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晚年在其自述家世的《寒柳堂记梦》中曾特意指出，他的父亲散原老人，在袁世凯当年意图利用宪政实现篡权图谋之际，窥破袁氏用心，力主缓办，而非一般地反对宪政。为此，陈寅恪特援引江西巡抚吴重熹的电文，该电谓“素好维新之陈主政，亦以为立宪可缓办。”这是陈先生在即将诀别人世之际，将义宁陈氏一门的政治立场普告天下后世，理应得到研究者的尊重。
而钱文在前面引述了陈寅恪的这一说法，然后指出“俗流谓散原反对立宪殆由于此。”而后面却又说：“散原……尤不值(似为误排，应为‘直’)民权与宪政之说，认为二说都不适合中国。”在笔者看来，这后面的断语不仅与前文语义<SPS=0413>格，而且过于轻率了。就钱文所引的两篇文献而言，我们不但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反而恰恰提供了反证。
在近代中国思想与政治的格局内，散原之可贵，正在于他是能够由旧人新的人物。钱文曾揭示陈三立对于传统“崇本抑末”之说的深恶痛绝，他的思想之不同于旧式的士大夫，于此可见一斑。但三立思想之超前远不止此。在清季思想界的人物中，最为他所心仪的殆为严复。《散原精舍文集》在行文中屡屡称“严先生”而不名。而严复，如所周知，正是在近代中国最早传播宪政与民权思想的先驱。
钱文认为陈三立指宪政之说为“削足适履”，所引文献证据为《祭于晦若侍郎文》。陈三立此文为四六文体，文词简约，因而对文意尤不能不细加辨析。依据上下文，其实不难判断出，这里所谓“削足适履”云云，其实与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中所强调的实为一事，即散原反对的是僭主袁世凯对于宪政的利用，而非一般地反对宪政。而这位于晦若侍郎正与散原抱持同一立场，故被他引为同道。文章的批判锋芒所向，正是当时对袁氏希意承旨的文人如张謇、郑孝胥之流。他们悖离了宪政中所蕴含的价值立场，以之作为附会袁氏窃国野心的工具，即削宪政之足，以适袁氏之履，因为紧接后文就说“大猾乘之，遂覆神器”。所谓“大猾”，明指僭主袁世凯。
钱文认为陈三立反对民权的文献证据，是散原为吴樵所写的《清故光禄寺署正吴君墓表》一文。钱文在引文中删去了关键的最后一句“则君风昔所持论，又乌得尽非而终不以为然邪？”但即便如此，细心的读者仍不难看出，陈三立在这里尽管不赞成在时机未到时的“骤行”民权，更反对当时的顽固派对民权的“痛拒极诋”。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实现民权的最佳时机呢？散原以为，庚子事变之后，“民权之说转当萌芽其间并渐维君权之蔽”。这里何尝有丝毫反对民权的意思呢？相反，陈三立认为，本世纪初年，应是大兴民权，实现“天人相应”的最佳时机。因为唯有民权兴起，才能“维君权之蔽”。不如此，则不足以应“穷无复之之大势”。在他看来，君主专制政治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因此高度赞扬吴樵的民权之论，斥责那些反对民权的顽固派：“乌得尽非而终不以为然邪！”对于散原老人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今人尽可以进行批评，但不能强人就我，加以曲解。
如果我们进一步根据上下文寻绎文义，不难看出，散原这里讲的其实并非抽象意义上的民权，而恰恰正是以限制君权卫护民权为鹄的之宪政，即他所谓“民权之制”。十六十七世纪(即散原所称“千五六百年”)，由于英国王权急剧扩张，滥施苛政，践踏法律，导致贵族与平民联手，要求限制君权而保护民权。一六二八年国会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一六七九年又进一步通过《权利法案》，以渐进途径实现了对民权的宪法保护，从而最终奠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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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