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五月号有关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实态的供词之后，六月号《侵略的证言》集中刊登了原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兼企划局长古海忠之的供词，披露了日本政府建立伪满洲国的内幕。作为掌握决策权和执行权的高官，古海对日本政府在三十年代之后试图以扩张移民的方式摆脱国内政治经济困境的做法有非常具体的了解。他写道：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逐年增加，由此人口政策成为朝野人士议论的中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这一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故对外扩张成为日本人口政策极其重要的一环。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就已经设立了“拓务省”，在往巴西、美国输送移民的同时，也把满洲作为重要的移民目标。
日本政府的这一人口政策，使得二战东方战场的战争形态与西方战场很不相同。它不仅表现为日本政府制定的两个所谓“开拓五年计划”，而且表现在为了永久占领中国领土而使用的卑鄙手段上。日本在一九三六年制定了“二十年移民满洲一百万户”的国策，在二十年间输送占满洲总人口数一成的日本贫苦农民，以掌握中国东北的可耕地二千万町(日本土地衡量单位，一町等于十段，等于三千步)。在此前提下于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一年分别制定了两个“五年计划”，分期分批实现这个目标。至战败时，伪满洲国共接纳移民总户数约八万八千户，移民总数二十一万人，开拓义勇队员约一万八千余人，移民用地占有了可耕地约三百二十万町。为此所需经费计十二亿四千万日元，伪满洲国负担八亿七百万，日本负担四亿三千三百万，为达到永久占领的目的，日本还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如禁止移民土地自由买卖确保其由日本移民占有；向满洲输送十六至十八岁的“青年义勇队”，以使其在接受训练后成为关东军的后备力量和军事化的农民。此外还有廉价强行“收购”中国农民的可耕地等一系列的暴力行径。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加紧实行廉价和残暴地使用中国劳工的政策。自一九三八年日本政府通过伪满洲国政权设立民生部劳务司，并设立“满洲劳工协会”之后，日本加紧了剥削中国劳工以满足战争和经济需要的步伐。一九三九年，由华北进入满洲的劳工达一百三十万人；这些劳工被剥夺了人身最起码的自由和权利，从事道路、水利、开垦农田、开矿和产业开发等重劳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强迫从事战时物资的紧急生产，其中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但是，这些剥削与暴行还仅仅是日本对华侵略的一个方面，为了永久地占领中国这个领土广袤的邻国，日本政府还采取了另一个卑鄙的手段，那就是由政府支持的鸦片贩卖和偷运行动。与西方战场德意法西斯的战争方式不同的是，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有组织地输入鸦片，并在热河地区(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建立鸦片生产基地。
古海忠之写道：“为了促使人类乃至民族的身心衰弱甚至衰亡，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允许、维持和助长吸食鸦片，其本质就已经构成了犯罪；而在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采用鸦片政策被作为最常见的必要手段，它经过法律、制度等的粉饰以及合理化，促使被侵略者的衰亡以达到自己的侵略目标，同时亦可达到获得有力的财政收入的次要目的。”
早在一九三三年开始对热河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关东军就已经着手研究鸦片政策的问题。热河被攻陷之前，日军依靠从国外输入和在中国其他地域买入的鸦片开始了所谓的“鸦片专卖”。在一九三三年三月热河省会承德被日军占领后，日军决定将鸦片的栽培限制在热河一地，禁止满洲其他地区栽培。由此，以鸦片栽培贩卖的许可制度和国家的完全收购制度为基本内容的“鸦片专卖法”开始实施。这一专卖法的实行确保了鸦片的买卖权和其利益直接掌握在日本政府手里，在此期间关东军更是试图通过操纵秘密输出鸦片业者来获取暴利。
这一倒行逆施即使在日本军方内部也引起了非议。一九三七年开始陆续出现了禁烟的呼声，关东军不得不与日本政府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禁烟的问题。但是，尽管日本高层对禁烟采取了消极的合作态度，如在旧的专卖组织中加添了禁烟以及治疗鸦片患者的组织，但是禁烟的过程却被设定为十年，换言之，在禁烟的招牌下，鸦片的专卖法仍然照常实行。正如古海忠之所交代的那样，“挂着禁烟招牌的禁烟总局，不仅如数继承了旧专卖署时代的诸般恶行，而且还使得为禁烟而设的戒烟所成为公认的吸烟场所，甚至连登录制度也自行解体了。”
中国人民对于鸦片的义愤，是中国现代史中一个难以无视的现实。古海忠之的交代所揭示的日本政府的鸦片专卖政策，的确是触目惊心的。如何认识鸦片专卖在二战中的作用问题呢？《世界》在同一期里刊登了定居于德国的自由记者<SPS=0540>村太一郎的文章《在映照着侵略的“镜子”里看见什么》，通过对比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的行为方式对这个问题给予了一个说法。他说：“在煤气室内有组织地进行民族大屠杀是德国特有的犯罪。日本军没有以民族虐杀为目的的纯粹的杀人工场。但是正如(古海忠之)的这一史料所证明的，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在实战中的使用，还有鸦片作为国家战略加以利用等情况，在纳粹德意志的战争中没有发生。……依靠煤气室，中华民族是不会灭绝的”。该文还指出：当德国处于进攻苏联的攻势之中时，日本曾经给德国提供了大量的鸦片，而且其后东京的鸦片会议决定并实行了把鸦片政策从中国大陆扩大到整个亚洲占领区。有关这一史实，目前尚未得到揭示，仅仅想像一下当时的实态，就不免使人毛骨悚然。
古海忠之的亲笔供词是一份宝贵的新史料，它为现代史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直接的论据。但是，其实这份新史料勾起来的却是一个老问题，那就是，日本在二战前后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否仅仅是“帝国主义”的行为？
一九四九年，竹内好曾经发表《中国人的抗战意识与日本人的道德意识》，谈到了日本军方默许的贩毒和鸦片非法入境的问题。竹内好指出，在有着高度道德水准的中国人眼里，这场战争被理解为野蛮人的入侵和暂时性征服是必然的。“就一方面而言，战争包含着与每一个国民相关的问题。就是说，它不仅仅是政治的问题，同时也是道德的问题。”日本的独占资本，“至今仍保存着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竹内好在这一行为中追究的不仅是日本军部的责任，同时也追究着日本人“伦理感觉的失落”。贩卖鸦片的日本商人和非法运送鸦片的日本人，之所以对自己的行为不发生道德怀疑，就是因为日本人把一切道德的根源归结到国家那里，而国家又是由天皇象征的。只要得到所谓“爱国”的暗示，日本人做任何事情都可以确信它是“善”的。市民社会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的伦理感觉，在日本的资本主义体制中不仅没有得到培养，反倒进一步退化了。“国民的素质决定着其对法西斯的向背”，竹内好严厉地在战后追问着每一个日本人的道德责任，并因此提出了一个沉痛的问题，日本的战争真的仅仅是所谓帝国主义的侵略吗？它难道不更具有前资本主义的野蛮性格吗？！
不能不说，时隔半个世纪，日本知识界对于战争的讨论不仅没有达到当年竹内好的水平，相反，由于战争的当事人纷纷辞世，讨论竟然要从确认战争的基本史实开始。“自由主义史观”的鼓噪压低了这一讨论的起点，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战争问题不断被旧事重提，又不断从零开始地进行讨论，却是历史的安排。战后半个世纪里，日本遇到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其实都与战争问题或明或暗地相关，日本人对战争的暧昧态度，隐藏着复杂的历史感觉。就此而言，假如我们不打算把战争仅仅作为非常时期的例外事件来处理，那么，仅仅在日本甚至在日中的框架中讨论是不够的，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战争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才能被揭示出来。
刊海远眺
孙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