缺乏具体经验的苏维埃政权的最初时日，他也不得不依靠抽象的思维，纯理论的推论去回答现实提出的诸多问题。今天读来令人惊异的不是那里存在大量的谬误，而在于那里包含了不少值得注意的论点和提法，或者说闪光的思想。当时列宁在此书的边页上批了多少个“好”字！
一方面是抽象的思维能力，另一方面，他却热衷于具象的艺术，他喜欢艺术。他的绘画可称具有专业画家的水平，画家尤昂曾劝他弃政从艺，不要去搞风险极大的政治：“扔掉您的政治，政治不会给您什么好东西的，去绘画吧。绘画才是您的天赋！”当然，如果他会听从这种劝告，那他也就不是布哈林了。他并不轻信流言蜚语，但他却天生地轻信“自己人”，一九三七年二月在经过几天的绝食之后，布哈林去出席中央全会，斯大林对晕倒在地的布哈林保证说：“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他要布哈林为绝食向全会道歉。布哈林相信了，也道了歉。然而四天后，他不仅被开除出党，而且立即被捕入狱。在狱中布哈林已经看清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他已经同命运妥协，在给自己的杀手的最后几封信中只要求一杯毒药。俄国历史上有过多种侮辱罪犯的行刑方式，有“广场鞭刑”，有“缚柱示辱”，等等。为了“大事业”，他可以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但他无法承受枪决的羞辱。为此他请求斯大林，在判决之后让他在囚室里服毒自尽。看来有过提供毒药的诺言。他给审判者写道：“请记住那杯东西。您答应过我，我非常希望您在这里没有欺骗我。”然而连这种要求或者说诺言也没有能得到实现。
检察长维辛斯基在所谓“托派与右派联盟案”的法庭上曾预言，叛徒的坟头将长出杂草，叛徒的名字将遗臭万年。然而，布哈林没有坟墓，我们只知道判决后，布哈林立即被押送托木斯克执行枪决，但至今人们不知道他葬身何处。不过这对一个唯物主义者是没有意义的。他的著作留在了马克思主义史上，他的活动留在了社会主义史上，可以说这是他的最好纪念碑。
(《布哈林论稿》，郑异凡著，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26.40元)
著译者言
郑异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