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列昂尼德·斯托洛维奇(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二日)在文章开头说：“原以为绝对不可动摇的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已经以始料不及的速度崩溃了。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已抛弃了它。但抛弃它的毕竟占多数。就是那位Г.A.久加诺夫哲学博士本人如果在八十年代初也会因为他滑向社会民主党、对宗教和对一些修正主义持调和态度而遭到严厉的谴责。”
尽管伟大的哲人斯宾诺莎曾说过：“哲学家既不应哭，也不应笑，他唯一应做的就是思考。”但苏联哲学史却表明：事情并非完全如此。“最富创造性思考的苏联哲学家往往要强作欢颜，以免去哭”，这就是为什么在苏联各个时期，在哲学界都有各种“哲学笑话”流传的原因。
例如在五十年代初，在列宁格勒大学流传一则笑话：一位哲学副教授在回答数学系学生的问题“莱布尼茨是什么人”时说：“我对唯心主义者不感兴趣。”人们在嘲笑“这类”人时说他们靠“引文”活着。那时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什么是思想？思想就是两个引文之间的最短间距。”还有一个说法：“什么人是幸福的人？幸福的人就是只写引文的人。”人们对李森科这类“科学骗子”报以辛辣的讽刺：“生下的孩子如果像自己的父母，那他就是按唯心主义遗传学家的方法生出来的；如果那孩子像他们的邻人，那他就是按李森科学说生下来的，因为按照李森科学说——环境起决定性作用”。
战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哲学家，四十——五十年代他们在大学里学习，在“解冻”时期开始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他们相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体现在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学说中，他们试图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对强加给社会的那些意识形态说教持嘲讽态度，他们曾用各种形式(如哲学所的“墙报”——由古雷加、伊里因科夫等编写，每一期都成为当时哲学界广为“传颂”的“新闻”)表达了他们的“思想”。
“人人都懂什么是唯物主义，但却硬要装出不懂的样子；尽管谁都不懂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但所有人都要装出已经懂了的样子”。
关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
“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有什么不同？”
“唯心主义者相信灵魂不死，而唯物主义者则相信死后可以复生。”
有人问：“亚当和夏娃是什么人？”
回答说：“他俩当然是苏联人。他俩整日赤身裸体，两个人分一个苹果，认为自己正生活在天堂里，并确信有这种可能的只能是苏联人。”
基督与马克思在另一个世界相会。
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问基督道：“为什么你的反科学学说已经存在了将近两千年，而我的科学理论一百五十年后却在崩溃？”
基督答曰：“你的主要错误在于你把自己的天堂展示给人看了。”
人们问“亚美尼亚广播电台”：“共产主义是科学还是艺术？”
回答说：“当然是艺术。如果它是科学，它最初就应该用狗做实验。”
有人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
回答说：“在资本主义‘人与人是狼’，而在社会主义，‘人与人是狼同志’。”
另一种回答是：“在资本主义是人剥削人，而在社会主义，刚好相反。”
“在苏联是否可以存在两党制？”
“不，不可能。因为我们养不起！”
“能否在亚美尼亚建成共产主义？”
“不，不能。赫鲁晓夫同志说了：‘共产主义不在山那边。’”
“能否在埃里温建成共产主义？”
“可以，然而最好是在梯比利斯。”
“能否在瑞士建成共产主义？”
“可以，但不需要。”
“能否在巴黎建成共产主义？”
“可以，但太可惜了。”
有一则笑话说：复活了的马克思，在看了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后说：“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列宁在看了苏联实现了的那种社会主义后说：“我准备重返瑞士，以便一切从头做起。”
A.古雷加在哲学所的一期“墙报”上发表了他写的“讽刺小品”，题为《黑格尔与我们(一位学术旅游者的日记摘抄)》：
“一月九日：早晨收到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我可以以学术旅游者身份去澳大利亚参加果戈理会议。与纽莎商量，决定去：因为新大衣上要装的袋鼠皮领，只有在那里才能买到。于是开始构思报告，题为：《果戈理与我们》(从最新有关神秘心理现象角度看《死魂灵》)。
“二月九日：原来会议不是关于果戈理，而是关于黑格尔，不是在澳大利亚，而是在奥地利举行。管它呢，反正去定了。报告的题目改为《黑格尔与我们》。(果戈理与黑格尔，澳大利亚与奥地利，在俄文里，字形极为相近，最容易相互混淆——译者注)
“五月九日：两天没记日记：各种杂七杂八的事，集合开会，讲注意事项。此刻我们已在维也纳。我住的是单人间，有淋浴和浴盆。到街上的百货公司去逛了一下，买了一个挖鼻孔用的机器(虽然很贵，但却是需要之物，我国现在还不产这东西)和一卷高级手纸。还剩下两个先令，这点钱够买一张星期日的报纸，付存衣费或入厕费。
“T.H.(某个人名字的缩写——译者注)‘老赶得很’，竟把浴盆当成马桶了，他把胃吃坏了，弄得上吐下泄。不得不向打扫房间的妇女道歉。对这个老头得原谅他：因为他是头一次到国外出差，而工作人员又没有把像国外的盥洗室如何使用这类注意事项讲清楚。
“代表团里‘没学位的成员’表现尚可，尽管违反纪律的情况也还是有的。不准进行的交往(不管是团内的还是团外的)没发生。四种泄密(国家的、军事的、政治的和职业的)的情况，尚未发现。
“五月十日：一整夜都在修改报告。报告的题目现在改为《我们与黑格尔》，重点在于强调现代性。几天来的会，由于听不懂而感到十分枯燥。发言者用外文，没有同声翻译。‘没学位的人’边听边使劲地记唯心主义者的发言。本想制止他们，后来决定让他们记下去，将来在进行批判时也许用得着。H.E.为存在主义者的发言鼓掌。在吃早餐时，她说了一句：‘傻瓜！’如果她指的是A.C.，那她是对的，如果她指的是我，那我将认为她这是泄漏国家机密。
“五月十一日：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在会议上做报告。一早才知，给我只有十分钟。我只好把报告压掉五分之四。把所有有关黑格尔的部分都删掉，只谈我自己和我们代表团的成员。报告的题目改成《我们》，以便紧扣题目。有些俄文名字很难翻译。那次在米兰开会，一切都简单多了：翻译站在我身后，手持话筒照稿子念，而我则只站在那里张嘴闭嘴就行了。在这里则不行，会议室太小，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我读的是用俄文字母拼写的德文稿。听众反映挺好，又是笑，又是鼓掌，说是都懂了。没提什么问题。只是会后在走廊里有人问：听说在俄国的大学里禁止教哲学。对这种诽谤，进行了驳斥。
“五月十四日：我们将离开这里。我们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宣读的报告共九篇，大会发言共二人，即兴插话共三次，提问题的共一人，达成学术联系共二十四项。
“最后，上了一次厕所，付了两个先令。并没有给人带来什么好感。然而，毕竟感到了轻松：不必再去细想外币用在哪儿才更恰当。”
刊海远眺
林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