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编的书，为我父亲编的书。
这是一位“中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半个世纪(一九一六——一九五八)思考的结晶。
但早就被遗忘了：父亲被儿女们遗忘了，先驱者被研究者遗忘了。
随着从尘封的报刊里，一篇篇文章发掘出来，父亲的形象由模糊逐渐清晰，先驱者的业绩从陌生中日渐显现，我开始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遗忘”——儿女以仇恨代替对父母本性的爱；研究者将一部分对象人为地拒之门外，这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怪事为什么在本世纪屡见不鲜？同时涌来的是痛心疾首的自责：面对“遗忘”，我应该作怎样的精神的承担？我常常为此惶惑不安，既渴望着出书——如我的一位哥哥所说，这本身即是一种赎罪；却又恐惧于出书——它的每一页都将展示我的被扭曲的灵魂与狭窄的学术眼光，使我无地自容，无论作为人之子或者学者。
书终于出版；我，有足够的勇气正视它吗？有足够的力量思考它吗？
政治家们、历史家们经常出于不同的目的与需要，在各个场合谈论本世纪国共两党分分合合的历史，但却很少有人去关注、理会这分分合合对由于种种原因参与其中或受到牵连的个人与家庭的命运的影响，以及更为深远的心灵的影响。这其实反映了我们的历史观念与历史叙述里的问题：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
而真正埋在历史参与者与波及者们记忆深处的，正是这至今也没有止息的内心的痛苦。最近，因为姐夫的去世，我又多次想起国共两党的分裂在我们家庭的反映：父亲与一个哥哥选择了国民党，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那正是国共二次合作时期)还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常务次长，主持全国农业工作先后达十五年之久；而其余的哥哥姐姐大都是中共党员，二姐、二姐夫和四哥还是老红军、老新四军与地下党员。在作为家庭中的小弟弟、无党无派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我，特别是作为这段历史的研究者的我的立场上看来，这正是反映了国共两党分裂的深刻性：它一直影响到家庭成员内部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选择。而对父兄们的不同选择，我则怀有同样的理解与尊重，同时也认为他们各自都有应该正视与总结的经验教训。但我也要坦白地承认，我对家庭中的几位老共产党员怀有更多的敬意，尽管(或者说是正因为)今天人们对他们当年的选择有着种种的议论。我所敬佩的是，他们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作出独立的选择，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之路的，这在当时是意味着：要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时刻冒着生命的危险，同时也不能获得社会大多数人的理解；更意味着对父兄所选择的道路的一种反叛，而不能不承受中国传统的“无违”为“孝”的道德观念的强大压力。在这个方面，我的共产党员的兄长们是承接了五四传统的：五四伦理变革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根本改变了子女对父辈的依附地位，获得了个人独立选择自己的理想(信念)与人生道路的自由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同一个家庭(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传统的旧式大家族)的成员，在历史的大变动中，各自作出不同的选择，以至在思想、信念上和行动上发生矛盾，有时这种矛盾还会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进步。问题是如何看待与处理这不同的选择。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昔日的统治者变成了流亡者，反叛者成了掌权者。这自然会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命运产生影响。父亲与二哥到了海峡那一岸，身处逆境中仍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努力发展各自的事业，父亲作为农村复兴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对台湾与金门农业的振兴贡献尤大，金门民众为他建有纪念碑。但他们都长期忍受着与家人分离的痛苦，父亲于一九六○年退休，七二年在孤寂中离世。二哥虽于八十年代几度回大陆，也因身心付出太多，而于一九九○年病逝。
而大陆这一边所发生的事，则耐人寻味。
首先是执政者宣布，被赶下台的国民党政府为非法，国民党为反动政党(即所谓“匪党”)——这在当时几乎是顺理成章，并为新政权的立足所必须，但其中却隐藏着一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深远而严重的。以此反观现代历史，国民党的历史(特别是它单独执政时期的历史，例如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年的历史)就成了罪恶的堆砌、黑暗的深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的一切发展都不存在了(仿佛不予承认就是不存在)，中国从上世纪开始的现代化历程也因此而中断了，如果有所成绩与进步也只存在于反叛者这一边。盛行一时的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所有不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目的的努力，例如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所走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文学救国”……的道路，以及相应的贡献，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并且“在客观上是维护国民党政权”的，因而“本质上是反动的”，至少是不可取的。但这却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直到这次为父亲编选文集，我才知道，从本世纪初开始，就有一批自然科学家立志“科技兴农”，称为“农业派”，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兴办农业教育(父亲即是在海峡两岸农学界极有影响的金陵大学蚕桑系的创办人之一)，开展农业科学研究(中国第一个中央农业研究所即为父亲创建)，他们意识到中国农业的全面现代化，必须依靠国家的统一领导，于是有一部分农业专家转而进入国家政权机构，父亲正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在主持全国农业领导工作时，提出了许多有关发展中国农业的战略全局的意见，例如早在三十年代就已提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农业商品化”的道路，必须以农民的实际经济收入的提高作为发展农业的目的，提出农业生产与农业教育、科研、工业、商业、运输、贸易、金融……统筹安排的设想等等。尽管由于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这也是不能忽视与无须掩饰的事实)与其他原因，这些思想未能全面实现，却不应影响其在中国现代农业经济思想史上的独特价值。我们建国后在农业发展中所走的许多弯路，与将这些在探讨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中曾提出过的有价值的思想(设想)一概视为“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思想”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遗产”而拒绝研究，拒绝吸收、借鉴，将其“强迫遗忘”，是直接有关的。今天，大概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了吧。但影响似乎依然存在，比如至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经济、文化、科学、社会的发展仍是有关历史(通史与专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而这些年人们对建国后失误的反省，在某些研究者那里又变成了对国民党统治的理想化，这其实依然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在起作用，尽管看起来好像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何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客观、科学地研究国共两党分别执政时期的历史，仍是当前中国现代史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此相关又有区别的是对自然科学家的研究。这些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研究者，在探讨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时，始终存在一个盲区，即是对自然科学家的忽略与排斥。这或许与前文所说的长期将自然科学家列入“脱离政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范畴有关。在思想深处说不定还没有完全摆脱忽视自然科学的传统观念。其实中国的自然科学家也是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留美学生就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父亲是第一批会员与骨干)，高举起了“科学”的旗帜，这是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自由集合体，他们创办的《科学》杂志是最早实行横排，并使用新式标点的，与成立于其后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相互配合。中国的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同为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既有着共同的目标，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情感、心理)，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又互为补充，相互渗透，忽略任何一方面，都会造成我们的研究视野的极大局限。
建国后的问题并不只于前述历史观、历史评价上的偏颇，而直接引申出对“人”的处理，从而涉及人的命运、家庭关系、人的情感世界与伦理道德。既然“国民党及其政府”是一个罪恶的渊薮，那么，不用说这个党与政府的成员，那怕是最普通的成员，从此背上了卸不掉的罪恶的历史包袱，就是与它有牵连者，也有了罪的嫌疑。甚至我的哥哥姐姐，当年勇敢地作出了与父亲不同选择的革命者，竟在自己的队伍里被视为异己，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气氛中，父亲被宣布为十恶不赦的敌人，就是必然的。据说作为子女的我们，还是“有出路”的，条件就是与反动父亲划清界限。什么叫“划清界限”？就是从灵魂深处，把血肉相连的父亲形象挖去，把最后一点亲情也“遗忘”殆尽，换上一个外加的“反革命”恶魔的身影，从而将爱转化为恨，自动地向父亲泼脏水。这无疑是一种强迫，因为“划不清界限”本身就有划出“人民”的圈子，成为“专政”对象的危险。但还要将强迫变成自愿：制造出种种“理论”，把“划清界限”崇高化，从而在伦理上跨出了极其危险的一步。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子女摆脱了“长者本位”伦理观的约束，从而获得了独立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权利，但鲁迅又再三强调不能因此而否认“人伦”的“天性的爱”，也即“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这是一条“底线”，如果不止于作出不同于父辈的选择，而且进一步视父亲为仇敌，从精神以至肉体上伤害自己的亲人，那就过了“线”。在我看来，即使像某些戏剧中表现的那样，父子之间忠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也不能由一方杀(伤)害另一方，这至少是应该回避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主张，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是因为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的“天性的爱”是“离绝了交换关系与利害关系”的，是绝对的，同样是不能让步的；这是一条人兽之界，过了这条界限，人就不成为人，或者说其内在的兽性被诱发出来，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异化。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可以伤害以至杀害自己的亲身骨肉，那还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不能做呢？这是一个危险的“让步”，一开了头，就由不得自己，按照其自身的逻辑，顺流而下，是会引出十分可怕的结果的。——今日反思及此，想到当年如何急于和父兄“划清界限”，伤害自己的亲人，真的又出了一身“冷汗”！特别是想到长期以来，竟把这类“违背人的天性”的行为美化为“为革命牺牲”、“大义灭亲”(？)，更是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鲁迅早就说过，真正的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更毋论要“灭亲”！这里也是隐含着一种道德、伦理观的，即是“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其实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事都可以干；“崇高”云云，不过是自欺欺人。这样的为一切罪恶(反人性的行为)开路的伦理哲学，竟在我们社会里打着“革命”的旗号风行一时，至今仍有影响。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与深思么？
看来，我们在回顾、总结历史时，最需要追问的，正是长期支配我们行为背后的基本观念(历史观，伦理观，等等)。面对这样的对“前提”的质疑，需要的是正视的勇气、理论的彻底性，而绝不能“遗忘”与回避。
这或许是我编辑《钱天鹤文集》一书的一个最重要的收获。
(《钱天鹤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五月版，30元)
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