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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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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邓一群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运气竟然就会这么好：他留在省城了，而且是分配在省机械工业厅。他的很多同学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羡慕得不得了，因为谁都知道省机械工业厅是个非常好的单位，除了有权，还非常有钱。它的管辖范围覆盖全省所有的机械行业。省机械工业厅不在省政府的大院里面(邓一群后来了解到，最早机械工业厅也在里面，一幢灰旧的三层小楼，还是几十年前国民党时期留下的旧建筑。三年前，机械工业厅自己拿钱重新盖了现在的新楼，自然比省委、省政府的办公大楼气派多了)，而且是在繁华的长江路的路口：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二十二层的时代大厦，银灰色的玻璃墙面，在这个城市里通体闪亮，就像市中心立着的一面巨大的立体镜面，或者说是一柱水晶，非常豪华。
这是一幢新建筑，也是市里为数不多的高屋建筑之一，刚开始建造的时候还是市内的标志性建筑。这就是省机械工业厅的实力展示。厅里的领导也一直以它为自豪。十二层以上是行政办公的地方，十二层以下则是由厅里成立的公司承办的商场和三星级宾馆客房。全面经商。全国几乎所有的有权和没权的单位都在想方设法办经济实体，连人事厅、组织部、计划生育委员会和监狱管理局这样的单位也都纷纷办起了实体。这是一股潮流。很多人都下海捞钱了，我们为什么不捞，难道就这样守穷？机关正是守着一个好发财的地方啊，为什么不利用？国家机关的干部们坐不住了，他们也要捞，既然大家都在捞，有权有势的部门不捞不是傻透了么？办起来的公司赚来的钱，就是自己的小金库，机关里的福利就全靠它了。而机械工业厅办起来的这些三产，足令省委和政府所属的其他部委办局眼红不已。他们都说老李有办法。老李就是指机械工业厅的厅长李润南。
邓一群就是通过李润南的关系进来的。邓一群当然并不认识李润南，而是虞秘书长给李润南打了电话。
命运就是这样完全逆转了，就像一个行走在钢丝上的杂技演员，在你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突然来了个漂亮的翻身动作。真是绝处逢生啊！邓一群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种努力瞬间就产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取决于他的努力。而这样的努力是多么的可耻。但是，谁又能知道他的可耻呢？在他春风得意的成功下，那只是一块小小的伤痛。
他努力忘掉那样的伤痛。
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这还是权力的魔力。
邓一群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权力的巨大作用。
9
邓一群后来总会时不时地想起那个暑假，想起他所经历的一切。
在那个炎热的校园里，他就像一只傍晚时分飞回树林里的疲惫的鸟儿，四处寻找自己的窝巢，却发现根本找不着。王芳芳就那样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让他一下子懵了。他就像一只正在发情的母鸡被人用布带子蒙住了眼睛，然后把脑袋摁到了水里，呛得喘不过气来，完全失去了方向感。直接的结果是他发现人根本不可信。他那几天痛苦得要命，有好几次他真想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天从师大陈小青那个宿舍回来，很晚才回到自己的宿舍。他没有吃晚饭。什么也不想吃。他躺在床上出汗。那种炎热让他产生了虚脱的感觉。王芳芳在他心里一下子变得可恶得不得了，简直就是天下最坏的女孩——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找到第二个比她更恶毒的了。现在看来她表面上的那种单纯和天真完全是假的，她简直庸俗得要命，并且还是个险恶的阴谋家。他们曾经那样信誓旦旦，好得就像是一个人。他那时候完全把心都交给她的，以为他们毕业回去后一待年龄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就可以结婚，但她却突然一声招呼不打就走了。她分回到市里的海城师范，以为就同他拉开了距离。她骨子里那种市侩是多么严重啊！大学的高等教育，并没有使她高尚起来，她他妈甚至比他们村里的那个村长更庸俗，道理很简单：村长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充其量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而她王芳芳却是个大学本科生。
陈小青远比她好，作为年轻女性，出身优越，却那么有同情心。邓一群那个晚上睡不着，他躺在床上盯着电灯泡发愣。他看到了很多小虫子从外面的纱窗钻了进来，然后飞向灯泡，一次一次地靠近它，撞击它。有一些后来就烫死了。从虫子，他想到了自己。他后来从床上坐起来，看到了床头墙壁上有一只黑黑的插座。插座外壳已经坏了，那是他和另一个同学有次不小心用桌子撞坏的，现在裸露出了两片铜。过去他小心自己不用触到它。但他现在不怕了。一切看起来那样简单，他只要把手指伸过去，也许他就可以轻易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不会有痛苦，只有片刻的功夫。一切都可以完结，那样一切也都可以不复存在，欢乐和痛苦全没有了……他盯着那两片铜，颜色由于时间的缘故而显得有些深。没有什么好怕的，既然活着是这样痛苦，他想。他把一只手指伸向了那两片铜。他已经触到黑色的塑料外壳……王芳芳听到这样的消息有什么感觉呢？她骗了他，背叛了他，她在良心的深处应该感到深深的自责。那天晚上，他们差一点就做了，他已经把她的裤子都脱了呀。如果做了，他是否在心理上就要好受一些呢？在送她回去的路上，她一直不肯说话，现在才知道原来她是有心思的。问题当然并不在于他是否把她搞了，他在心里想，问题在于她背叛了他，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也是个道德问题。即使他赢得了她处女的贞操，而在事实上，她又背叛了他，那么他的取得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不能让她好受，不能让她就这样轻易地背叛他。我要叫她也尝受一点痛苦。他想。邓一群放弃了那样的念头。
他决定要搏一搏，改变自己的命运。既然已然是如一个濒死的士兵，那么再去挺胸迎接一颗子弹又有什么呢？然而，那天当他第一次来到省政府大门前，却被那高大而威严的门廊所震慑。在大门的两侧站立着两个笔直地身穿绿色制服的士兵，他们腰里佩着手枪，立正、敬礼，盘查着每一个进出的行人。正常来来往往的都是一些高级小轿车。从大门口往里面望去，那里面都是楼房，显得非常庄重而神秘。我能够进去吗？他在心里问自己。不能。他在心里又这样肯定地回答了自己。即使他能进去，就一定能够找到他那位同乡吗？关于那个地位高贵的老乡，他从来也没有见过他，而且他的年龄足可以做他的父辈，可以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他会理睬他吗？也许他会把他当做一个上访的群众，让警卫士兵轰出去。
在那个门口，他就这样怀着胆怯的心情徘徊。直到他发现有一个士兵在注意他，他才赶紧决定溜走。他就像一个小偷，或者说像是一个农民工，在向省政府的大门里进行窥视。他带着一种无比懊丧的心情离开了，心情极其的糟糕。他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呢？在乡下的时候，他甚至连乡政府的大门也没有踏进去过。在他的眼里，那些部门都是非常神圣而威严的地方。至于他，只是一个普通学生。他没有相应的身份和资格。在汽车里，火辣辣的空气让他感觉自己要熔化掉了。这个城市，阳光格外的烤人。他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他感觉自己一定挺不过这个夏天。这个夏天让他特别的失败。他没有了一切。没有了王芳芳。回到宿舍的时候，他感觉更是紧张和恐怖：宿舍里空空荡荡。别人都走了，只有他还留在这里，不知所措。这个样子下去他能得到什么样的下场？下场一定很糟糕。他不敢认真去想。然而如果让他就这样服从命运，回到那个县里，他又实在不情愿。他宁愿就这样粉碎掉，也不愿去接受那样的安排。他要赌一赌。
可是他又实在没有胆量。他过去所能见到的最大的官也就是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后来叫村民小组长和村支书)，还有就是中学里的校长与大学里的系主任，连大学校长都没有见过。真的，四年的大学生活，他只是远远地见过一次校长，而那个校长准确的说还不是官，至少是他自己不认为是个官，他更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学者。像政府秘书长这样的干部，他过去想也不敢想。但是，如果他不去试一试，等待他的结果只会是一个。躺在宿舍里的床，感受着暑热的煎熬，翻来覆去地彻夜难眠。怎么办呢？是死，还是活，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脑海里反复回响着哈姆莱特这句著名的台词。他想：我是多么的不幸啊！我的不幸并不比哈姆莱特更糟糕。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安娜·卡列尼娜》开头就是这样说的。我的不幸和哈姆莱特的不幸是不同的，但痛苦的感受却是相同的。他想。我没有任何靠山和后台，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去奋斗得到。别人帮不了我。我只有勇敢地一人去面对现实。
在经历了好几个不眠之夜后，他第二次又来到了省政府的大门口。然而像第一次一样，看看省政府的大门，再看看自己瘦弱的身材和那副学生打扮，他再次失去了信心。他终究不敢走近那神秘的所在。
一次一次地去，一次一次地失去信心和勇气。他真的要把自己折磨疯了。他变得格外的绝望而疯狂。日子在一天天地流逝，就在这样的延宕里，痛苦和焦虑也一天天地加深。一个下午，他碰见了他的一位任课老师，他对他的滞留感到格外不解和困惑，他说他再这样下去，一定很不好，劝他抓紧时间回去报到。邓一群灰心透了。他感到自己可能真的完了。当他第七次来到那个大门的时候，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那颗心简直就要蹦到了嗓子眼。他紧张极了。门前的士兵拦住了他，详细地盘问他，好像他并不是个学生，而是一个流窜犯。他把学生证掏出来给那个年轻的士兵看，并且把自己所有的衣兜都翻了个底朝天，让他看，好证明自己没有携带任何危险的凶器(他以为他是要看他是否藏有凶器，天啦，多年后他回忆起来感觉自己真的无知极了，也可笑极了)。他可怜巴巴的样子终于让士兵相信他的话(他说他是找一位老乡)，放了他进去。省政府院子的宽大让他吃惊不小，进了大门是一条宽阔的水泥大道，而两边都是些粗矮但却茂盛的法国梧桐树。那里面有很多办公楼，他却不知道他那个身居高位的老乡在哪一幢楼里办公。汗水早已把他的汗衫湿透了，并且由于多日来未洗，在他的背上画了一幅浅白和深色相间的地图形状。他盲目地转了一圈，经过很多办公楼，他都没有敢进去问。他甚至有点后悔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这样的神圣和威严，很可能他最后的结果是碰得鼻青脸肿。
邓一群最终鼓起了勇气：他看见一个推着清洁车的老头。
“请问……老师傅，哪一幢是办公厅大楼？”
那老头四面看了一下，看了看他，指着后面的一幢很不起眼的小红楼说，那里就是省长们办公的地方。问他找谁，邓一群说是找虞秘书长。老头没有再问，闷着头走了。
巨大的恐惧和威严。这是一个权力中心。除了他，老家里的人谁能走进这样的院子？乡里的书记乡长也未必就能，但是，现在他进来了。邓一群越是往前走，那颗心在胸膛里跳得越是厉害。一种巨大的恐惧慑住了他，但它却又刺激他往前走。在小红楼的值班室里，他再次被人揪住，询问他找谁。紧张使他都说不出话来。他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了半天才使那个值班人员听懂，他要找政府虞秘书长。那个人问他和虞秘书长是什么关系，他紧张地说是老乡，后来又赶紧说是亲戚。这样说的时候他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个戴着红袖章的值班人员很可能把他送到公安局去。但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犯法。那个人在听了他半天的陈述后，告诉他说，虞秘书长已经离休了，在家里。邓一群听了就木然了。半天，他才想起问一声，那么他家现在住什么地方？那个人告诉他，住在西康路，好像是34号。
跟他那个短暂的爱情一样，又一个希望如肥皂泡，顷刻破灭了。邓一群往回走的时候，感到自己都走不动了。回到了宿舍里，他躺了两天什么也没有吃，第三天他在书桌上的小圆镜里看到自己的脸就像是一个鬼，非常丑陋。头发长长的乱披在脸上，一双眼睛浑浊无神，脸色苍白，而那只薄薄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而且被内火烧得起了硬皮，像一层粥汤在上面留下的痕迹，嘴角还有不少血痂。
必须去找，也许还有一点希望。他退下来之后可能更好说话。他再没有权力也比他这样一个穷学生的影响要大得多。邓一群这样想了，就决定这样去再试一次。他收拾好自己，就向西康路进发。
西康路与南方大学也只隔了两三条路，不远。整条西康路都安静得很，除了一些很少的出租车经过那里，其他车辆根本不让进去，就像省政府的大院一样。这里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高官们的一些私宅。现在也都还是那些三四层小楼，新建筑很少。沿路是长长的围墙。围墙里面都是常绿的树木。在西康路口，邓一群找到一个水果摊 ，在摊前买了两只大西瓜，抱在了怀里。他那个样子看上去多少有点滑稽。他走一步嘴里数着号，26，28，30，30之1，30之2，32，34！
34号是个不算大的院子，里面绿树成荫，一幢三层小楼，白色的。院子有个小铁门。他站在那里很久，四周安静极了，什么声音也没有。路的两头也都没有行人，炎热的小道两边只有茂盛的树木。这里简直不像是在市里，如此静谧。他胆怯地敲起门来。油漆斑驳的铁门发出的响声，有点吓人。然而敲了半天也没有动静。事实上，他是在很小心地敲门。他不敢大声地敲。他没有任何大声敲门的正当理由。内心里，他还是非常胆怯的。在那种小心中，他看见铁门上方原来还有个红色的按钮。他想那一定是门铃。他摁了一下，又摁了一下。等待的时间很短，然而他的心理感觉却很长。他听到里面有声音传出来，“来啦，来啦——”接着，门就被打开了。他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探出头，用陌生的眼神打量他，问：“你找谁？”他不知道这个姑娘是什么人，紧张地说：“我、我……找虞秘书长，他在、在不在家？”那个姑娘问：“你从哪里来的呀？”他说：“我跟他是老乡。”姑娘就打开了门，说：“进来吧。”他就捧着那两只西瓜进去了。
两层小楼，看上去很破旧。院子里很空，长满了树木，草地上杂乱无章，里面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红的和白的花。邓一群心里有点失望，同时，多日来那种紧张的心情也稍稍有些缓解。心想：这样大的干部不过住着这样的房子，也太寒碜了。穿过院子，他随姑娘上了楼，楼道里不甚明亮，踩得刷着红漆的一级级木地板咚咚作响。上到二楼，姑娘把他领进一间房，叫他坐下。那个房间很大，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两排旧沙发和一只茶几，还有一台旧电视机。木地板看上去倒很新，看来是新刷的油漆。他抱着那两只西瓜不知道怎么办，看了一下房里，似乎没有什么地方好放。他只好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脚下。
他听到隔壁传来的拖鞋声，他就紧张地站起来。接着他就看见一位老者走了进来。他想他就应该是那位秘书长了。他感到喉咙发干，像有一把盐在里面一样烧灼。心里本已消失的严重紧张，又回来了。这次的紧张是由于他感到自己的冒昧而带来的。他有点不知道如何表示，居然弯腰向他鞠了一躬，说：“虞老。”虞老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说：“坐吧坐吧。”声音哑哑的，是个公鸭嗓子。
邓一群把半个屁股小心地搁在椅子的一角。虞老随手打开了房间里的吊扇，房间里立即就有了嗡嗡旋转的风声。他坐在靠近茶几的一张藤椅上。藤椅发出一阵吱吱哎哎的声音。他的头发全都花白了，身体臃肿，眼皮严重肿胀。他呷了一口茶，嗓子沙哑，问：“你说你是从老家来的？”邓一群不知说什么好，他支支吾吾地说：“嗯，我、我现在在南方大学读书，已经毕业了。”虞老问：“你是哪个村的呀？”邓一群说：“前墩村。”虞老“噢”了一声，说：“那地方还好吧？”邓一群说：“就、就那样。”虞老说：“这些年农民的日子应该好过了，好过多了，分了田，家家户户粮食多得没有地方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这几年，农村的变化是巨大的。农民吃饭问题解决了，问题就简单多了。‘民以食为天’。现在涌现了不少万元户，都是农村的。”先前的那个姑娘进来，给邓一群倒了一杯水。虞老对她说：“小花，厨房里有凉白开的。”她答应了一声就出去了。虞老说：“你姓什么？”邓一群说：“姓邓。”虞老问：“邓平生是你什么人？”邓一群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想必是他过去的一位相识。他老实说：“……我、我不认识。没有、有关系。”虞老“噢”了一声，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邓一群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是个农民，已经去世好些年了。”虞老听了就又“唔”了一声。
那天他对虞老说了自己的想法，说想留在省城，虞老半天没有吭声，好久，才说：“现在是很困难的。还是回到县里比较好。当前的政策是毕业生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我过一阵子帮你问问看，尽量让你放回到县里一个适合的部门。”
邓一群不知道，在虞老这个一辈子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老人眼里，像他这样嘴唇上胡子还没有长硬实的毛头小青年，实在是见得多了，而提出这样的要求过于简单而冒失，近于无礼。要解决他的问题，对于他来说，并不算是难事，关键是他对这个年轻人还没有产生热情。
10
邓一群分配在计划处，对他来说，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他真正成了一个城里人，一个生活、工作在省城里的人。从一个贫穷的乡村到作为大城市的省城，这中间的距离有多大？那是根本不用说的。
在计划处，邓一群要做的就是根据各种数据制订全省的机械工业计划，和各种表格打交道。与他过去所学的专业相比，完全没有共通的地方。但他毫无怨言，是的，学习是手段，而并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不再生活在农村做一个农民，而是在考上大学后，成为一个干部，一个城里人。就这样，他一步一步达到并接近了自己心中的目标。考上了大学，如今，也留在了城里。
为了能够留在城里，邓一群内心蒙受了很大屈辱。这种屈辱是不为人知的，只有自己在孤独时才能深刻地感受到。在那个暑期里，他一次次地往那个地位尊贵的老乡家里跑。离休后的虞秘书长显然对他已经有点不悦——他已经答应向县里打招呼了，然而看邓一群却并不怎么相信他。虞秘书长觉得自己是个曾经一诺千金的人，但却受到了一个毛头无知小伙子的侮辱。离休以后，他希望有人来不断的求他，尊重他，抬举他，使他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他内心里还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他也的确还有些影响。像邓一群这样的事，对他而言，也是举手之劳，但他却受不了邓一群这样的死缠烂打。邓一群也很清楚他在干什么，但他更清楚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他在时间上经不起拖延。他只能这样。有一次，虞秘书长甚至很不耐烦地对他说：“你先回到县里去，合适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县里安排好你。年轻人不接受锻炼怎么行？”
邓一群知道，要是他听话回去了，也许根本就不会变。校园里的毕业生差不多都走光了，而他的焦虑也日甚一日。夜里他躺在床上，头脑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想法：不管如何，我一定要求他，留在这里。如果需要他付出什么，他一定不惜一切，甚至是尊严。他一个穷学生，又有什么尊严好讲呢？他发现，每次去，他那种穷巴巴的学生模样，已经越来越引起了虞秘书长老伴的同情。虞老的老伴看上去很年轻，也很有风度，看得出她在过去很漂亮。邓一群后来听他家的那个叫田小花的外地小保姆说，这个老伴是虞老后娶的。虞老的老伴三年前已经去世了，现在这个过去是省京剧团的青衣。虞老的儿女们都参加工作了，而且还大多在外地。后来的这个老伴也姓邓。邓一群就叫她阿姨。
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班主任找到他，问他怎么办，要求他必须在下个星期立即回到县里去，否则他将来有可能连一个接收的单位也没有，落个一切皆空。那一刻邓一群真是绝望极了，他像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上天，高不可测，而四周却是漆黑一片。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他再次来到虞秘书长家里。在这位前政府秘书长家里，他想起自己的家境，想起自己的爱情，想到自己这些日子来的奔波，内心一难受，忽然就忍不住流出泪来，他说求虞秘书长帮忙，到一个新单位后，他一定会努力工作，好好表现。当时那个样子一定可怜极了。多少年后，邓一群已经再也没有勇气去回想那一幕了，或者说他已经深以为耻了。但那一刻，他顾不得了，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知道，他只有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可怜和无助，才有望得到虞秘书长的帮助。那泪流得特别的真诚。他是在为自己的前途流泪。家里那样的穷，供他读完了四年的大学，他绝不能回到县里的一个什么工厂去。当时的场面多少有点动人。老虞叹了口气，他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小老乡，已经成了他生活里的一种负担。秘书长内心里越来越感到不悦：许多学生都可以回去，为什么他就不能回去？不公的现象肯定是有的，但他后来可以努力嘛！
望着他那位老同乡前政府秘书长那张严肃的老脸，邓一群感到身上直冒冷汗。屋里静极了。他感到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老人的手里。看起来是这样的可笑。作为一个小人物，是需要怎样地依赖别人。邓一群在那一刻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在那一刻，他真想立刻跪在这位大领导面前(事实上，他在心里已经早就跪下了)，求他帮他一把——决定性的一把。
所有的自尊，所有的体面，都不复存在。邓一群忽然就下了一条决心，一下就跪在了虞秘书长的膝前，说：“求您帮帮我吧。”虞秘书长显然吃了一惊，同时心里也非常的不快，说：“你这是干什么？”邓一群嗫嚅着，说：“……您要不帮我，我就不起来。”那时候邓阿姨就发话了，说：“老虞啊，你要不问问机械厅那边要不要人。帮帮他吧，你们还是老乡呢。”
这一句让邓一群感觉邓阿姨特别的可亲。在心里，他后来对她比对虞秘书长更感恩，要不是她发话，虞秘书长根本不可能帮他。虞秘书长坐在椅子里半天没有动，后来好久，用沙哑的嗓子说：“倒是没想到。他出去开会了，也就这一两天要回来了。等他回来我问问吧。”
邓一群那一刻，心都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三天后，他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机械厅同意进人。
邓一群都快高兴疯了。想不到他的努力没有白费。那一跪，对他算得了什么？与他得到的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除了虞秘书长和他的夫人知道，别人又不知道他当时怎样的低贱。只要没有别人知道，他邓一群仍然是荣光的。
虞秘书长辈同机械工业厅的李厅长很熟悉，邓一群后来听虞老的老伴邓阿姨说，过去李润南在下面一个市里当副市长的时候，经常和他有接触。当时他当一个市的副市长，有很多难题，而他总是帮助他的。虞秘书长高兴时也会说起和李厅长的关系，说他帮助他解决过不少问题，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虞秘书长没有说。虞老和他说话，从来只说半句。他喜欢别人去理解他没有说完的那半句话的意思。当官当得时间长了，有这方面的经验。半句是指示，也是原则，别人怎么理解那是别人的事。进，退，都好办。邓一群当然不懂他很多半句话的含义。但邓一群不懂也不问。他什么也不表示，只会轻轻地笑一笑，表示他懂了。
邓一群就这样到了机械厅报到了。
计划处是机械工业厅的重要处室之一，核心的一部分，统管全省的机械计划。全处17个人，一位处长，姓周，已经58岁了，三位副处长，分别为庞处长、姜处长、刘处长。邓一群具体分在第三科室，科室里共有5个人，科长姓朱。邓一群就在朱科长的领导下工作。
朱科长很善待他，因为厅里渐渐地都知道，这个小伙子是有背景的，至于什么背景，不是很清楚，反正是李厅长点头同意进来的。
邓一群很想看到李厅长，但他上班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见着。厅长办公室在16楼，外面有办公室和秘书科挡驾，据说只有处级干部汇报工作才能见到厅长，一般工作人员是不好见的。又据说这是李厅长在下面当副市长时养成的习惯。领导的习惯就是规矩，既然是规矩，别人就不好破。邓一群想见他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想向他表示一下感谢。
有了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一定要好好干。邓一群想。只要他表现好，将来就一定会有前途。他要感谢虞老，感谢邓阿姨，感谢李厅长。他要牢牢地抓住这条线。
上班的最初那段日子，邓一群给他的那些同学写信或打电话，告诉他们关于他分配的消息(一些人还不知道他分在机械厅呢)。他们当然都表示了祝贺。他们当然想不到他能留在省城，分配到省级机关。一切都是命运！邓一群对自己真是满意得不能再满意了。他也给陈小青打了电话。陈小青说她分在了县委宣传部，但她对这一工作并不满意，因为她说她对搞宣传很生疏。她说希望他有机会回去“检查工作”。邓一群谦虚地说：“我在这里不过是个小兵。”他和二十几位熟悉的同学都作了联系，但他知道自己心里最在乎的还是王芳芳。事实上他第一个写信通知的，就是王芳芳。他在信里还特地用诗意的充满伤感的笔调，回忆了他们短暂的爱情。可是在信里，他却怎么也掩饰不住自己的那份得意。他想她应该感到深深的后悔，是她可耻的背叛，才葬送了他们共同的爱情。她应该为自己短浅的目光而感到痛责。与他现在的环境相比，那个市里的小小师范算得了什么？！
他等着她给他的回信。在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接到了不少同学的来信，甚至还有陈小青寄给他的贺卡，但却没有王芳芳的。于是，他在这之后又写了两封信去。他不相信她可以不回他。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并不按照他的意思发生。她像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件一样。她是有意回避，然而这样的回避是多么的不讲情义，简直近乎于无理了。他想。
作为邓一群这样做，明显是在向她宣战，而她在那一边，却根本不接受。这真是让他扫兴得很。她应该给他回信，并且在信里做一番忏悔，当然，作为她，肯定要为自己做一些开脱，他可以允许她这么做(他现在已经完全能够做到很大度了)，但她却根本就是置之不理，这真是可恶得很！
但这不算什么，他想，他还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做。
从此，就是另一种生活。
邓一群简直有点不能相信自己是这样的适应城市节奏，他在机关里每天上班下班，感觉就像是天生于这个环境里一样。他真心地喜欢这样的工作，也喜欢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看上去是那样的古老。作为一个省城，光这两个字就足以让多少人神往啊！他知道他已经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很大的一个目标，完成了一个重大的飞越，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层次的社会领域。他已经成了那个阶级中的一员。他被这个阶级初步接受了。而将来必须要做的，就是在机关里老老实实的工作，不断表现自己，这样，才能有所进步。很多从农村出来而进入城市，在党政权力机关里的小伙子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邓一群住在单位的一个集体宿舍里，和他同住的还有机关里的另外两个小伙子，一个姓赵，在机关党委，一个姓倪，在劳资处。小赵进机关已经有好几年了，已经谈上了女朋友，而且发展迅速，他们年龄都够了法定年龄，看样子很快就要结婚。那个女朋友是省人民医院的一位护士，年轻而漂亮。于是小赵就自然单独占了一个小间。他们经常成双成对地出入，引起了邓一群和小倪内心的一种压迫。
在这个城市里，不仅要扎根，而且还要开花。
邓一群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任务，同时也感觉到这任务的艰难。
小倪与他相比，还有一些优越，他的老家是在一个县城，父母都是教师。而邓一群的家里却都是一帮地道的农民。内心里，他不能克服这样的自卑。
与邓一群在一个科室里也有位年轻姑娘，叫田小悦，长得很不错，气质很好。她是比邓一群早一年过来的。她只是大专毕业。但她是本地人，从小就在这个城市里长大的。她的父母都是机关干部。尽管她的学历要比邓一群浅，可她在工作经验上却要比他多了点资格。然而她倒是很和善，邓一群刚来处室，她就对他作一些看起来是必要的交待。在第三科，也就他们两位是年轻人。
科长朱贵今，整天蔫头巴拉脑的，身上没有一点活力和精神，看起来，他很是老实忠厚，那种衣着打扮有点像乡镇干部。他说着一口土话。邓一群后来知道朱科长也是省里北边一个贫困乡下的人，在外面当了好多年兵，然后转业到了省城。在省城，他已经生活了快三十年了，但他家乡的方言口音却一点也没改。他有很严重的胃病，经常犯，有一次出差途中胃出血，据说非常危险。他平时也并没有什么科长的架子。邓一群后来逐渐明白，在机关里科长根本就不是官，在他的上面还有处长们。科长不过就是具体负责某个任务的小头目。但是，要当上一个科长也并不容易。你要把一个科长干好了，也很有意思。它毕竟还是有些价码的。朱科长的家庭负担较重，老婆是在市里的一家工厂里，两个孩子一个上了职业中专，一个还在读高中。
徐明丽也是位科长，但她却不主持工作。在人事处的排名，是居老朱的后面。她是位刚满五十岁的妇女。再过些年她就要退休了。朱贵今可以安排她做事，她却也可以拒绝去做。她打心眼里瞧不起朱贵今，当面背后都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指责老朱。老朱拿她没有办法。有时候开会，她会在全科室顶撞老朱，让老朱下不来台。她简直是有恃无恐。邓一群后来知道她的有恃无恐和别人的有恃无恐有些不同。她有恃无恐是因为她的年龄。徐明丽在机关里已经干了很多年，资格比老朱还要老。她在计划处工作的时候，老朱还没有调到这个处里来。即使是处长，就在计划处的工作时间来说，资格也比她轻得多。她无所顾忌，因为她知道再有些年，她就要退休了，她用不着再怕谁。当然，除了处长们。她表面上对两位副处长庞和姜还比较尊重，而对周处长就是另一回事了。
半年后的一个傍晚，科室里的人都走光了，只有邓一群和田小悦还没有走。田小悦据说是在等她一个同学的电话，而邓一群没有早走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对这个科室来说，他还是个新人，所以他总是早上班迟下班。处长们对他这点还是比较满意的。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认为他必须这样：他是个单身汉嘛，没有任何牵累，再说年轻人也必须要求进步。每天早上班迟下班也是争取好表现的一项重要内容。他上班以后，第一件事是把各个处长室的开水打满，然后再整理本科室的卫生，接下来还要把走廊上的地拖干净。另外，他和田小悦在一起，感觉心情是比较愉快的。
田小悦是个很活泼的姑娘，她漂亮而且大方。半年来，他们已经成了谈话比较投机的人了。邓一群心里对她充满了好感。
那天他们不知怎么就谈起了徐明丽和周处长的关系，田小悦就诡秘地笑了一下，说：“她当然不怕周处长。”邓一群问：“为什么？”她笑了一下，说：“我也是听说的……机关里人人知道。”邓一群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排斥在机关之外了，他到机关事实上觉得时间已经不短了，但他对机关里的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还像是蒙在鼓里一样。田小悦说：“她现在老了，年轻的时候还是很漂亮的。”邓一群的心里就有了点透亮。田小悦说：“她在这个处的时候，周处长那时候单身一个人在这里，他的爱人还没有从地方上调上来。周处长那时候当然也还是个科员。徐明丽也是刚结婚吧。她经常请他到家里去吃饭，生活上关照不少。”
“那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么说周处长就因为这个？”
她笑起来， 说：“当然不仅仅是这样。”
邓一群就也笑起来，说：“看不出。你这么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周处长看起来那么古板。”
电话响起来，田小悦赶紧去接。邓一群看到她的头发很长，一直光滑地披到肩后，就像水一样地泻下来。她用的当然是一种很高级的洗发水。她总是用最好的东西。她是个时髦姑娘。她时髦是因为她家境优越。她社会交往广泛，经常有电话找她，每天绝对不少于二十个。她在这个城市里有无数的朋友和同学，更多的是一些小伙子给她打电话联系。所以，徐明丽总是很不满。但徐明丽对她的不满却从来也不敢像对科长老朱那样当面批评，而只是在背后。她就多次提醒邓一群，说田小悦不是个稳重姑娘，社交太广泛，如果作为一个妻子，并不可靠。邓一群听了，只是笑笑，心说，田小悦怎么能看得上自己呢。他在心里一直对田小悦充满好感 ，也许正是因为她看出他对田小悦有好感，才这样说。邓一群在心里倒真的希望和田小悦好呢，但这种希望看起来并不明显。
人，真是看不出来。邓一群心里这样想。他刚来的时候对周处长是多么的崇敬啊。一个处长放在县里就是县委书记、县长。这样的干部比陈小青的父亲职务大得多了。周处长是那样的严肃。他在心里对他更多的还充满了一种畏惧。这个故事破坏了周处长在他心目里的形象，让他了解了自己的上司还有这样的一面。那么，他们后来的关系怎么中止的呢？这就像一个谜。
与他和田小悦相比，科室里还有一位副科长周振生。周振生四十岁的样子，他和科室里的人泛泛的。他瞧不起老朱，也更瞧不起徐明丽。他对田小悦不错，对邓一群也还算友好。不用多长时间，邓一群就看得出来他是个不得志的人。周振生人很聪明，也很有理性，但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却消极得很。邓一群相信他过去一定受过什么打击，但周振生从不提及自己的过去。邓一群有次悄悄地问田小悦，她说她也不知道。周振生是个有内涵的人。他表面上是那样不动声色。邓一群在心里对他有一种提防，他相信周振生对他现在表现的一种友好，只是觉得他并不是自己的对手，对他没有任何威胁。
邓一群明白，在这个处室，他是个老小。
所以，他必须小心地做事。
很快就进入了冬季。
邓一群在那年的冬天，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是他妹妹邓玉兰写来的，在信里，她告诉他，妈妈很想他，家里的收成很好，打了很多粮食。大哥家很好，大嫂子的一个妹妹(也就是喜欢穿健美裤的那个)现在在镇上开了一个美发店，生意很好，烫一个头要三块钱。她也有想学理发手艺的念头。妈妈能理解她，但大哥和二哥却坚决反对，说那是不务正业。农民，就是种地才是本行。妹妹在精神上就很苦恼。她来信自然就希望这个在省城工作的三哥能支持他，相信只要有他的支持，那两个哥哥也就无话可说了。前不久，二哥邓一明和人家打了一架。道理自然是在他们家这一边，是为了责任田的事情，一个姓孟的邻居和他们家的地是紧靠着，但后来在犁地的时候，孟家却占了他家一分地。二哥不服，于是就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打了起来。玉兰说，那天下午，只有他二哥一个在那里，他们都不知道。孟家的两个男人和她二哥一个人打，把邓一明的眼睛都打肿了。他们后来知道了也赶了去，结果大姐邓玉梅的衣服也给孟三的那个绰号叫大嘴狗的女人撕坏了。
妹妹在信里说，大哥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也要去和孟家论理或者打架，结果他刚要出门就被大嫂拉了回来，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大嫂坐在地上，痛哭流涕，呼天抢地的，说他这一去就不要再死回来，他这样去和人家打，结果肯定不会好，为了老二，他这样根本犯不着。大哥就吓得不敢去了，后来简直连屁也不敢放呢。第二天妈妈就带着二哥到生产小组里去讲理，组长姓于，和孟家是亲戚关系。他们去了倒受了不少冷言冷语。
收到信的那天，这个城市正在下雪。雪，下得纷纷扬扬。邓一群来到走廊的尽头，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从19层的高度看到这个城市是灰蒙蒙的一片。在他那个遥远的家乡，雪肯定下得更大。在他童年时候起，他就记得乡下的冬天特别的寒冷。
他感到一种重负。一方面他现在已经是城市人了，他可以轻松地飞扬，但另一方面，他却背着沉重的负担，使他不能轻松。他是一个农民子弟，却置身在这个的都市。家里要求他有所庇护，却不理解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科员。
前面的路有多长啊！他这样想。他需要走很多的路。
生活是如此之重，而他才刚刚开始。
邓一群回乡的时候经过了县里。他在路上的时候就想到，他这次应该去看一看刘红，看看她是否已经结婚了。他在工作后曾经给她写过信，告诉她分配的消息，并说，如果有可能希望她再到省城来。她也给他回了信，信是写在一张稿纸上的，蓝色的圆珠笔，字迹歪歪扭扭的，看上去有点像蜘蛛的脚，很有意思。看她这样的字，联想到她那次到大学里来找他，和他发生那样的事情，他就觉得自己又多了解了她一层：她就是这样一个文化不高，却又对文化人有点迷恋的女人。她对他的献身也并不是她内心的一种崇高，而只是出于她对另一种性爱的好奇。
他希望能有机会再看她一下，并且再和她做一次。有了那么一次，她现在应该更容易地和他发生关系。他多少次长久地回忆那样的艳遇，他甚至想：这可能是他一生惟一的一次了(除妻子以外的)。在机关里，他必须表现得很谨慎。其他处室里的人也都亲切地叫他是小伙子。有时候，周振生偶尔拿他开一次关于青年男女婚恋的玩笑，他还会脸红(至少他假装这样了，而且效果不错)。在别人的眼睛里面，他还是一个处男呢。他为自己这一点而感到很自豪。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品德纯洁得就像个天使，工作表现优良。那种农村出身事实上也让他获益了。因为大家知道农村的孩子都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他在处室里正越来越受到领导们的看重。只有他知道，他平日工作上的积极是一种假积极。就是说他骨子里并不愿意那样做，但他却别无选择——他必须很好的表现自己，才能有所“进步”。这是一种有着明显报偿的表现，所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进步”，就是一种前途。
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他还是“处男”，而姑娘做过一次之后就不再是处女了。刘红当然不是处女。王芳芳呢？还是处女。现在她在市里师范学校当教师，还过着一种处女的生活吗？她一下子就远离他了，让他不再了解她的生活，消失在他的生活之外。而田小悦还是处女吗？看样子像，看样子又有些不像。
田小悦开始在他心里生了根，他越来越想和田小悦有一种联系。这是一种渴求。他现在是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他要尽量弥补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距离，或者说是缝隙。最好的也是最直接的，同时又最能证明的，就是和一个城市女子通婚。
他们年轻，平时说起来总有一些共同的语言。他们谈文学(邓一群在大学里读过很多中外文学名著呢，像司汤达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等)，谈人生(包括爱情，有时候在办公室里没人的时候，他们甚至是大谈爱情呢。邓一群经过了那些事后，他在心里已经彻底不相信所谓的爱情了，但他当然不能这样说。田小悦是相信有爱情存在的，一种非常纯粹的爱情，超越了一切的爱情。邓一群也就相信了爱情，并且拼命地赞颂爱情的伟大。他们有时说得还非常感动，这样一感动的时候，邓一群就在内心觉得自己是多么的虚伪，然而这样的虚伪又是必须的。这样一认识，他就问心无愧了)。
田小悦对农村好像并没有什么恶感，也许她是故意装成一分天真的样子，说现在的农村很富裕的，有很多万元户，比城里人的日子好过。她说他们家过去就下放过，因为城里的日子难过——那是五六十年代，农村至少还能填饱肚子。但她自己对农村并没有什么印象。她说起来的时候好像对农村倒是充满了一种神往。邓一群喜欢听她这样说。她这样说，就让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希望。她有时候像是不经意地问他家里的一些情况，他就告诉她说，是啊是啊，农村现在变化大得不得了，农民们现在手里都有钱了，在他们村里就有好多万元户。他现在两个哥哥就都是万元户了。邓一群一边这样说的时候，一边就想到了自己老家事实上的贫困。
老家的状况并不好。
在公共汽车里，邓一群与那些乡下的老百姓身份明显不同，他有着一张白皙的脸，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穿着整洁的衣服，脚下是锃亮的皮鞋。他还背了一只漂亮的大旅行包。工作了，有钱了，他可以打扮自己。人是衣装啊。汽车里一股难闻的气味。里面挤满了那些衣着肮脏的农民，他们的面目都很憔悴、苍老。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在车上用一种敬畏的眼神看着他，意识到他是个城里人。他们小心地与他保持一种距离。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经过过道的时候脚踩在了他崭新的旅行包上，弄上了一大块泥巴。他心里立即感到了一种不快，他不满地说：“你注意一点啊！”那个妇女用一种敬畏的表情看了他一眼，赶紧带着孩子坐到了后面的位置上去了。
路很不好走，还是过去的那条砂石路，而且明显缺乏保养，路面上坑坑洼洼，汽车行驶在上面，就像一只小船行驶在大海里，不停地颠簸。那辆公共汽车也有些年头了，开动起来整个车厢都在响。透过车窗玻璃，可以看到沿途大片的田野。那些田经过收获之后，现在空旷得很，看起来很荒凉。没有什么变化，还是过去的样子啊！
邓一群在镇上下了车。从镇上到前墩村还有好几里地，不通车。小镇就是乡政府的所在地。说是小镇，事实上也就是有一条比村里小路要宽得多的马路，路两边有一些砖木结构的建筑。这些建筑都是公家的房子，有邮电所(老百姓却称之为邮局——就像把乡派出所，称之为公安局一样)、粮管所、水电站、供销社、新华书店、木材公司、拖拉机站(分田到户以后，拖拉机站就解散了，但那帮人员还在，因为这当中有人是吃国家粮的，于是就改为农机站)、信用社等等。这些单位的人员在他过去的心目中是多么高大啊，因为他们都是吃国家粮的。吃国家粮就是一种神圣的概念。他也有两个初中的同学、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在这个小镇子上做事。但他现在却不必羡慕他们。
那些建筑也都还是过去的那个样子，与城市相比，这个地方真是小得可以，那种繁华程度远不及城里最偏僻的半条小巷子。可能是最近刚逢过集市，路上遗落了不少菜叶和各式垃圾。沿路还有不少小店铺，比如修车铺(门前竖着一个木棍，上面挑着一只破旧的自行车钢圈和轮胎，这是一种标识，就像过去的那些酒肆，门前挑的一面黄酒旗子)、收录机修理店、理发店。邓一群忽然想起来，妹妹来信，说他嫂子的妹妹也在这个镇上开了一间理发店，他可以到她那里去，借一辆自行车回家。
他嫂子的妹妹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在心里想，刘正什么？嫂子叫刘正菊，对了，叫刘正红。他过去不止一次见过嫂子的妹妹。在农村，她那样的姑娘，衣着打扮就有点过格了。事实上邓一群倒不觉得有什么，与城里姑娘相比，刘正红的打扮简直称之为“老乡”。刘正红比她姐姐漂亮多了，简直不像一个父母所生。她身材周正苗条，而且非常性感。当地老百姓不知道“性感”这个词，但哪个姑娘要是长了那样的一副身体和模样，就只有一个字来形容，“骚”，简单得很。由于他这位嫂子的妹妹长了这样的一副“骚”身体，说她的闲话可就不少。
邓一群相信那些关于她的传言，其真实程度很值得怀疑。但老百姓的嘴巴很厉害，只要有三个人以上都说你名声不好，那么你的名声也就真的完了。好在刘正红也就是被议论为疯一些而已，并没有太坏的语言。
他是被刘正红骑车送回家的。刘正红的脸和手都很白，比有些城里姑娘的皮肤还要好，还要细腻。邓一群知道那是她职业的关系，经常泡在温水里，还有洗发精和润肤油什么的。她很高兴看到他，亲热得不得了。她很羡慕他。她是在乡政府大院的对面开了一间理发店，名字就叫“正红理发店”。
邓一群坐在她自行车的后座上，闻到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她的身体看上去结实得很，臀部浑圆。自行车在乡间小路上骑得歪歪扭扭的。太阳倒是很好，很温暖地照射在他们的身上。路两边的田野，一片空旷。四周宁静得很，一点声音也没有。天空是蓝的，上面飘着些白云。她问他在城里的一些情况，他就略略夸大地向她作了一番介绍，她就惊讶得不得了。对城里，她早就充满了神往。她也告诉他，家里的一些情况，包括她现在开的这个理发店的经营情况。他想，在农村，她也算得上是个能干姑娘。她所以能干，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她不满足于像她姐姐那样，在农田里干一辈子，嫁人，生孩子。她希望她自己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并嫁给一个好男青年。她说她可不想再在田里做一辈子的粮食，那太苦累了。
农村这些年宽松了，是实行了土地承包、改革开放才解放了生产力，要是过去，她从学校毕业就只能在生产队里干活。而现在她们家包了十多亩地，基本不用她干活，她闲出来就只能搞这样的三产服务。她很满意自己的现在。
刘正红叫他“三哥”，并希望有机会也能到城里去。邓一群就说，好啊，欢迎你去。他坐在后面心里很得意，一种成功的得意。没有高考，他也没有今天。他是一个成功者。他与这里的人拉开了一种距离，而这种距离是巨大的。
她那么快活的说话，邓一群的情绪也受到了很大的感染。他觉得自己在心里已经喜欢上她了，可惜的是，她是他嫂子的妹妹。她身上有一种强烈的青春气息。他想起了那个刘红，也想起了陈小青，想起了田小悦，而她与她们都不一样。她是个典型的农村姑娘，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天真得很。她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姑娘。
邓一群那天在后面无意间触碰到了她的屁股。她的屁股很结实，就像一匹健壮的小母马的屁股一样。他想她这样年轻漂亮，但结果却很可能嫁给一个糟糕的农村青年，真是有点可惜。
当然，除此，她又能怎么样呢？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像他邓一群这样优秀的，农村里又有几个呢？他想。
他为自己骄傲。
在村里，邓一群听到的都是祝贺恭维的声音。
他们一家高兴得很，特别是他妈妈，像儿子真的在省里做了什么大官。哥哥、嫂子、姐姐、姐夫，还有妹妹邓玉兰都兴高采烈，像家里发生了一件大喜事。
邓一群在家里住了几天，他就再也呆不下去了。家里看起来乱糟糟的，说的都是张长李短的闲话，晚上更是无聊，电也没通(据说村里正在筹钱，通电，而电费则说是要每晚好几毛钱，村民们心里就不怎么高兴)。他说他要回去，单位里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家里人于是就不再敢留。
二哥邓一明把他送到了镇上。在那个小车站，他整整等了一个多小时班车才到。他坐上车，直奔县城。
晚上五点才到达县城，而这时的县城里的天，已经黑了。
他住进了红旗旅馆，想看一看刘红，结果刘红却没有上班，据说她已经好几天没来了。他问一个年轻的服务员，她是否结婚了，但那个服务员却不想理他，说，不清楚，反正很多天没来了，她没有说家里有什么事。
这趟老家行，没有什么意思。他想。
他还是要回到城里去。
12
春天到来的时候风很大，于是城里到处灰蒙蒙的，满街都是扬尘和路两边法国梧桐上的细絮。这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景象。
科室里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周振生决定停薪留职。邓一群对这件事情多少感觉有点意外。周振生是这个处室里看得出的少数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但他却一直不得志，很多问题上，领导对他是不公的。他内心里很聪明，但他却又不愿拍领导，多次在工作上和周处长发生分歧。于是，提拔晋升、职称、工资调整、住房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压制。看到周振生这个样子，实际上对邓一群是个很深刻的教育。
周振生停薪留职去广州的一个朋友那里，说是一起去经营一个彩扩公司。机关里的人对他的这一决定都有些漠然，因为这种事情还是充满了风险，看起来相当不可靠，周振生懂什么彩扩啊？他从来也没有做过生意。
邓一群心里为他多少有点惋惜。尽管周振生在机关里不是很得意，但他最终肯定还是能够抬头的，如果他稍稍肯变通一些的话，何必要去走这个极端呢？而且机关里工作固定，没有什么风险，然而出去闯世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工作是重要的，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份工作。邓一群自己在心里这么想。
周振生自己一点也不觉得什么，或者他那种满不在乎是做出来的。邓一群这样想。三月的一天上午，已经九点多了，周振生来办公室，与田小悦、邓一群打了招呼(老朱和徐明丽不在，老朱去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开会，徐明丽到人民医院去检查身体了，她说春天以来，腰总是疼)。周振生在办公桌前收拾自己的东西，一副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样子。田小悦说：“哎，周科长，你真的就这么决定了？”周振生笑一笑，说：“干嘛呀？！你不是一直叫我老周嘛。”田小悦就挺不好意思地笑起来，说：“想不到你就这样毅然决然。”周振生说：“手续都办好了，还有什么说的。我在机关里也呆够了，整天和计划打交道。这种计划天知道它有什么作用。我出去看一看，说不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本来我已经决定辞职了，但几个厅长不同意，觉得这对单位不光彩，真有意思。”
邓一群突然觉得周振生这一走，其实是一个损失。“什么损失？这年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机关里这帮人。整天喝茶看报，啥事也不干。”周振生说。田小悦笑起来，说：“其实也很舒服啊，你这一说，就让我们这些人有点坐不住了。”周振生也笑了起来，说：“说说而已，说说而已，绝不是说你们。你们年轻，好好干好好干，前途光明。而我这人就是苦命。我出去就是想试试，换一种活法。”田小悦说：“你将来肯定比我们这样在机关里好。”周振生说：“怎么会呢？真的，我并不是抱什么大希望出去，只是真的不想再这么混下去。你看现在社会上的那些一个个个体户，都是些什么人？说句不好听的话，很多过去都是不上台面的，现在做生意也有模有样的。人是逼出来的。”邓一群说：“那是。我上次回老家，看到我们那有个牢改释放犯，出来后没有事情做，现在开了一个木器加工厂，如今生意做大了，干脆开在了县城。”
“处里怎么说？”田小悦问。
“什么怎么说？”周振生有点反应不过来。
田小悦说：“处里不准备送送你？”
周振生笑起来，说：“看你小田说的，你当我这是光荣参军吗？几个处长们过去就不待见我，现在我这一走，他们才不管呢。万一我有一天灰溜溜地回来，你说他们还要不要为我摆接风酒？所以，我也知趣，我悄悄地走。”
田小悦说：“今天中午我和邓一群送送你。”
周振生说：“不用不用，小田你别这样。”
邓一群也说：“是啊，我和小田送送你，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谈谈心，以后再和你说话就不易了。”
周振生说：“那好，我今天请你们。”
处室里又恢复了过去的那种宁静。
周振生走了，别人装成好像一点也不知道的样子。
那天中午，邓一群和田小悦在时代大厦对面的那条巷子里一家叫“四季春”的小饭店请周振生吃了一顿。三个人坐在一张小桌子上，要了好几样菜，田小悦还特意要了一瓶酒。她自己居然也用小杯陪了周振生喝了好几杯，喝得脸红红的。周振生对她说：“田小悦，在机关里你是个很懂事的姑娘。”田小悦笑起来，说：“哪呀？你不要这么夸我。”周振生说：“我绝对不是夸你。是真的。别看你年龄不大，但你为人处事很优秀。”邓一群一下子在心里悟过来，想：是啊。别看她是个小姑娘，但平时做事就是不一样，家教使然。对于人情世故，她要比自己懂得多。
周振生对邓一群说：“小邓，你在机关里表现是不错的，你好好努力，将来一定比我好。”邓一群笑笑，说：“怎么可能呢？像我这种人一没有后台，二又不会通关系，能在机关里干已经很不错了。”周振生说：“你不必谦虚的，我看得出来啊。人就要从一开始就要表现好，像我这样再从头来已经不行了。”邓一群默默地听着，他觉得周振生对他讲的话都非常诚恳。他是聪明的，他是了解他的。他说像他这样能从农村出来本身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不去奋斗，那么到头来必然是一切都无所得。既然他从农村里出来，就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奋斗方向。邓一群被他这一说，内心里就更明确了。但他不说。
最后的饭钱是田小悦掏的，她非要那样坚持，坚持得周振生不好意思。
回来后，邓一群也一直觉得自己欠了她的情。他后来拿出五十元钱给她，说：“这算是我和你合请的吧。”她嚷起来，说：“小邓你干什么呀！一点小事，你也要放在心上。”他就便愈发不好意思起来。
工作，照常进行。
一切又都那样按部就班。
青年机关干部邓一群不折不扣地完成领导们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他已经开始熟悉机关工作的道道，并且对很多工作开始驾轻就熟。说起来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以说，他刚来的时候对制订计划是一窍不通，完全是靠认真学习才掌握的。而且，掌握得很快。
他的表现得到了领导们的夸赞。
13
但是，尽管邓一群的工作受到了领导的肯定，但他却并没有得到受到重视的迹象。或许，他们认为他做的仅仅是他应该做的。
他隐忍着。
在机关里就要这样，一切还得要机会，没有机会也是不行的。他还年轻，有的是机会，他想。
时间如白驹过隙。
邓一群忽然想起来，他已经有许久没有去看望虞老了。一年？
在过去的日子里，他知道虞老变得有些欢迎他去了。虞秘书长对他最初的反感在慢慢消失，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作用是他的老伴。他的那个老伴不反感他。每次去，邓一群都特别谦恭。他去看望的时候也很简单，只要提两斤水果就行了，然后再多准备些对虞老和邓阿姨的恭维话。他每次去都表现得很听从虞老对他的谆谆教导。虞老对现在的年轻人很失望，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理想，只知道听流行歌曲，留长发，穿奇装异服。对现存的社会形象，他也充满了担忧，认为眼下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很有可能影响社会主义事业。他对邓一群说：“你们现在年轻，一定要认真工作，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事实每次听到他这样的教导，邓一群在心里就很难受。这是怎样的陈词滥调啊！这年头谁还会想到为人民服务呢？但他又不得不装着很认真的样子去听，脸上尽量做出会心的微笑，有时眼睛还得盯着自己的脚尖看。虞老对他有恩，改变了他的命运。同时，他也相信，只要虞老一天不死，对他就会起到一天的作用。虞老现在还在省里挂着好几个头衔呢。人虽然退了，但影响还在。他要前进，就不能没有他的帮助。
之前他打过两次电话，都是那个小保姆田小花接的。田小花说虞老和老伴都出去了，到下面各个县转一转。家里就只有她一个人，有时虞老在本市的一个女儿回来，帮着收拾一下家，关照晒棉被或是拆洗什么，清闲得很。
他现在和田小花已经很熟了，她在电话里都能一下子听得出他的声音。
既然听说虞老不在家，他也就再没去。
那天邓一群正在听田小悦说一个笑话，电话进来了。徐明丽接了，说：“小邓，是你的。”邓一群接过来，里面传出田小花的声音。田小花说：“喂，虞老死啦。”邓一群一怔。“死”字是那样的刺耳。田小花在电话里急急地说：“几天前他和省里的一帮老干部，到下面一个县去推广泰国牛，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
“那阿姨呢？”
“在家里。她身体又不好，家里现在乱成一团。我也不知道怎么好。省里来了人处理。也许明后两天就要送到石村去火化。还要开追悼会。你来不来？”
邓一群脑子里木木的，这个消息对他太突然了，让他有点反应不及。这样一个对他人生起了重大作用的老干部，怎么说完就完了呢？前后加起来，他认识他才一年的时间。他是可能对他今后的前途发挥更大作用的人。在他的关照和庇护下，他邓一群一定能有更大的发展。而现在，却什么都完了。
放下电话，他半天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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