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1期
文化祭
作者：刘 玥
礼法
提到礼法，人们总会先想到封建的三纲五常，以及鲁迅关于礼教吃人的一系列描写。其实中国社会在先秦时是相当自由和开放的，男女之间也不存在太多的伦常限制。这从《诗经》里可以找到证明。不仅如此，即使是在兵戎相见的战场上，各方将领也遵循诸如不杀二毛(即不杀老人)，不重伤(即不攻击负伤者)，不鼓不成列等等，很讲人性。战国时“礼乐涣散”，中国社会才有了下坡的颓势。到了汉代，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促成了儒家与权力的结盟，从此学校制度成为科举的附属，儒家思想教条化，用一个比喻，就是“把绳子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而“孔孟之道未尝一日行于世间”。
我想谈的是孝与忠。孔子哲学是基于亲子血缘关系的哲学，其核心就是孝与忠。这一理念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愚忠愚孝的故事也是车载斗量，当然再也无法博得人们的好感。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孝、忠很快成了封建的代名词，被众人的口水淹没。
再也没有孝道来限制世人了。因此这个时代的孝子孝女成了稀世珍宝。在任意一个搜索引擎上输入“不孝”二字，立即会显示出数以万计的条目：长春不孝儿打骂老母十余年；生前不上门，死后争遗产；九旬老人状告不孝儿女；不孝儿女难坏病弱老汉；儿女不孝无人赡养，灰心七旬翁搭车欲跳黄河；儿女不孝病父轻生；儿女不孝，老太自尽……割股侍亲的故事我们还记忆犹新，转眼却来了徐力弑母。愚孝与不孝，到底哪个更可怕?
不要说孝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它曾经是法律，是审察人才的标准。在古代，“不孝罪”是适用重刑、不得赦免的重罪。子孙控告、谩骂、诅咒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世，子孙分居另住，自蓄财物；有能力供养父母、祖父母而不供养或供养不足；服丧期间嫁娶或作乐去丧服，知道祖父母、父母死亡不表示哀悼都构成“不孝罪”。因此旧时别说弃父弃母，就是对父母稍有不敬的事都是鲜有的。而如今，刑法中增设“不孝罪”条款的建议却遭到重重阻挠。悲夫!
忠是另一个过时的名词。现代社会再也没有谁忠于谁的义务。忠心耿耿的只剩下狗了。大多数人的生存目标就是把自己的中国国籍变成外国国籍，美国的，日本的，甚至伊拉克的都行，只要不是中国的。是谁傻兮兮地说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忠在封建时代背景下确实是朝廷用来维护统治的工具，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对整个民族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它曾使中华民族在大敌当前时产生前所未有的凝聚力，把人心拧成了一股绳——不，是筑成了第二座万里长城!为什么只要求“热爱祖国”呢?应该把“热爱”改成更直接、更具穿透性和强制性的字眼：“忠于”。忠于是热爱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毋庸置疑的最热烈的爱。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我们心灵的归宿。忠诚作为一种不朽的品格永远都有它的历史意义，也永远不应该被历史尘封。
中国人似乎已被西方文化洗脑了。我们无一例外地遵循着西方人的生活模式。韩有韩服，日有和服，可中国连旗袍都消踪匿迹了。我们土木结构的住宅正在被一排排地拆除，每一片瓦碎裂都像一个朝代訇然倾倒。我们嘴里嚼着汉堡，开着外国人发明制造的车在盘古开辟的土地上乱跑。我们竖起巍峨的烟囱，拿女娲娘娘修葺好的天空开刀。电影把皮影戏淘汰，钢琴的和弦把古筝的颤音抹消。女人把头发染得金黄，男人把胡子剃个精光。
我们的祖先有一天见到我们，定会斜睨着眼睛问：“你们是洋人吧?”
我不是倡言守旧。我只是想在所有人都唯新是骛的时候，斗胆告诉大家一个简单得无以复加的道理：我们不能抛弃那些民族和历史在我们血液里根植的基因性质的东西；它们曾经是，现在和将来也应该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并将永远是我们生命的根柢。
(指导教师 丁国君)
◎附：成文缘起◎
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与文字结缘，却还记得相逢一刹那的刻骨铭心。在白纸黑字铺就的路上慢慢地走，一路上看，开始发现，书里一个世界，书外一个世界，只隔着一张纸，却有那么大的不同。
许多夜晚，在灯下，在梦里，我一遍遍触摸那些沉淀着时光的方块字，就如同触动了一行行沉寂已久的记忆。它们美好，却太原始，太古老，在时间的磨蚀下逐渐风化，然后脆弱得不堪一击。
读得多了，便开始思考：难道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文化被所谓“现代”所同化?难道我们就这样被埋葬在速生偶像与快餐文化充斥的现实里?难道我们就这样任由传统文化颠覆，被历史的车轮碾作轻尘一遁无形?
一点对于传统的领悟与反思，于是有了这篇文字。
编辑点评
在当今物欲横流、人性浮躁的时代，一位高中学生能透过云遮雾障清醒地反思当前的文化现状，在观照历史文明中发出让世人警醒的睿智思考，无异于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文章以其敏锐的思维触角、丰厚的文化底蕴、凝练的文字表达，展示了青年学子对传统文明沦落的忧思，同时也让人感受到一代青年日趋成熟的颖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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