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残缺已经为近代史研究者所注目。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先生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著述中说：“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譬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的异物。领导人不乏高尚的理想，他们后面却无支持的选民，满腹经纶也无从化为具体的方案，以透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了。”立宪派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因为立宪主张传自外邦，而且因为上层人物和下层民众相互脱节，从而许多有为者陷入软弱无助的境地。有的比这种遭遇更复杂，最先敏感传统文化的积弊、力求正视现实、学习西方、引进西方文化的先进分子，往往遭受视为媚外忘祖的攻击，郭嵩焘的郁郁而终就是一例。近代史学者也深知历史上的先行者成为孤独哲人的悲剧，在探究这一现象时，多注意研究力量的对比，个人气质或者笼统地说是历史的局限，缺少对社会氛围的把握，要真正揭示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还要深入到下层民众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怎样制约或促动这些人物观念的形成和变化，甚至是个人命运的悲欢。
由于对社会下层和民心的隔膜，对事态作出正确的判断的，也往往过多看重个人行为，这样的情况不乏其例。袁世凯专权以后，掀起了一股祭天祀孔、读经复古的浊流，一九一四年成立礼制馆恢复帝王威仪，中小学教育复旧，甚至谣传废小学、复科举。一些守旧人士梦想这是扭转辛亥革命时代潮的灵丹妙药，闹腾了好几年，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进行启发民智的努力，经过维新运动，直到二十世纪初的民主革命，历经半个世纪的启蒙宣传和新文化的传播，为什么就那样轻易地毁于一旦？民众的倾向如何，他们又会作怎样的选择？
一九一三年七月一日的《时报》刊载一则报道，这是江苏第一师范学校的一份考卷，应考的有三百多人，都是中小学生，考卷中要求考生列举崇拜的人物，统计的结果是：“计开崇拜孔子者一百五十七人，孟子六十一人，孙文十七人，颜渊十一人诸葛亮、范文正八人，岳飞七人，王守仁、黎元洪六人，大禹、陶侃、朱熹、华盛顿四人，程德全二人，苏轼、康有为、袁世凯、屠元博二人，伯夷、周公、仲田、苏秦、张仪、秦始皇、张良、萧何、韩信、司马迁、马援、班超、陆九龄、韩愈、司马光、程颐、徐光启、顾宪成、史可法、曾纪泽、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马丁·路德、培根、卢梭、梁启超、武训、杨斯盛、安重根、蔡普成……各一人，此外二十三人则无所崇拜者也。”这份答卷实际上是个难得的民意测验，答卷者是对社会问题有一定敏感的知识青年，属于中下层的文化人，他们的选择和追求反映了民众的思想走向。从这些答卷中可以发现，孔子和孟子的影响极其深远，崇拜者有二百多人，占应答人数的三分之二，如果再加上儒学的其他名人，有绝对的优势。清末民初先进的思想家们虽然对封建礼教和儒学思想有过激烈的抨击，但只局限在高层文化人士和少数报刊，对中下层的读书人影响不大，在中小学生中尊祟孔孟的观念仍很流行，这是尊孔复古思潮几度泛滥的社会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名列第三，仅次于孔子和孟子，而数千年以来被奉为万岁爷的皇帝，已经失去神圣的光环，除了秦始皇有一票外，其他的全都名落孙山，这说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在读书人中已经深入人心，可见尊孔者未必拥护皇帝。此时声名显赫，威重一时的袁世凯只有两票。当袁世凯大搞尊孔复古时可以持续数年，这是有思想基础可依托，一旦登基复辟帝制，顷刻垮台，因为他没有群众基础，这份调查就显露端倪。
这份答卷令人高兴地看到，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反对殖民统治的著名历史人物华盛顿，与中国古代的圣贤大禹、陶侃、朱熹得票相同，并列为第十名，一些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卢梭、马丁·路德都受到中国人的崇拜，虽然得票不多，但犹如一叶报春，传来了西方先进的文化信息，这显示处在中国社会下层的知识青年已经从沉睡中觉醒，睁开眼睛看到世界前进的潮流。小小的一份测试，展现了二十年代的时代风云和价值取向。
这份答卷也使人感受中国传统思想之深厚，致使变革维艰。它的艰难不仅表现在民众接受先进文明的迟缓，还表现在强大的传统对新事物的涵化，使之面目全非。在知识界盛行的西学源于中国说，虽然有援儒引进西学的一面，但是说西学是中国圣贤的遗绪；议会是哲王之均天下；新闻事业是古人陈诗以观民风；近代学校惟有三代最为完备，种种滥调只能引导人们向后看，加深对新事物的排拒。邓实在《古学复兴记》中说：“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于是周秦学派遂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梁启超为此自述道：“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积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不自免。”
古人所谓习俗移人，贤者不免。作为新思潮的领头人尚且不能免俗，更何况一般民众。精神生活是如此，物质生活也不例外。钟表，作为现代社会的计时工具，在十八世纪末在英国已普及到家家户户，但在中国到十九世纪末依然是皇室和权贵的奢侈品，甚至做成纽扣缝在衣服上摆阔气。西方人也投其所好，做成各种玲珑的玩具送给中国人收藏，所以故宫博物院荟萃了十八、十九世纪的天下名表，然而令人汗颜的是，这样先进的技艺传到中国竟然与生产无缘。究其原因又在于落后生产方式的制约。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自耕自食，自织自穿，日出而作，日人而息，跟随太阳的出没自然运转，只要不违农时，按季节春耕秋收，逢上风调雨顺就有好收成。缓慢的生产节奏，形成松懈而散漫的生活方式，养成的时间观念是粗线条的。古代夜间由更夫敲击竹杠报时，一夜分五更，一更约两小时，粗放而不精确。人们约会时间，惯用吃顿饭、抽袋烟的工夫来约略估算，这是因为生产和生活都无须争分夺秒。所以中国古代有世界最发达的天文学，却不能最早把计时准确的机械钟表运用到生产。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反对输入奢侈品，也把钟表归人此列。由此可见在工业文明尚未照临的小农社会，财富主要表现为土地，任何出类拔萃的人物也不能超越历史环境，发现时间具有创造财富的效益，当然也就不能理解钟表的真正价值。西式马车输入中国后，也有类似的命运，这是加快信息交流，提高办事效率的交通工具，但马车在上海却很快被用于游乐活动，增加夜生活的喧闹，引起居民的不安。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报》评论说：“西人之尚马车，原为办事迅速起见，非徒为游观计也。若华人之坐马车者，大率无事之人居多，故马车若专为游观而发。”由此可见，民众那样抵制火车、轮船，固然是怕坏了风水，也由于小农社会生活的规模，不足以认识现代交通工具的真正价值。前现代社会陈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狭小的眼界又排斥新鲜事物，甚至使新生事物变形，加盟陈旧力量。
这种情况在文化问题上表现更为复杂，有的优良传统在商品经济中发生变异，甚至成为与现代化相抵牾的惰性力量。敬惜字纸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风尚，这在海峡两岸出版的文化史上都对此称颂备至，然而当现代商品经济发展，出现商标这一品牌意识时，却明显地表现出落伍的倾向。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县令发出晓谕，通知各制鞋店铺不得在鞋上用文字标写店号，认为有损文字的神圣。对于某些纸制品更在禁止之列，同年十二月三日两江总督李宗羲通令各纸坊铺“不准于草纸等项纸边加盖字号戳记，更不许将废书旧账改造还魂纸，以免秽亵。”老百姓并没有这些顾忌，按着方便行事，这年三月十四日《申报》刊载消息说，一女子用字纸拭秽，扔入便桶，遭雷击跪倒。由此可见生活在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价值观念不尽相同，生活在底层的受经济生活的驱动，没有那么多的约束。日用品就是日用品，以便民适用为生产使用的价值，与伦理价值大相径庭。当现代商品经济刚刚在中国起步的时候，将日用品划分尊卑等级的伦理意识，误导敬惜字纸的传统去抵制某些商品，这是始料不及的后果。官方与民间对草纸出现禁用与使用这两种生活态度，是伦理意识与商品意识的冲突与较量。这种矛盾只有当市场经济发展，日用百物进一步商品化的时候，才可能自然消解。
这些社会现象又启示人们，思想启蒙要收到如期的效果，还要有经济生活发展的推动和社会风尚的变化，这是召唤民众最坚实的力量。没有这个基础，启蒙者迟早会陷入曲高和寡的境地。要根本改变层层相因的习惯势力，只有依靠现代化的启动，加速推进小农社会向工业化的转化。这是全方位的、极其深刻的社会转型，是真正推陈出新的动力之源。
女性与婚姻观念的变化就是突出的例证。从十九世纪以来，妇女解放的程度就被认为是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鸦片战争后，礼教衰微，许多思想家们对中国妇女的命运作过深刻的反省，但是女性解放形成社会思潮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这是在知识界这个层面。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沿海一些大城市就有一批处在社会下层的女性，以自己的行动勇敢地突破礼教的禁区，挣得自己的社交自由和自主择偶，而这时社会上层尚未解冻。一八七八年中国驻英使臣郭嵩焘携其如夫人宴请外宾，这是中国上层女性第一次进入官府接待外宾，引起舆论大哗，郭本人因此受到朝野上下的指责，多年不息。如果认为这就是当时社会的实际氛围，那就失之全面，从社会的下层来看又是另一番景象。一八七八年随着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农民进城打工日益增多，在江南城镇女性率先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成为工厂或家庭的雇工，大量单身女性的流人城市，以及城市妇女的就职，扩大了女性生存的空间和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的变化突破了礼教的约束，追求婚外情的，自由恋爱的，出入公共场所找寻娱乐和消遣的也日渐其多，甚至出现“台基”这样的情人旅馆。一八七七年《申报》专栏《津门纪略》记载说：“乡间妇女至沪佣工，当其初至时，或在城内帮佣，尚不失本来面目。略过数月，或迁出城外，则无不心思骤变矣。妆风雅，爱打扮，渐而时出吃茶，因而寻姘头，租房子，上台基，无所不为，回思昔日在乡之情事，竟有判若两人者。”有些大台基的女子往往出自中产阶层的富裕之家。这种风气之盛，使得时人惊呼：“是将使上海之人，男无不有外舍，女无不有姘头夫也！”这些资料说明真正导致婚姻家庭关系松动的，并不在于少数文化精英的思想启蒙，在这背后潜动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批单身女子和男子的独居，造成家庭的空隙和寻求爱情的渴望。这种“同居”、“露水鸳鸯”，被时人指责为世风败坏，是不能简单地用道德观念来评判的，虽然其中也不乏有道德问题，重要的是经济生活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要带来两性关系的新变动，这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比什么说教和宣传都有力量。
自古以来男女有别成为礼教之大防，近代新式学校开办以后为了男女能不能同校的问题，几多周折，几番起落。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日《大公报》记述京师万牲园开放，这是中国第一座西式动物园，游览规则制定男女不同游，一、三、五、日对男性开放，二、四、六对女性开放，“以昭严肃”，可见男女壁垒之森严。一九一九年四月《新青年》发表《男女社交公开》一文，指出：“自从有了‘礼教’两个字，那么男女有起界域来了！有起礼防来了！男女的交际秘密起来了！男女的情感，变成不可以对人说的了！因为这种种的缘故，就生出什么‘奸淫’、‘贞操’、‘节操’等的问题。”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争取男女社交公开才形成高潮。即便如此，在一九二○年有的女校还要检查女生的信件，规定男教师要年满五十岁，留胡须，讲课时双目仰视，不准看女学生。争取婚姻的自由更多磨难。所以从男女社交自由和自主择偶来看，当社会上层束缚重重难以突破的时候，社会下层却我行我素，无法无天地畅开了大门。所以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与社会上层的视角可能是一幅全然不同的景象。
对启蒙的研究如果只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不看到经济生活的冲击对转换观念的重大作用，那就很难说是符合历史的实际。作为生活在下层的民众，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很少看书读报接受文化人的影响，主要从社会实践中感受，因为生存在社会生活的第一线，容易从生活境遇的变化中，改变自己的行为和观念。这种自发的无序行为，对社会规范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是，不论在主观上是如何无意识，客观上是对传统的藐视和挑战这种自发的群体性的趋向，容易引发社会风气的变化，从而又推动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提出某些理论见解。从社会下层无序的变化，到文化精英们有序地思考和操作，社会风尚的变迁起了中介的作用，驱动这种变迁的真正动力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思想史上缺少这一笔，不能不是个遗憾，这是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一得。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三卷本，刘志琴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15元)
刘志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