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对这种兼叙兼议的散文风格(又有人称之为“百科全书小说”)的操作，在《古都》这部中篇里达到了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但《古都》的真正动人之处，又并不完全来自这种反讽性的、自我拆解的叙述策略。在这里，朱天心整个的语调是抒情性的，笔法是内省询问式的，目光则是忧郁型的；在“中年怀旧”这一大情感结构下，在在表现的是弥天的悲情，流露的是对集体的和个人的历史失忆症的恐惧。缘起于一场对当代日益陌生的台北的铭心刻骨式凭吊，这篇关于无名的“你”的叙述，以缝合个人心理创痛为目的，但同时致力于开拓深远的历史想像空间，并且毅然把我们引入了一个庞大错综的都市潜意识区：这正是朱天心近期决心以人类学家的姿态“重新探险台北城市”的原始动机和归宿，也是小说《古都》的感染力和美学及认知价值所在。
在进一步解读《古都》及其政治潜意识之前，我想提及一下我读朱天心时一个挥之不去的感觉，那就是她与大陆作家王安忆有很多可媲美之处，尤其是与王安忆近年以《长恨歌》为代表作的一系列“伤心的故事”(包括《香港的情与爱》，《乌托邦诗篇》和《伤心太平洋》等)分担着极其相似的历史忧郁感。甚至在叙事的自我意识和反讽机制这一层面上，朱天心的《威尼斯之死》(一九九二年)和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一九九○年)这两个中篇也都表现出令人惊叹的遥相呼应。
如果在纵深的历史谱系上，阅读朱天心及其姐姐朱天文的文字时离不开回眸将苍凉凄美视为永恒的张爱玲，那么在一个横向的历史联结上，朱天心和王安忆也许都在书写一个不再年轻、不复有激情的时代；中年人那种日渐压抑下来的对向往的向往，以及对现实孤绝的叩问，成为这两位几乎同龄的作家共同的叙事视角和抒情起因。她们同样以一种兼叙兼议的笔触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当代城市(台北和上海)同样成为她们探索历史和记忆的一大场景，甚至连她们的创作历程，都可以说有某种相互映照的由简而繁的同步变奏。而朱天心王安忆各自的关怀角度和叙述对象之间的差异，则无疑给我们这个时代与其历史脉络提供了一个很贴切的注释。在当代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之间，尤其是两岸各自的城市文学之间，实在是很有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可能和必要。相对与常常沦为大而无当、或者不关痛痒的中西比较文学而言，就同一种语言的两种文学形态进行历史的对比参照，在我看来是大有可为的一项学术事业。
不过这话扯得有些远了，希望以下结尾处能再收回来。这篇以读《古都》为主的文章并不可能将朱天心和王安忆做一番系统的比较，但贯穿两位作家近期作品的忧郁意识和哀悼之情，揭示的也许是她们共同分享的历史情境，是她们对历史经验与记忆极其相似的探寻和挪用。
朱天心所悉心探寻的是台北这座见证了荷兰殖民者、明清朝廷、日人半个世纪的占领、国民党统治、直至解严后新党政争的饱经沧桑的历史名城；同时她也以极其私密、喃喃耳语式的内心对白反照出一个都市人眼中密密麻麻、层层迭迭的生存空间，一个不断引起伤痛、激起想像和回忆的现代大都会。主人公“你”显然是一位来自中产阶层的抑郁的中年女性，置身在当代台北纷繁诡谲的街头风景里，她深深觉得二十年的扩建拆迁改变了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使她觉得一如流离失所的外乡人，也使她不得不追抚灿烂的青少年往事，几近绝望地仰天叩问：“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而日益高涨的本土化情绪和造势，更使得寡言的她“从不停止的老有远意、老想远行、远走高飞”。
正在此刻，她青少年时代亲密无间的好朋友A从大洋彼岸的美国一纸传真，直如起死回生，并约她到日本京都相会。“老想远行”的主人公便怀了重温昔日少年纯情的意愿，在一个凛冽的冬日，只身来到她曾多次探访的古城京都；当她又站回到四条大桥上时，一种如归的亲切油然而起，竟使她觉得“仿佛从未离开过”。也即从这一刻开始，小说宛如娓娓私语的亲密叙述中穿插进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同名长篇小说《古都》的片断。仿佛随着主人公时断时续、按图所骥似地对照着今日的京都阅读川端康成，她有意无意间找到了把自己的经历和记忆整理爬梳一遍的情致和语调，历史的京都和眼前的京都仿佛毫无<SPS=0413>格的重合，更反衬出台北的眼花缭乱、怪力乱神。将这段关于一对孪生姐妹千重子和苗子的故事直接插入小说叙事中，不仅让主人公与A的情感渊源有了一番重叠写照的迷离，也给主人公在京都的盘桓平添了一层想像深度。
在幽静冷寂的京都街头彳亍流连，主人公刻意体会营造的是凭吊故物旧迹的怀古之情。迟迟不舍离开之间，她回想起“那政争惨烈丑陋的海岛”，骤然意识到“你真不想回去呀”。尽管如此，尽管眼前的京都因为川端康成的故事而显得寓意深远，她却不能不时刻想起那座使她迷失，使她伤心，但支配了她全部生命的城市。京都与台北的时空错置只能使主人公更加完整动情地追忆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村落、街道、幼稚园、电影院。同样的时空张力，使她在回想自己情感生活的场景之外，也感受到大的历史画面的笼罩。从清朝到日治，从外来政权到新统治者，无一不曾装扮拥有台北，无一不在建设的同时留下废墟和断裂。“当有一日你路过你们的绿色城墙，发现天啊那些百年茄冬又因为理直气壮的开路理由一夕不见，你忽然大恸如同丧了好友”。
由朱天心呼唤出来的主人公“你”，以个体化的文学语言和意象，表达出当代诗人、评论家林耀德极富洞察力的“都市废墟本质论”。在林耀德看来，“历史的幽魂并没有显灵在重建的台北之上，因为台北不是盖在废墟上的新城，却更像是盖在废墟上的废墟。城市的扩张取代了城市的其他意义。”在台北，正如当代所有急速现代化的大都市，“伟大的废墟循环系统已经预定好如何铲除我们的明天”。在《古都》里，对这断壁残垣的都市废墟的考古，却正如朱天心所立志要做的，是通过对“庞大复杂的潜意识区”的探险而完成的。这样一个原始动机，很明确地被书写进了小说叙述里，那就是插入文本中的一段典型的描写他境(heterotopia)的弗洛伊德引文。
紧接着这段引文，小说为主人公，也为我们，设置了一个标准的“心理分析家的靠椅”：
有一种天气是你喜欢的，草木鲜烈，天空蔚蓝，阳光眩目，而你恰巧在空调凉飕飕的室内、车内或咖啡馆或临窗的屋里，便容易让人失去现实感，以为外面也是如此的气温，冷，再加上反差极大的光影，就以为自己置身在某个你想去或曾经去过的国度。
这个记忆与想像的幻境只在你“失去现实感”的时刻方才出现，亦即只有在心理分析意义上的“超自我”被暂时悬置的时刻，才敞开它讳莫如深的门户，并且让你觉得温馨可感。而当代台北使女主人公最感压抑之处，正在于体验这个幻境的机会和条件越来越珍贵稀少，也就是现实的挤压越来越不可逃避。“除了平日不得不的生活动线之外，你变得不愿意乱跑，害怕发现类似整排百年茄冬不见的事，害怕发现一年到头住满了麻雀和绿绣眼的三十尺高的老槭树一夕不见……你再也不愿意走过那些陌生的街巷道，如此，你能走的路愈来愈少了”。这是一个无处不在扩建、无处不在消失的城市，一个不断制造奇迹的同时也制造废墟的消费文明。
至此，我们也许会恍然悟得这篇作品后面周密的匠心运思。小说的叙述结构，复制的是心理分析家面对患者／主体的诱发式叙谈缕述，目的是要通过唤起记忆，引起自由联想，从而辨认出受压抑的欲望，甚至企望进入那一片不定无形的潜意识区。因此小说一开始，便以I.V.Foscarini一段关于“我”对于“你”的依恋的引文，以及对于“你”的记忆的召唤式询问(“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暗示出你我的难分难解，也确立了小说探求主体构成、挖掘心理深度这样一个基本主题。这里一贯到底的“你”实在是平空唤出，是读者自身，是对所有面对并进入这篇作品的你我她的寻呼启发；而《古都》的意义，正在于提供了一个“想像的倾听者”，用耐心而同情的沉默来帮助开拓和释放读者共有的潜意识区。因此整篇作品试图编织的是潜意识的文本，是书写一份心理分析意义上的“个案研究”，记录的是通过谈话而逐渐浮现的“你”的自我意识。因为抑郁而失声无言的“你”是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小说叙述过程所营造的自我意识，是被叙述被塑造的开放型主体。
散见于《古都》里的互不连贯的引文，其实是对这部小说本身结构的进一步注释。除了川端康成的《古都》伴随着主人公(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叙述、被唤起的主体”)在京都的滞留，除了后半部分中反复引申、主题音乐式渐行渐强的《桃花源记》，小说还庞杂地援引了包括历代文献、殖民记载、地方县志，以及劳伦斯、梭罗、莱特和弗洛斯特等作家笔下的文字。这一系列引文无疑是用来刻意标识出《古都》后面庞大复杂的“文本潜意识”，同时也很贴切地镜照、提示出小说中另一盘根错节的引文系列，那就是对街道地名的旁征博引，形成了“铺覆街道舆图的那许多拨弄着记忆错乱的名词”(骆以军语)。
由不同的时代和政体前前后后积存下来，而且绝大多数已经蜕变为空洞的名词符号的街名地名，仿佛一个个从“都市潜意识”的深处冉冉升上来的气泡，在台北的上空漂浮萦绕不去。或者我们也可以用弗洛伊德曾使用过的一个概念来描述这类浮游不定的符号，那就是紊乱无序的“记忆遗迹”(memory－trace)。储藏在潜意识区的记忆遗迹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条理的，而《古都》所要做的，正是通过条分缕析这一堆记忆错乱、所指迷失的名词，从而使得庞大复杂的都市潜意识有可能依次浮现，并且逐渐变得清晰可辨。这也正是心理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和信念。
一旦意识到那漂浮的记忆错乱的名词其实是在不连贯地拼写或者搅乱着记忆的内容，回忆本身也就愈加明确地成为无可奈何的凭吊，正像都市潜意识所承载的，最终必然归结为“盖在废墟上的废墟”以及被掩埋其间的憧憬与情欲。随着一个属于过往的“悲情城市”渐渐浮现在记忆的甬道里，眼前日新月异的都市则相应地变得遥远而无法辨认；而“一个陌生的城市，何须特别叫人珍视、爱惜、维护、认同……”？至此，对潜意识区的探险和书写，在叙述过程中水到渠成地变为对压抑过程，或者说遗忘机制的质疑和谴责。
在这个层面上，与其探究《古都》中“艾略特《荒原》式的怀旧哀伤与对台北都会符号漂游的恋字癖、恋物癖形成自我分裂”(骆以军语)，不如面对并承认这一层怀旧情绪里包含的批判意识。例如在省市长大选后的次日，主人公独自来到“萧条的昔日儿童乐园前”，无意中发现了草丛中的一块石碑，上刻：太古巢旧址。这一段认指清朝遗迹的碑文，触发一段历史叙事，更给她带来有如此惊心动魄的启迪：
你望望身旁并肩在读碑文的陈维英老鬼魂，说不出一句话。像是一则各种年老民族必定会有的那类寓言，你们曾经不具任何知识、历史知识，与它愉悦自然的相处过活，待有一天你具备了解它的知识，并略觉愧疚的重新善待它(虽然你以往对它也倾心相待)，但它再也不一样了，与过往不一样了，这，难道又只是人或民族必定会有的中年怀旧？……你带着哀悼的心情走避，死去的，当然包括你的一部分。
正是在这样一个“你与更多的老年枫香都将加入陈维英队伍”的时代，在这个“独独不提过往，过往很像那些被移植或砍掉的茄冬和枫香”的城市，主人公直觉得自己是“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由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桃花源外”的想像空间，而主人公也就在A失约后空空如也地飞回台北，并将错就错地扮成日本游客，拿了旧式日人地图，鬼使神差地在理应属于自己的城市里寻找先她而死的过往。
这里我们的视角和关注不再集中在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幸福桃源中人，那一片理应是鸡犬相闻、阡陌交通的田园景色，也一换而成凶险凌乱、高架往复的都市风景。对孤独的迷路人的主体意识的体会和认同，取代了对世外桃源的想像。所谓“桃花源外”空间，不单是指乌托邦竟成反乌托邦，憧憬竟成梦魇，同时也承认“忘路之远近”的捕鱼人不再因为“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场景及外观而惊异、而寻觅、而进入幻境。“桃花源外”是迷失的渔人在一片太平景像中痛感自己家园的遥远，是渔人面对操不同语言的桃花源居民深觉恐慌，最终是参差的历史记忆对历史终结完满论的挑破：“这是哪里？……，你放声大哭”。
这场“放声大哭”，来自走投无路的历史亡灵，杂糅了潜意识上升到意识层面时迫使主体所体验的误认、震惊和绝望。朱天心所要探险的都市潜意识，终于在此刻爆发出来，以“他／她者的语言”的形式，宣告了当代都市文明的贫乏与症结所在。至此，朱天心所完成的，不啻是对台北古都潜意识的多层次书写，也是中文现代城市文学中极富创新意义的一部力作。《古都》一书中所收的其他篇目也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力求进入都市潜意识(例如通过咖啡馆的变迁《威尼斯之死》，嗅觉所储藏的记忆《匈牙利之水》，身份与身份证的关系《拉曼查志士》等等)，与朱天文一九九○年结集出版的《世纪末的华丽》有诸多美学与意识形态上的共鸣之处，(在《威尼斯之死》中，作为小说家的叙述者直接引述《世纪末的华丽》，称其为“我近年看过最恐怖的作品”。)不同的评论家早已指出朱天文在《世纪末的华丽》中是以与颓废的当代都市并行不悖的感官语言来描写城市外壳，《古都》这部中篇却直接以都市空间及其废墟场景作为潜意识的形式和内容，用反复涂写、引申的叙述文本，纵深的历史扫描来复印当代台北的政治文化潜意识。
对于朱天心都市小说的这一现实政治文化层面，台湾暨南大学的黄锦树先生有极为精彩的评议。“都市化——持续的、不可避免的都市化让本土论述奉为命根的台湾性也在世界化的过程中被抽离、分割，而失去了物质基础”，而朱天心的“老灵魂”们对H常城市生活表象之下废墟的挖掘，正是要在一个全息般深深浅浅的记忆空间里，把任何关于正统身份、政治创伤的神话消解还原为神话，因此她“唱反调式的叙事结构势必让她遭受本土论者的意识形态挞伐”。
对本土论神话的超越，辩证地帮助朱天心达到了再现现代都市文明的一个新高度。当黄凡和林耀德在八十年代末期预言“都市文学业已跃居八十年代台湾文学的主流，并将在九十年代持续其充满宏伟感的霸业”时，他们所展望的正是都市文学在形式意义上的恢宏多姿，因为都市文学的发达，往往要以意义的纯洁和形式的直率为代价为牺牲。又因为都市的意义恰恰是对桃花源的否定，所以都市文学必然是摆脱了桃花源情结的，属于“桃花源外”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朱天心和王安忆成为真正的同时代作家，也就是说她们同属于二十世纪晚期以悲天悯人的“废墟意识”来对现代社会重新观照、重新发掘的时代，她们又都在各类历史大说之后找到了“日常生活”这个尽管残损、却无法超越的经验方式和内容。后者一九九五年完成的《长恨歌》，以大上海半个世纪的历史图景为衬托，极其细腻地追述一个平凡都市女人的情感史，从而凸现出被历史大说所遮蔽包裹的日常生活以及最终无法逃避的生老病死。在小说的最后一刻，当昔日的上海小姐王琦瑶颇具荒谬色彩地死于非命，叙述者告诉我们那是八十年代末某一个春日的深夜，万籁俱寂，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有鸽子看见了。这是四十年前的鸽群的子息，它们一代一代的永不中断，繁衍至今，什么都尽收眼底……它们盘旋空中，从不远去，是在向这老城市致哀。新楼林立之间，这些老弄堂真好像一艘沉船，海水退去，露出残骸。
当我们把朱天心和王安忆关于城市的作品放在一起阅读时，尽管都浸透着对旧都的哀悼悲情，尽管都有一种摆脱了青春期之后的宽怀和细密，我们却不难辨认出各自的历史渊源和思考维度来。这里我既无意将两位作家排一番名次优劣，也不可能就台湾和大陆当代文学进行任何系统的对比，我们所能看到的，却是作为一种主观情绪或者心理状态的“忧郁感”，在朱天心和王安忆那里都转化为探寻历史的原动力，转化为释放想像的诗意语言，虽然历史本身往往并不能帮助她们从忧郁中解脱。
一旦了解到《古都》所触及的种种令人焦灼的话题、情怀、事件和变迁，这部作品本身所包含的地缘和历史的张力也就更加富于深意。唯有从京都一座平静安详的Doutor咖啡馆来只身遥想“政争惨烈丑陋的海岛”，唯有在记忆的版图上把台北这座“废墟上的废墟”一层一层地剥离，也唯有以外来人的身份来痛哭这没有了历史记忆的桃花源，文中被叙述的主体才真正一点一滴地流露出她和台北互为主体、互为文本、爱恨交织的依托关系。对废墟古都的发掘，不仅仅是为了悼亡而悼亡，为了怀旧而怀旧，更是为了在未来的集体潜意识里，写进芜杂、残破的历史断层和积淀。“属于女儿的时代，她会记得的，或她会为它的不在而惊恸的，会是什么？会是什么印在她的心版上？”
如果女儿在主人公的生活中可以使冥冥的未来日趋接近而且真实得可怕，那么丈夫则代表了使人无法再感觉亲切熟悉的现实，是无可挽回的情感离异。结婚二十年的丈夫，显然在高涨的本土意识里找到了新的激情，甚至性欲。“你看到他与周遭几万张模糊但表情一致的群众的脸，随着聚光灯下的演说者一阵呼喊一阵鼓掌，陌生极了……当晚，你丈夫亢奋未歇的积极向你，用异于平常的动作和节奏，你被拨弄着，黑里仍然不肯掉眼泪”。
在你我肃然有别的认同政治里写进性别，写进暗夜里的性事；在一切以“政治正确”为准则的年代，写进游戏态度，写进野史轶事，这是《古都》叙述策略中积极、现实的方面；对台北幽灵极度忧郁的询唤，对深层古都充满矛盾心理的书写描图，却是以“否定性的辩证法”来拥抱未来，是对未来台湾的记忆遗迹的坚韧开发和积累。唯其如此，当主人公迷失在桃花源外的淡水河畔，惊恐之中不由放声大哭之际，一个遥远而庄重的超越主体“我”缓缓升起，并把读者带向一个广博深厚的历史观照空间：
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实式凭之。
至此，《古都》方才完成了对开篇引文中藉Foscarini之口所表达的幽婉的思念情怀(“没有你，亲爱的，我孤独难耐”)的说明和充实。至此，“你”的记忆，遥想中的古都，俯瞰下美丽的台湾岛终于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意义锁链，也就成为未来任何、所有的“我”必须依托把握的书写契机。
一九九八年五月，芝加哥
《古都》，朱天心著，台北麦田出版，一九九七年版
唐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