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死，本是极限处境，如果又是代大匠斫，便提出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如果人的生命是天所与，非人所与，则同等受与生命，同等受与那无根柢而飘忽短暂生命的人，谁有权利，有真正的理由杀人？故杀人之事，没有悲壮，只有悲凉。
水浒剧对原本中种种相砍记录的诠释，便凸显出这悲凉，乃至形成主调。由追求“好看”，已提升到追寻一种意义。
当王婆与潘金莲按着原定程序给大郎服下毒药，复在他痛极死挣之时用棉被蒙上他的头，并用身体压下去，在自己的手里感觉他的生命由死挣而渐微，由渐微而离去，最后二人退下来，揭开棉被，看到大郎的惨极之状，在这一刹那，两个女人脸上写出一种异样的恐怖。这是震撼人心的一刹那。那是一种超越了此时的，对于亲手毁坏受之于天的生命神圣性的悚惧。也只是一刹那之间。接着，西门庆进来，两个女人便回到了现实。后来，武松杀死男女二人为兄报仇的一幕，由于前此已经铺写了女人追求生命快乐的权利，便在颇大程度上撤掉传统道德的英雄气概，而化为歧义的极限处境。
当宋江喊出“不是来杀人的！”而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方腊谋和；当童贯凭着卑怯嗜血性格而乐于表演屠杀俘虏，宋江陡然跪在他面前哀号“大人！不能再杀了！”；当武松在疆场上迫于处境而奋战杀戮之后坚持遁入空门；当宋江、吴用等人在战胜之后的横尸遍野的沙场上垂首默默巡视——当此之时，展现在观众视野中的不是战胜者的扬耀，而是悲怆与疑惑。除开孙二娘制造人肉包子的黑色幽默或诗之游戏而外，在“人杀人”的叙述方面，大抵带有一种歧义与悲凉之感。
此种调子，具有现代性，与“替天行道”或“忠君报国”的传统观念并不一致。如果天之道可以由人来代行，或君主乃是受命于天之道，则必有一个前提，便是天之道显而不隐，人可以确切地知道天道的内容或意图。如此，则司杀的权利可以受之于天，而有绝对的合法性。在这里没有歧义可言。无论在草莽的替天行道，抑或在朝廷的忠君之道，皆是一个道，同一本原。如此，则梁山豪杰与朝廷之间所理解的“义”，应是同一个“义”，渊自天道，本无不同。此种义，其理论根据便是可确知的道，“不远人”之道，“不可须臾离”之道，“率性”之道，“知性”则知之道。也就是“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那个理，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位也者，上下贵贱之别也。秉乎此理，梁山兄弟与朝廷之间本应没有本质的冲突，唯一矛盾只是奸佞在朝，仁政难施而已。梁山所为，无非是清君侧，待招安而已。在心的深处，梁山兄弟应是忠臣，一开始便已经在心里受了招安，所谓好的归宿，便是心甘情愿地践其上下贵贱之位而已。
如此解法，固然不失为一种阅读，然而也就无法解释“聚义”与“忠义”之分，宋江与兄弟的分歧，乃至宋江行为本身的歧义、聚义之义，原不是忠君之义，上下贵贱有别之义，而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之义，“兼相爱交相利”之义，“视弟子与臣若其身”之义，“断指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之义。秉乎此义的兄弟，近乎墨者之侠，而远乎儒者之臣，在本性上不受招安。而又终于受招安。聚义之义，退缩为兄弟之义，而屈服于忠义之义。然而毕竟是莫大的压抑。故而有诸如林冲之死，李逵之躁，武松之走，阮氏之狂。梁山兄弟中间，本有歧义。宋江内心，亦有歧义，故而有其种种的踌躇与悲凉。
受招安难，不受亦难，忠于君难，忠兄亦难，除奸佞难，不除亦难，杀敌固难，不杀亦难，生亦难，死亦难，不生不死亦难。这便是生存的两难处境。如果将这种两难(ambiguitas)凸现到悲剧的程度，便显示出一种现代性和超越性。因为这种调子与传统的“替天行道”“忠君报国”之类的观念皆不相关，却稍稍近于希腊悲剧的命运观，现代的歧义，或超越的道。人的一切努力，终归皆属徒然，原本有着悲剧感。人的生存，本身充满歧义，没有本质的真，只有无止无休的提问与抉择。在“代大匠斫必自伤”的命题里面，已经蕴含天道不可知不可代的涵义，也就封闭了替天行道，或为受命于天的君主报效的可能。道隐无名，不可致诘，维恍维惚，玄之又玄，不可能率性而知，也就不可能为“替天行道”或“上下贵贱之别”找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绝对理据。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一切责任，责无旁贷。“替天”“代大匠”之类的托辞，已被根本封闭。一切人皆有着同等的生命，同等的权利，同等的理由。一切的生杀予夺，一切的对人的生命的处理，一切的权利权势，皆变得十分可疑，皆可以究问，皆可以探讨，皆可以审查。这是现代的歧义。
在传统民间文学的现代诠释中，不仅读出儒道墨的渊源，而且读出现代的歧义，这已经逸出关于影视的评论或评价，而入于阅读方式的谈论了。《水浒》的原本之视野极狭，较之《红楼梦》逊色多矣。今人的阅读可以超越古人。莫里哀说得好：古人是古人，我们是我们。
(Les anciens sont les anciens，mais nous sommes les gents de mainte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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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