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创建了中国地质事业，与章鸿钊、丁文江、李四光被公认为我国地质科学的四大奠基人；后来从政于国民政府，历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工矿调整处处长、行政院副院长，直至行政院院长等职；解放前夕，中共发表时局宣言，被列为四十三名国民党甲级战犯中的第十二个。一九五一年他从法国辗转归国，是当时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从海外回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后由周总理亲自提议，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肯定翁文灏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二三十年代，翁文灏以他卓越的科学贡献，成为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有相当高的社会声望，他获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多个学术团体的名誉会员和院士等荣誉头衔，他是第一个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并在会上宣读学术论文的中国学者，也是他把中国地质第一个带出国门，让国际同行了解中国。翁文灏的这一段时期，也是他学术成就达到顶峰的时期，在他以后的半生中，再也没有超过这一顶峰。翁文灏是我国地质学，也可以说是更广泛的地球科学非常重要的创始人和先驱学者。他创立的一些理论对后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我有时想，倘他一直搞他的地质学，那么对中国地质与他一生的学术贡献总会更大一些，他一生也会更纯粹些。不过这种想法毕竟天真，命运中某些部分或许是被注定的。翁文灏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从政经历，确有许多值得回味的地方。
一九三一年翁文灏辞去清华大学代理校长，在清华大礼堂向师生告别时，说：“本人于今日临行之际，有两种善意的希望，愿意贡献给清华。一种是希望清华以后要保持安静的空气，一种是希望清华要具有进步的精神。总而言之，希望清华以后在安静的空气中求进步。”这不仅是翁文灏对清华的要求，也是他对国家的理想，但现实不断打破他的希望。翁文灏这代人，从他们来到人世那一天起，那个年代就没有提供给他们天时人和的学术研究环境，天叫他们做不成太平之民。亡国灭种的危机、腐败黑暗的政治，都刺激着他们不得不关心时事。
翁文灏是一个科学救国论者，八十年代团结出版社曾出版了《翁文灏论经济建设》一书，较全面地反映了翁文灏对经济建设的理论、主张和实践。今天重读，很是佩服他的慧眼，此中有一部分是在一九三五年前写成的，也就是说，在他从政之前，出于职业的敏锐，他脑子里已经把地质学和国家经济建设联系在一起考虑了。从这点出发，回想他从政的前前后后，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是偶然，也是必然。
翁文灏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一九三二年夏的庐山牯岭。他当时应钱昌照的邀请同往牯岭见蒋。在钱的安排下，翁文灏和其他专家学者以讲学的方式陆续与蒋介石见面。在翁文灏三天的讲学中，他主要就我国矿产资源、水土丰瘠向蒋介石说明概要，建议在内地建立基本工业(重工业)，并提出具体的设想方案(抗战爆发后，他更是为之付出了全部心血和精力)。翁文灏与蒋介石是宁波同乡，乡音使他们多了一层亲近。显然这次会面给翁文灏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按翁文灏的话说是“颇感佩慰”，因为当时蒋介石对翁文灏所讲的一切，不断点头赞赏，表示在中国当前的局势下，要反省自身，当以保全国家为己责，希望物色全国贤才，竭其所能，同心戮力。
此后一年多，发生了一件事，把两人的关系推到了极致。一九三四年，翁文灏去浙江长兴考察石油，在武康县乘车出事，头部重伤，碎骨陷入后脑，医生曾要求家属着手预备后事。翁文灏乘车遇险的消息震动了全国，甚至报刊上有说“翁文灏是五十万条性命换不来的”。蒋介石此时更是极尽关怀之能事，他一面下令医院一定要救活翁文灏，一面派钱昌照亲往杭州，组织抢救；又指派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代其前往医院探视问候，组织专家小组会诊；又命有关方面将翁文灏父亲、妻子等在北平的亲属接到杭州。
武康遇险是翁文灏一生中所经历的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它为日后翁、蒋两人的关系埋下了伏笔。如果说武康遇险之前，翁文灏对蒋介石心存好感是因为蒋介石“不耻下问”地请他讲学授课，“礼贤下士”地邀他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使他对蒋有一种知遇之恩的话，那么武康遇险之后，蒋介石在翁文灏心目中，又加了一层“救命之恩”。
事情发展到此，一切似乎变得顺理成章。一年后，在蒋介石的安排下，翁文灏成为蒋政府行政院秘书长，从书斋走上政坛。此前，南京政府曾任命公布他做教育部长，翁文灏借口母亲去世，要护送灵柩返乡安葬躲了过去。后来清华大学学生驱赶校长吴南轩，南京政府要让翁文灏去清华任校长，翁文灏为了救急，只答应做三个月。虽然在此之后，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冬到一九四六年初，他五次上书蒋介石，申明自己“原为对日抗战而参加政府工作，自当为抗战胜利而告退”，坚决请求辞官“退而研学”，——但像翁文灏这代中国第一批留洋回国的知识分子，即使啃了多年的洋面包，穿了多年的洋装，可他们的潜意识里忠孝礼义的思想从未改变过。翁文灏出于知恩图报，如蒋介石所预想和希望的那样，能为他尽职。问题在于，与蒋介石邀他从政目的相比，翁文灏从政的原由显得单纯，在他人生重大转折时，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警拼生命拯邦国，莫逐流波坠俗尘”；问题还在于，翁文灏把报恩与从政搅在一起，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只怕当时当地不曾预料到。他的不幸在于他为国家事业做官，清名却被蒋介石执政的日益腐败的政党玷污了，以至日后沦落到战犯的境地。
尤其是一九四八年，蒋介石要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这是国民党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之所以这样“器重”翁文灏，有他的原因：其一，翁文灏在国民党内一向少派系关系，他是完全依赖于蒋介石的赏识、信任以及他本人的学术地位、社会影响和行政能力，而不是仰仗某些党内派系或地方实力的人物；其二，翁文灏的学者背景和清正廉明的政治操守，在日益腐化堕落的国民党政府中实属凤毛麟角，由他出掌行政院，可使行政院摆脱一向是汪、孔、宋等争权夺利场所的印象，有利改善国人心中的政府形象；其三，翁文灏历任经济建设部门要职和行政院副院长的从政履历，对于争取美援，无疑极有好处。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司徒雷登给白宫的一份密电中，有云：“翁被承认在经济事务上和个人正直方面是合格的人，但他没有实力，没有私人追随者。翁将讨外国新闻界的喜欢，他作为经济专家，将是监督美援计划的合适人选。”同时，司徒雷登也看得很清楚：行政院之争的结果由翁坐收渔人之利，一方面意味着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危机并没有真正找到解决的办法，目前的结果只是一时的拖延手段，而翁将发现他本人处于不愉快的地位。
翁文灏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不是他选择了政治，而是政治选择了他，当年的悲剧还在于政治一旦选择了谁，谁的命运都难逃摆布。翁文灏自己也清楚，像他这样没有背景、没有政治派系，只靠蒋个人知遇的人在南京政府中，只能做些具体实在的工作，不可能真正参与中枢决策，即便参与了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最后的结局不是挡箭牌就是替罪羊。这一点何廉在他的回忆录中一语中的：“翁文灏和我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比起圈内集团来，我们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
翁文灏骨子里生成的学者秉性，使他本无意于仕途，在这条道上，他走得可谓处处被动，背离自己的心愿越来越远。出任行政院院长时，他经不起蒋介石的再三恳请，拉不下面子坚辞，只好委屈自己，勉为其难。然而只做了五个多月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恰在这时酿成了他一生的大错。一场导致广大黎民百姓倾家荡产的金圆券改制，以及被蒋介石指派发表反共的“戡乱”宣言，成了翁文灏政治上的污点。金圆券改制失败后，翁文灏内阁提出总辞职。他递上辞呈后，除了到殡仪馆向自杀的陈布雷致祭外，不再到行政院办公，终日在家闭门读书，拒绝见客，即使蒋经国持蒋介石亲笔信登门劝慰也无用了。这场政治上的失足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彻底反思。一九四九年，翁文灏在香港用两千余字，首次叙述了自己历次从政过程，最后他写道：“尝思吾国大局，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为一机会，惜因军阀专政，蹉跎坐误。北伐告成，建立新政权又一机会，复因国民党要员贪污昏乱，自摇政局，以致失败。此时共产党偕民主团体，树立人民政府，实行新民主主义以渐进于社会主义，精神振奋，生活朴实，实为民族前进宏开极大机会。余本身志愿，本非从政之才，更无从政之愿……余原治学术，因对日抗战而勉参中枢，诚意盼于国计民生有所贡献。但迫于环境，实际结果辄违初愿，因此屡求引退，追计从政时期因政界积习相因，动辄得咎，备尝艰苦，且深愧悔……”
一九四九年，在这个最剧烈动荡的大变革时期，风云变幻，各种力量在绞合、斗争，一切显得那么错综复杂，生死攸关，这年正好是翁文灏六十岁。他和蒋介石如两股来自不同河床的江水，此时在人海口终于泾渭分明。程思远在回忆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翁文灏时，记载下了一段珍贵的史料：“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派我去台湾，此行有两项任务，一是与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洽谈释放张学良，一是翁文灏由台返宁，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当时李总统考虑翁文灏做过行政院院长，以阁揆之尊转任总统府幕僚长，未免过于屈就了，可是我与翁先生会晤后，他竟一口答应下来，他说，只要有利于国共和谈，我什么事都愿意做。翁先生对国共和谈一直寄以厚望，他之赞助和谈，实为国家民族计也。及至李宗仁鉴于形格势禁，不签和谈协议，翁先生大失所望，终于五月间辞去总统府秘书长一职，他对人说：“我为和谈而来，也为和谈不成而去，胸怀坦荡，无愧于心。”翁文灏到底是个书生，即使在那个乱世之秋，还不忘给台湾留下一纸辞职书，辞去他在政府中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的一个下午悄然离香港赴法国，朝远离台湾的另一个方向而去。按照他的计划，先在该国避居，然后再择机回国。翁文灏最后终于与蒋介石决裂，是他为蒋介石效力十四年付出的代价。或许在道义上他背叛了蒋介石，心情复杂程度不堪言喻，但在人格的维护上，翁文灏保存了他最后的清名。其实在赴法之前，摆在翁文灏面前有三条路：一条是随蒋介石到台湾，那边已不时催促他尽快赴台北襄理政务，而这时，发生了一件让在港观望的国民党军政大员自危的事，原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军事家杨杰在香港寓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第二条路到美国，那里的诸多科研机构不断向他发出邀请，愿意高薪聘他，请他居留美国，况且他持有外交护照，——但他选择了第三条路。一九五四年翁文灏在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大会发言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冒着危险又相信共产党回到祖国的。”当时为踏上回家的路所历经的坎坷磨难何其深，只是留到后人仅能用三言两语表述大概了。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全面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翁文灏确实有值得书写的一面，他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应是不容置疑的。就是他在为官期间也还有可取之处。他当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曾不畏艰险，时孤身一人时带领同事奔赴各地开展地质、地震、土壤、矿产等勘查工作。搞地质勘查的人，是最不辞劳苦的人。当时交通条件远没有现在这样好，他们手足并用爬过从没有路的路，翁文灏曾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序言中有云：“欲图斯学之进步，亦惟有担斧人山，披荆棘斩榛莽，以求益吾事实上之知识而已。”曾轰动世界的一九二九年在周口店出土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就是在他领导下的北平地质调查所工作人员挖掘出来的。有一回翁文灏去黑龙江穆棱煤矿，身上背个柳条包，装着凿子和岩石标本，从哈尔滨到下城子车站下车后，换上一辆煤矿运煤的空车，空车皮里放一个凳子，堂堂所长就这样坐着运煤的车皮到了穆棱，翁文灏的言行表现了早年那代的知识分子，以事业为重，不计虚名，不讲排场的一种精神，也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致力民生，方成实学，脱离现实，便成空虚”的治学态度。他生有八个子女，家累很重，生活拮据，但从不侵吞公款，虽兼任多职，但只取一份主职工薪而从不领取兼职俸禄。在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时，连汽车也不愿配备，坚持步行上下班，省下经费用在科学研究上，这在当时贪官污吏横行的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我曾几次到过翁文灏的老家宁波城西石塘镇，听当地老人说，翁文灏从不衣锦还乡、车马相随，往往孤身一人，身着长衫在田间阡陌徘徊，没有一点官架子。在国民党内，凡是做过行政院长的人，无不腰缠万贯，而他两袖清风，他的确是丁文江所赞誉的“极清廉而处世平易”的“好人政治”的一个模范。他在国民政府中一直保持独立不群的品格。在翁文灏主管的经济部系统内，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工作人员大多数是埋头技术或潜心学术的知识分子。据说到了一九四五年经济部机关才正式成立区党部。开会时经召集人一再敦请，翁文灏方到会讲话，他第一句话便是：“我这个党员是蒋总裁硬派给我当的。所以很不够格，也没什么话可讲。不过我今天只讲一句话，”说着他把手指向墙上孙中山遗像两边的条幅，“革命尚未成功，这句口头禅已念了多少年了？要念到哪一年才算完？同志仍须努力，你们到底努力了什么？望望总理这两句遗言，心里不感到惭愧吗？”话音未落他便点头退席。当时主管和经营国有工矿企业的资源委员会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能做到廉洁自律，不能不说是翁文灏起了很大的表率作用。许多与翁文灏同时代的人，在回忆翁文灏那段历史时，无形中都把他与那些同僚区分开来。地质学家张渭回忆说，当他还在南京中央大学地质系读书时，当年曾担任过国民党行政院长的翁文灏作为客座教授给他们讲过课，他感触极深的是，翁文灏不是凭着官位，而是凭着渊博的学识和精辟的论述倾倒了所有学生。四十年代，在国民党外交部主持礼宾工作的凌其翰先生在回忆翁文灏时说：“翁文灏学者风度，操英、法语，应答如流，无庸翻译，外宾莫不称道，当时识者评翁文灏是学者从政，不是官僚，我认为这个评语是恰当的。”为抗战，翁文灏可谓付出了巨大代价，不仅他自己放弃学术，而且他的爱子翁心瀚在对日空战中以身殉国。他在复陈布雷吊唁的回函中，曾对老友表露自己不只为小家的内心痛苦：“弟勉办公事，视若处之泰然，实则衷心痛创，非可言喻。吾国空军人员为数较少，死亡频仍，精华垂尽，不特弟一家之苦，实亦可为大局忧也。”
翁文灏在《独立评论》时期，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我的意见不过如此》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翁文灏说自己“原为一个毫无大志的小百姓，家里省吃俭用，只想在自己范围内尽一些力，做一些于自己兴趣相合于社会无害的小工作便算了”，可是“在这种国破家亡的时候，环境及良心都不允许我们在职业工作之外不想别的心思”。思考的结果，他认为“要紧的是认识到认真地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像中国这样积弱、积贫、积愚、积乱的国家，要想赶上发达国家，非但要努力，真还要拼命。”他坚持“只有努力工作，才是履行国民的责任和义务，甚至不管成败利钝，只要将自己该完成的工作完成了，就像义勇军，把他的子弹放完了，就是死在沙场，也算尽了国民的责任。”他甚至非常悲壮地呼吁：“即使中国暂时亡了，我们也要留下一点工作的成绩，叫世界上知道我们尚非绝对的下等民族。”今天读之，令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看到在那场不幸的民族灾难中一批学人铸造的良心和责任。翁文灏六十年的人生岁月，刚好与一场民族危亡连在一起，在这场磨难中，一代知识分子拍案而起，演绎出书生救国的故事。在他们当中，也有像翁文灏这一类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另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也在履行国民的责任和义务。三四十年代的那批学者从政的知识分子，如今大都已作古，留下的是是非非，自有后人评说。但当面对翁文灏，数十年时间已经过去，历史的风雨也渐消散，现在可以说，“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涵盖翁文灏的学术价值，也无法容得下翁文灏的所做所为，当政治上的恩恩怨怨被大浪淘尽，翁文灏留在历史上的开创和贡献，值得后人重新看待。
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