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理性概念乃是一种历诸万世而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适合于所有人类的理性概念，它假定存在各种非历史的合理证明标准。而且它证明，各种不同的和无法相容的合理证明标准，尤其是有关道德的合理证明标准，似乎都能获得理性个体的忠诚。结果是，各种不同的和相互对立的观点之信奉者——休谟论者、康德论者、功利论者、契约论者和持其他观点者——之间的冲突始终无法消解。
其次，我以为，这些分歧起源于从中世纪到现代世界的转换过程中人们对一种旧式道德传统的全盘否定，而对于这一旧式道德传统来说，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概念和人类善概念乃是核心的。当浸透着这一概念的目的论世界观业已失去人们的信任时，原本统一的道德图式也就分崩离析了。因之便出现了各种有关诸义务、权利、善、美德和法律之间关系的替代性观点，而作为现代性之根本特征的道德多元论也应运而生。这种多元论和无法消解的分歧品格的持续存在，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各相互竞争的观点都固执于自己的合理证明标准，我们又如何在它们相互对立和相互冲突的主张之间作出裁定？每一种立场的执着者都能够为他们自己的观点辩护，并对其对手的观点作出他们认为是决定性的反击，但各方又都只是诉求于自己的标准，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看起来并没有任何可以调和这些分歧的中立标准。
在这一点上，各派都极容易走向相对主义的结论。但如若这样，那就未免太天真幼稚了。在我一九八八年出版的第二部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我考察了几种相互对立的欧洲式正义解释之间的争论，在这些正义解释中，每一种解释都是从其探究传统内部发展出来的，也都通过诉求于从该特殊传统内部开出的合理证明标准来证明自身。在该书中，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种传统可以合理地表明它自己的正义解释优于另一种传统的正义解释，但不是诉诸于某种独立于传统之外的中立标准，而是通过展示一种向其他传统学习、并理解它自身迄今为止的解释所存在的不充分性或错误这一优越能力，来证明这一点的，这种优越性是按照它自己的标准来判断的，也是以其他对立传统所提供的方式来达成的。
所以，从各对立传统的遭遇史来看，每一种传统都能突显其解决各种难题、消解各种困难和学习如何进一步从其对手的批评中显示它能够提供迄今为止有关这样或那样的课题之最佳解释的能力。在一九九○年发表的《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中，我通过考察三种重要的欧洲探究传统的历史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论点。
我把这三种探究观中的第一种称为“百科全书派”，因为其经典原理是由十八、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那些伟大的百科全书派学者所成就的。这些百科全书派学者声称，他们记载的是一部人类进步史。而他们实际所记载的，却是从一九一四年以前技术先进、经济发达的欧美社会之宰制性立场来看的那种进步史。问题不是其它的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或伊斯兰世界的文明——被他们忽略了，而是他们在对这些文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便从一种片面的和歪曲的欧洲中心论观点出发，来对这些文明评头品足。因此，我汇集于“百科全书派”这一标题下的诸种探究传统，也是西方帝国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第二种探究传统由尼采开创，新近则由福柯继续发扬光大，运用谱系学的方法来削弱百科全书派作家们的基础性假设。此探究传统以两种方式质疑百科全书派学者的合理证明概念，削弱后者的基础性假设。通过研究这一概念最初如何产生，然后又如何在历史中传递——因之冠以“谱系学”之名——它揭示出各种合理证明的主张在百科全书派的样式中获得了多大的发展，又在多大程度上因权力意志的吁求而被掩盖了起来。而且它清楚地表明，那种一直被表述为理性立场的东西本身，事实上无外乎一种问题透视视角，而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其他视角加以透视。但是，在试图为这些主张提供一种理性证明的时候，谱系学家却陷入了一种吊诡。他们似乎处于既在削弱他们对手的立场、也在削弱着他们自己的立场的危险中。而且，为了充分应付这一危险，他们在自己的探究传统内并不能找到合适的、他们所需要的资源。
所以，问题便再一次产生：从一种特殊的理性探究传统内部来看，既要认识到自身传统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又要为申言自己在合理性上优于它所遭遇的和将要遭遇的其他探究传统寻找根据，这如何可能？正是它为回答这一问题所提供的资源，使得托马斯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成为了这样一个传统：在该传统内部，百科全书派和谱系学的各种相互对立的主张都可以得到最好的评价。因为托马斯主义的历史——即：从阿奎那在十三世纪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解释，到十九世纪托马斯主义者开始的与现代哲学的系统对话——已经在它回应可能来自其他观点的最强劲的论证时，为它提供了建设性地和创造性地重述其自身立场的方式。而在《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一书中，我最重要的目的始终是想表明，百科全书派立场的主张者和那些为谱系学立场辩护的人的各种主张，都能够从托马斯主义的立场出发获得最充分的理解和评价，因为托马斯主义的立场认识到了一种合理探究传统观念的重要性。
我的论证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功，当由我的读者判断。而他们将作出怎样的判断，关键又取决于他们由之作出判断的立场。就我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学会从尽可能丰富多样的立场出发，来作出判断和批评。而在这些判断和批评中，最为重要的将是从我的中国读者的立场出发所作出的判断和批评。因为在漫长的中国哲学史上，各相互对立的探究传统之间的历次遭遇，已经为多种富有启发的论证和争论提供了语境。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西方哲学内部各种各样相互竞争的哲学流派代表与中国哲学内部各种观点的代表之间的哲学对话，以便我们能够互相学习。没有这样一种互相学习，哲学探究的真正进步将会受到严重阻碍。
一九九八年三月，于美国北卡罗莱纳，杜汉姆，杜克大学。
(《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万俊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