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谈论萧公权先生，并不是着重分析他的学术思想，——汪荣祖先生在《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中已经对公权先生的思想进行了完整的介绍。他说：“公权先生的专业是政治思想，学术训练是哲学。”这一概括是极为准确的。我撰写此文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呼唤萧公权学术传统的回归。尽管政治学在当代中国已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我们必须对中国政治学中存在的深层危机进行清醒的估价。政治学中流于肤浅、大而化之的现象如果不得到根治，如果不到历史中寻求支撑，不到哲学中寻找智慧，不到科学中寻求方法，要想使中国的政治学摆脱目前的困境，获得突破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政治学从严复开始，就依靠西方的思想作为自身的养料，现在仍没有摆脱这一格局。严复翻译西方的政治学名著是把政治学服务于他的开启民智和救亡图存这一信仰的。政治学作为致用之学得益于严复，但是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作为一种神圣的学术，特别是中国政治学研究能够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学术认可，则是得益于萧公权。与萧公权先生同时代的政治学家钱端升先生擅长的是西方政治学中的宏观研究，特别是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系统的有着比较规范的研究。钱端升同萧公权一样，都留学美国，他们在清华大学是同事，据萧公权提供的材料来看，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学术上的交往。当时清华大学政治学的阵容颇为壮大和整齐，在萧公权先生到清华之前，在政治学系已有四位教授：浦逖生(政治学、政治思想)、张奚若(西洋政治思想)、钱端升(各国政府)、王化成(国际公法、国际政治)。后来又有陈之迈先生的加盟。在这些受尽西方政治学熏染的学者中，没有几人在学术上能够真正理解萧公权。萧公权曾回忆说：“端升和化成起初对我较为冷淡。我想或者他们觉得一个学哲学的人‘半路出家’，混进政治系教课，不能和‘科班出身’的政治学者一样看待。”以至于张奚若对公权先生的疑忌导致了他在教室公开对学生讲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言外之意，当然是任何人讲授中国政治思想，无异于捕风捉影，大言欺人。在这些昔日政治学学者中，钱端升和萧公权是在学术训练和研究方法以及对政治学之性质和价值的理解上都存在着鲜明的对照的。他们二人与钱穆、冯友兰、陶孟和诸先生与在一九四五年一同应聘到中央训练团高级班(第三期)任教官。公权先生教授“各国政治思想”，端升先生教授“各国政治制度”。期间学员不满意端升先生的讲授，以至于要酝酿罢课，端升先生只好提前结束。公权先生猜想这是因为端升先生在讲各国政制时过多涉及西方的多党制和两党制，而忽视了中国的传统与现实。这一猜测是有道理的。因为钱端升和萧公权对政治和政治学的理解迥然不同，钱端升受西方政治科学熏染太深，有学者称这是钱端升作为一个“政治学家的天真”。相反，萧公权对政治和政治学有一种一般人没有的冷静和沉着。这要得益于他的哲学训练和历史素养。所以，他才能使政治学研究在方法上和视角上超越西方学者的局限，对中国社会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分析。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像吴文藻这样深得西方社会科学之精髓的学者，基本上都在致力于解决如何使社会科学中国化这一问题。在社会学界，费孝通先生是优秀代表。在政治学界，首推萧公权先生。可惜他缔造的这种学术传统在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并没有被发扬光大。
学术研究要具有上乘的质量和可传之后世的价值，特别是要注意保持它的学院特色，必要时还要具有一种特有的高傲和纯粹。如果一直受制于现实的规约，就难免言不由衷，甚至要经受两面人格之冲突的煎熬。由于政治学的人世取向尤为严重，所以很难抵挡住现实的诱惑。政治学成为致用之学只是政治学价值显现的一种方式，这种“技术价值”如果没有思想的支撑，恐怕也是枉然。萧公权认为从事教育，是亦为政。尽管他不乞求做官，但他同样关注救国，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罢了。
时下许多人觉得只有掌握实实在在的权力才算是在“为政”，也许这是既定体制下人之价值得以直接、快速实现的最佳途径。但是一旦具有这样一种心态，就很难经受住权力的侵蚀和腐化。也许，我们从萧公权身上可以找到另外一种为政的方式，那就是身在政治体系之外，但思想却可以穿透这个体系。萧公权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立志不做“官”，专求“学”，并且在一生中不曾放弃这一信念。抗战期间，“从政”的机会一度来临。但他从长考虑之后，决定保持其二十年来的心愿。可见萧公权在权力面前还是犹豫过，但他终究抵挡住了权力的诱惑。他之所以能够在权力面前有着如此稳健的心态，这与公权先生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独特思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思考是萧公权一九一八年——一九二○年在清华修读时的重大收获。首先，萧公权认为当时中国国内政治纷紊，内战频起，必须先求真知，然后才能救国。即“读书应该不忘救国，但救国必先读书”是也。他认为这个看法适用于文人，也适用于现代的军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近代中国面临西力东侵所具有的一种高昂心态，但是匹夫要能尽责，必须首先取得“救国”的知识和技能。仅凭一腔热血，未必有济于事。萧公权的“知识救国论”虽然在当时略显迂腐，但不失为脚踏实地的选择，而且这一选择体现了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文明的积累和素质的提升。其次，萧公权认为古人“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有其真实性，但在现代社会中，“仕”应当广义解释为“服务社会”，不必解释为“投身政治”。政治不是人群生活的全体，政府也不就是国家。“从政”以外尽可以有个人效忠于国家的行动场地。“匹夫”可以对祖国的经济、教育、科学、文艺等工作有所努力而肩负了“兴亡”的责任。(参见《问学谏往录》，第44页)萧公权的这一理解实际上是对中国政治传统的一种极其深刻的质疑。李泽厚曾说过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除了做官之余就是做学问，做学问是做官失意或者不能做官的无奈选择。当然这句话也不完全对，因为像洪秀全这样的没落文人走的是造反之路。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除了政治领域之外，实在是没有能够扬名显亲的场所。萧公权认为在政治领域之外同样存在着许多报效祖国的场所，这一看法显然对中国的政治文明注入了现代的理解。即社会结构并不是沉闷的一元统驭，而是生动的多元并存，唯有如此才能为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提供条件，并使社会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有意思的是这种观点是萧公权先生从孔子那里引发出来的，他说：“一般拼命做官的人不但不为国家解决问题，甚至为国家制造问题。说得不客气一点，他们都是‘亡国大夫’的胚子。孔子说，‘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他称许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他严斥‘子长学干禄’，准许其他门人‘鸣鼓而攻之’。我对于‘仕’的认识，似乎尚不违背圣人之教。”(《问学谏往录》，第45页)由萧公权的这一看法，我们可以想到中国知识分子因为缺乏一种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因而在经过思想的探索之后，往往要追求外在的等级指标来体现其思想和人本身的价值，于是投身实践或者因外在需要而背弃思想，就成为一种时尚。否则就有一种被抛弃、被冷落的感觉。投身实践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这一行动暗含着使独立学术传统遭致中断的可能，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我们今天追忆萧公权的政治学研究传统，是因为这种传统是目前中国政治学界最缺失的，有学者提出中国政治学研究一定要走超越西方、超越中国、超越政治、超越传统的路子，其用心也恰在此处。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出研究政治学一定要远离政治，这样才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这是政治学不同于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要害。如果不明晓政治学的这种属性，政治学要想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国确立下来，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萧公权为中国政治学缔造了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统，他为这一传统的缔造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问学新大陆的六年时间里，他在密苏里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分别完成了硕士论文《多元国家理论》和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他的博士论文一九二六年在伦敦出版，得到了国际政治学界的高度评价。汪荣祖先生认为公权先生能够在抗战胜利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与《政治多元论》一书大有关系。萧公权先生曾亲口对汪荣祖说他独学冥行，不入派阀。实际上这是奠定他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不可替代之地位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萧公权在一九二六年回国之后，先后执教于南开、东北、燕京、清华等校，共十年有余，这段时间是萧公权对中国政治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和完整研究的时期，在清华任教时编印的讲义《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共一千四百多页，为其后来著书立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战期间，萧公权先生退居四川，实践着他从教是亦为政的信仰，在农家居住两年期间，完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巨著。著书立说是萧公权生活的一部分，教书是他的职业，是他谋生的手段，但教书亦是他安身立命、寻求生命真谛的依托。一个学者喜欢教书到如此地步，在现代中国史上并不多见，因为那个时代是充满诱惑的时代，多少人就是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而融入到了权力体系中。可以说，萧公权在大陆教书十年有余，就是在实践着他的教育理念和学术责任。在萧公权看来，学术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他主张的“学术独立”不是学术与社会隔离，与生活脱节。“独立”的意思是：治学者或求学者在治学求学的时候，专心致志去治学求学，而不“胸怀异志”，别有企图。教育功用之一是完成国民的心理发展。因此在求学的青年只可作将来问政的准备，而不应该迳行问政。心理未成年者的早“仕”与生理未成年者的早婚都是有害的。(《问学谏往录》，第192—193页)特别是萧公权先生认为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必须划清。把学校作为政治企图的地盘，把学生当作政治资本，把学术变成政治企图的幌子，在他看来是深恶痛绝的事情。萧公权作为一个学者始终是把自己固定在政治领域之外但又要成为作为政治的“眼睛”，他在五十年代研究中国乡村和康有为，就是要促使人们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更加清醒和理性的认识，摒弃原先的成见和主观的臆断。正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之优势和缺陷有着冷静的看法，因而他的著作中少激情，多理性；少尖刻，多中和。他的性格中多文气，少霸气；多纯真，少复杂。但他的纯真和钱端升的天真迥然不同。而钱端升对西方现代政治科学的缺陷也不如萧公权那样有着较为理性的评价。萧公权认为西方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号称有普及性，实际上也不过是美国学和欧洲学的区域研究。据汪荣祖先生回忆，萧公权对汉学或中国研究在西方的前景，也并不乐观。他认为西方学者由于语言与文化背景的限制，很难真正了解中国，更何况许多标榜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人，虽重视方法却不重视语文的训练，以至于曲解误解，触目皆是。他也洞悉到，年轻一代的中国文史学者，虽然黄肤黑发，国语流利，但对传统学问实甚隔膜，与清儒所谓“读书必先识字”的标准，相去甚远。就“识字”而论，华洋学者之间也许只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差别。公权先生对中国研究的前景如此悲观，自有他的道理。但是他没有看到中国大陆作为中国文化的母体，其中蕴积的能量自不可低估。尽管目前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尽人意，但如果言真正的政治学研究在中国已遭中断，看来还是过于主观。
萧公权先生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四日逝世于美国西雅图寓所，著书立说对于他来讲已化为永恒的过去。他为中国政治的研究缔造了一种非常规范而又冷静的传统，但应该说他还算不上一位思想家，他的研究多中和，少尖刻，可能是因其性格所致，但正是因为这一点，也使其过于偏重综合，而缺少思想的震撼力。所以，在他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中，知识多于思想，分析多于智慧。也许这是对萧公权先生的苛求，不过只要我们清醒地洞悉萧公权学术研究的精华和不足，就能在继承萧公权之学术传统的基础上，达到对萧公权的超越。
(《问学谏往录》，萧公权著，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版，12.00元。)
刘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