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
|
19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
邓一群总体感觉很平静。机关工作就是这样，他慢慢变得有点习以为常了。邓一群知道，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和在机关工作阅历时间的延长以及生活的丰厚积累，他会变得越来越成熟。
在与上、下级的交道中，他学会了怎样比较妥当地处理一些问题和进行恰当的应付。他很谨慎，一点很微小的事情，也尽量把它解决好，赢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要求自己绝对不能把事情办坏，如果办坏，也一定要表现出自己已经尽了很大力气，而根本原因并不出在他的身上。他学会了什么时候讲究原则，什么时候又要运用变通。该钢则钢，该柔则柔。领导和同事都看到他越来越会“来事”了。他很注意学习，学习一切对他有用的东西。
六七十年代的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政治运动早已成为历史，这时的老百姓已经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处室里的那些同事们经常会在一起大骂世风的日下，大骂在市场条件下道德的丧失与沉沦，大骂官倒与腐败，但内心里对那种腐败却不无向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是一句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谚语。人们有一种对权力不无滥用的神往和无奈。这是一个失去了秩序并需要重新进行规范的时代。在长时间的政治压迫之后，由于国门的大开，人们一下子发现金钱的能量。所以，通过各种手段获取财富也就不足为怪了。“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打麻将”，人们对这种现象嘲讽里透着辛酸。事实上更多的老百姓并没有从最初的改革里一下子尝到经济改革的甜头。暴富的往往是那些动用权力的官商。老百姓对改革也就产生了不少消极的情绪。但改革的大潮却是势不可挡。过去的十年文化革命把中国的经济完全搞垮了。中国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中国的改革也赢得了西方国家的欢迎，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市场。
邓一群从报纸里读到中国现阶段的改革，已是泥沙俱下。南方城市的种种经济、社会现象更是让一些人产生了“今不如昔”的感觉。尤其是一些失了势的老干部叹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他们想不通。邓一群当然也有牢骚。每个人都有牢骚。这种牢骚集中表现在城市，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那时候流行语就像风一样刮得到处都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由于改革伊始，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但是邓一群的真正本领却是从不在办公室里发牢骚，最多只是回到宿舍的时候和室友小倪说一说，图个心里痛快。他知道在办公室里发牢骚是最不明智的。
广大农村，却是一片太平。老家来信告诉邓一群，说现在家里经济条件好多了，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吃饭再也不是问题了。但存在问题事实上也开始显露了，粮食打多了，但却一天天变得不值钱了。他的二哥现在也还没有谈上对象，他已经跟着村里的人到上海的一家钢铁厂去打工。邓一群心里安稳了不少。他不希望邓一明到陵州来。到上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妹妹想跟嫂子的妹妹学烫发手艺，没有得到家庭的通过。嫂子的妹妹刘正红现在在镇上开的那个理发店生意红火得很，已经带过十来个徒弟了。邓一群心里不怎么高兴妹妹的想法。他们是个正经人家。他还是希望妹妹能够老老实实地在家种田，然后找一个老实的小伙子嫁人。
妹妹要是跟着刘正红学手艺，早晚要学坏，这就是邓一群的感觉。邓一群在几个月前又回过一次老家。他在镇上又到过刘正红那里去一次，他觉得她的屁股比过去更大了。她变胖了很多，脸胖得就像一张圆盘子，头发烫得蓬成一团，眉毛也描得很长，嘴唇涂得红红的。小小的理发店装修得很干净，墙上贴着一些香港男女影、歌星的艳照。屋里很暖和，刘正红只穿着一件大红毛衣，把胸前的两只奶子勒得浑圆。她手下还带着两个年轻的徒弟，那两个女徒弟其中有一个看上去疯癫癫的，不像是个正经女子。邓一群和刘正红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就进来一个男子，油头粉面的，她们叫他朱干事。邓一群猜想他是乡里的干部。他进来后就坐在了椅子上要刘正红给他修面。他对屋里的邓一群装着看不见的样子。刘正红热情地招呼服侍他，给他围上围布。他就半闭着眼睛开始享受起来。邓一群看到刘正红的手指真长啊，而且是那样的白。她的十指涂上了什么奶液在那个叫着朱干事的粗脸上按摩起来。那张脸大概开始热起来了，于是他就开始同刘正红调起情来。刘正红听了他的那些话就嘻嘻地笑，拿手轻轻地在他肩头上打。那人就夸张地唉唷唉唷叫起来。邓一群在心里就很不自然，心想：在他面前，她也真是好意思。她不是什么好女子。这个镇子上，那些男人对她都有点那么不三不四，尤其是镇上的那些小干部。邓一群在心里对这些干部开始产生了厌恶情绪。那人后来借势在刘正红的屁股上捏了一把，她就惊叫着跳起来，说：“死大朱，你干什么呀？我家亲戚还在这里呢？”那人才回头看了邓一群一眼，回过神来，客气地说：“啊，啊，你在哪里工作呀？”刘正红就抢着说：“他是省里的干部呢，大学毕业分配就留在了省里。”那个人就问：“啊，请问你在哪个单位啊？”邓一群说：“在省政府。”他有意没有说是机械工业厅。那人听了立马收敛了放肆。
权力和身份是如此的重要。邓一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机关里生活的时间长了，他才知道，自己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城里人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尽管他目前生活在城市里，是一名国家机关的青年干部，但他农村出身的身份是永远也没法改变的。真正的城市人，他们还会用一种“外来”的眼光看着你。特别是在虞秘书长去世后，他感觉别人对他完全不以为意。这种感觉在他心里很强烈。是啊，他惟一的靠山没有了，谁会在乎他？机关里的那些人只会叫他干活，把最重的工作分摊给他，而丝毫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公平。在他们眼里，他这样一个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能够分到机关里，已经是很大的运气了。
如果你获得了权力呢？那就不一样了。邓一群看到，机关里也有一些是从农村出来的人，今天完全没有人敢小瞧他们，因为他们手里有权。权力就是一切。而权力和身份的获得，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所以，他要努力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是家庭里惟一上了大学的人，并且分在了省级机关。如果他将来能得到一官半职，那么不仅在机关里可以不再受小瞧，而且全家人都会跟着沾光，乡、村里就再也不敢有人欺负他们家了。
努力的办法就是在机关里要变得有城府，要在表面上表现自己的进步和积极。表面，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像对时局的看法，每个人都心怀不满，处于社会底层的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实惠，而已经得到实惠的又嫌自己捞得不够多。但这些牢骚绝对不能在政治学习的时候说。
邓一群开始是很不习惯机关的开会。平时处里的人都是笑嘻嘻的样子，连处长们也开一些玩笑，有些甚至还很有点色彩，但只要一开会，大家立即就板起了面孔，正襟危坐，严肃异常。讲话的腔调也变了，他们一个个都意识起自己的身份来。
处里很多人都是党员。他们在会议上不再骂娘，也不再发表对时事不满的意见，而是说些听起来非常虚假的官话。这就是表面。说这样话的时候，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一个个表面上又很坦然。单位里就是这样子，做表面文章可以更好保护自己。慢慢地，邓一群也会说起了假话和套话与空话，而且说得越来越流利，当然，这都是他受他们熏陶的结果。
邓一群惊异地发现，他在开会时说的和自己当时心里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最奇妙的并不是这种意识的不同，而是他能够将这两种思维在同时进行。嘴上是一种声音，而心里却响着另一种声音。他在说的时候，脸不改色心不跳，说得非常沉着，而且坚决，有时甚至能适当地表达一下感情。他的这种功夫赢得了大家对他的佩服，他们发现他真的进步很大，而且越来越成熟了。
就是在这种大家对他成熟的看法里，他的地位实际上在慢慢地起着一种变化。
这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然而多年以后的邓一群回忆起他未婚前的那段生活，觉得还是充满了一种迷狂。这是一种低低的狂迷，但却让他心动。那段日子，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他在那时候内心里好像过得并不开心，事实上他在意识里还感到自己的处境还相当窘迫，可时间就像是一剂中药，泡得久了，就变得有点甜起来。
他之所以能够在生活里得到那种狂迷，而工作上一点也没受影响，并且还得到领导同事的好评，当然完全得益于在机关里对于表面文章的锻炼。
20
邓一群有了入党介绍人，而这个介绍人是姜副处长。
与小倪相比，他虽然迟了一步，但毕竟还是向前走了一大步。机关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入党非常困难，有时一年也发展不了三两个党员。表面上看那是党员们对新进来的同志要求严格，事实上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谁都知道，入党是做官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你要是在单位里表现一般，别人看不出你有做官的野心，对同事们威胁较小的，那么你入党倒容易一些，若是你平时的野心让人看穿，那么你入党必然是千难万难。给青年人设置障碍的，往往就是那些有一些年纪而始终没有得到提拔，牢骚满腹、意志消沉的“同志”。
邓一群年轻，还没有成为那样的“同志”。他要努力趁早解决自己，免得将来陷入那个“同志”的泥淖。
像所有第一次打入党报告的年轻人一样，邓一群根本不会写(在学校时虽然是写过一次，但这些年后，他已经完全忘了怎么写)。他只能从党章抄，抄来的都是空话。机关里所有的入党分子都是这样抄的，但组织上却从没有说你写的是空话、大话。相反，你要不这样写，党组织会认为你写得不实在。邓一群一边抄，一边感到自己内心的严重虚假。一张纸上，写的尽是空洞而苍白的文字。为什么要入党？很明显，在机关里，你不争取入党就会被视为政治上不求进步的表现。
周处长退休了，退得非常的不情愿，据说他在组织上找了他谈话之后，还发了火，无非是为自己摆功，然后睡在家整整两天没有出门。权力就要从他的手里失去了，这多么让他痛心啊！邓一群想：事实上他有什么功劳呢？他对他个人或家庭是有功的，而对单位、国家，有的只是损失。贪污、腐败，他都占了。中国的干部，几十年下来，总有一个为自己非常叫屈的话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看来他们自己也清楚，自己对国家并没有什么贡献，但这苦劳却是了不得。他们并没有想到，共产党为了他这庸碌的一生付出了多少代价，给他工资、房子，以及一切所有的福利。这些福利从哪里来呢？还不是从工人身上、农民身上刮来的。
在由干部处、老干部处和他们计划处联合举行的欢送会上，邓一群第一次注意到在老周身上表现出来的颓败，他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他坐在那里，像一只发了瘟病的家鸡，脸色像猪肝一样的发紫。头上的白发也一下显得那么的刺目。他就要离开处长那把宝座了。在机关的处级干部的交椅里，计划处处长的位置算是个少数几个最吸引人的位置之一。偌大一个机关和下面几十个下属单位的财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因此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有无数的人要求他，要孝敬他。他可以不动声色地接受很多好处，这十几二十年的处长做下来，也不知比别人多享受了多少膏脂。他肥得都快流油了。在这个会议上，处里的同事再一次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假话。邓一群知道在处里，有好几位对老周有意见，甚至是很尖锐的，这时候都开始说老周怎么怎么好，对工作，对同事，让大家很是信服。公司出来了两位老总，对周头的工作做了很多肯定，那种评价让邓一群想到，很像是追悼会上的悼词。
邓一群也说了周头好多好话。他知道他必须表现这样的感情。事实上他对周头并没有好感。周头过去并没有表现出对他施以多少恩惠。周的一些做法，让他觉得做官的虚伪。一面是装出来的严肃正经，一面却又是真实的肮脏自私。一方面表现出对下属是马列主义，无限上纲，一方面对自己实行自由主义，背着处里的其他同事大肆接受下属单位送来的好处，甚至和处里的妇女调情。邓一群注意到，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处里的那个罗正英明显疏远了周永胜。这也说明了一点，权力比周永胜的阳具更有用，没有了权力，周永胜的阳具也就不复存在。或者说，没有了权力，周永胜的阳具也就形同虚设。
周头是在一种不名誉的情况下退休的，谁也想不到周永胜会在那样的年龄犯那样时髦的错误。邓一群从那次看到周头在办公室里拉罗正英的手开始，就知道他迟早要出事，但他没有意识到事情会得到公开。邓一群以为处里除了他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事实上他一点也不知道，在这之前，除了他没有看出周永胜对罗正英有意思，其他人都知道。周头经常有意无意地到罗正英那个科里去串门，罗正英也会时不时到他那个办公室里去。
谁也不知道周头写给罗正英的那封情书是怎么贴到机关传达室的大门口去的。这一事件立即成为机关里的头号新闻。事后机关里有消息说，捅出这件事的不是别人，而是周永胜一向在表面上对他还不错的副处长姜继前。姜继前四十来岁，本科文化，平时为人看起来还相当随和。邓一群对他印象不错。他对邓一群表现得也还比较尊重。仅此一点，邓一群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
那么周头的情书是怎么落到姜继前的手上去的呢？这是一个谜，谁也解不透的谜。而姜处为什么要这样做，一部分人猜测是他觑觎周永胜的那个处长位置，但分析起来又不完全像，因为在他之前还排着一位副处长。如果事情果真是他干的，也许真实的目的，只有他本人知道。
罗正英在出了这件事后表现得疯疯癫癫的，她找到了机关党委，找人事处，申明自己和周永胜并没有关系。对于周永胜写给她的情书，她一点也不知情。那些人听了，只是看着她，说了一些原则上的话，让她感到委屈得很。她很希望组织上能出面为她正名，但组织上却表现得冷若冰霜。组织的眼睛是雪亮的，绝不相信她是清白的。谁都相信，他们早已有了苟且关系。看来，机关里的情人关系，非常靠不住。维系他们关系的基础并不是感情，而是利益，一旦利益消失，关系也就告结。
这件事给邓一群上了生动的一课，明白机关是一个多么险恶的地方。应该说机关对这件事处理得还很客气，主动把这件事给压了。罗正英在叫屈了半个月后，发现组织上根本不能为她正名，于是她就向干部处、纪委反映周永胜过去多次向她表白“他那畜牲样的动机(原话如此)”，她是一个受害者。她要求组织上对周永胜有个处理决定，这时干部处才出面做罗正英的工作。她这样的要求几乎是可笑的，虽然他们这件事影响很坏，但这件事与周永胜的其他腐败行为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也许在干部人事部门，表扬一个人是容易的，处理一个人却并不容易，因为在所有的机关干部中，周并不是做得最出格的一个。再说他这么多年下来，有着自己的关系，这些人不觉中都会保护他。保护他，事实上也就保护了自己。
周永胜的退休却并没有让处长人选在本处里产生。计划处有相当一段时间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两个月后，机关安排了审计处的一位处长来到计划处主持工作。审计处的一位副处长自然升迁到处长的位置上。
就是在新处长到来的前夕，姜副处长找邓一群谈心，说要发展他入党，并且乐意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邓一群清楚这个机会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姜的想法，他也能够理解。用姜的说法，就是邓一群真的已经具备一个年轻党员的条件了。
入了党，今后的路对他来说就不一样了。邓一群十分明白这一点。
在处里，邓一群的位置在一天一天地起变化。他已经成了一个老资格的副科级干部(虽然事实上他资格并不老)。处里又来了几位新人手，三科也来了一位，是个年轻姑娘，姓谈，叫谈琴。谈琴很年轻，是从一家财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分配来的。邓一群很快就知道，事实上她也有背景，他的父亲是国营(经济学家建议改叫“国有”，“国营”和“国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事实上邓一群仅仅发现理论阐述上的确有了变化，而实质性的变化却没有)绿洲重型机械厂的党委书记。绿洲重型机械厂是全省著名的大企业，过去厅里好几任正副厅长都是那里过来的，甚至还出过一位副省长。
谈琴新到机关，所以她称邓一群为“邓科长”，叫得邓一群多少有点不自在，但另一方面心里却很受用。从位置上来说，他真正不再是个新兵了。不能小看这一点，在机关里，这就是很重要的资格。他想起农村里一种传说：鬼要投胎做人时，他必须要拉一个垫背的进来，否则就永远也不能还生。有了谈琴，他就有了超度的希望。
邓一群对谈琴的印象很好，她很随和，而且相当谦让。她那种随意不是像田小悦装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与田小悦相比，谈琴没有她那么洋气，但谈琴却更像机关女性。对田小悦的那次失约，邓一群表现得相当成熟，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能在第二天见到她后会做得那么坦然。田小悦对他说：“唉呀，真的不好意思啊。我回家吃完晚饭还特地收拾打扮了一下，我妈还问我干什么，我说是和我的一个同事看电影。我妈说那你还磨蹭什么，还不赶紧？我刚要出门，结果我的一个同学到了我家。结果一坐就是好长时间，我又不好明说。真的，我内心感到抱歉得不得了。”邓一群看着她笑得一脸灿烂的样子，也笑着说：“没关系，我看你没来就知道你一定有事。就在我站在门口等你的时候，碰到我过去的一个校友。昨晚那部电影还是很好看的，是奥斯卡获奖片，一共有五项提名。画面做得非常美，精致。都是我们国产电影没法比的。”田小悦说：“小邓，要不什么时候我请你吧。”邓一群说：“不，还是我请你吧。”田小悦也就笑着没再说什么。
邓一群当然没有再在短时间里请她，他在心里琢磨着她那样说是否真实。如果她后来对他能表现出点热乎，那么她无疑是真诚的，反之则不是。后来，邓一群发现她并没有对他表现出什么特别的暗示，于是他也就装成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
上班的日子又像水一样平静。
当然，这种平静也只是表面上的。
邓一群知道，越是这样平静，就越是要把工作做好，不能出一点差错。新领导来了，他必须重新树立好过去的形象，甚至比过去还要好。
21
邓一群后来再见到田小花，完全是一次兴致所至的结果，并不是刻意所为。他事先也没有想到这样的再见，对他有什么实在的意义。那次绿洲重型机械厂计划科的人来计划处办事，他们是需要到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去签批文，老朱就让邓一群领他们去。计经委在省政府的大院里面，现在的邓一群再到省政府已经毫无当年的畏缩了。对那门口的士兵甚至可以做到非常轻视。去的次数多了，士兵对他可能也有点面熟，一般都不再盘查。径直到那个部门，说明情况。对那个口子上的人，邓一群已经很熟悉了，拍拍打打，嘻嘻哈哈，都是政府里的平级单位，少不了来往，所以到了那里没有费什么周折就成了。办完事情，时间已经到了中午，那个姓秦的科长就要请邓一群吃饭。邓一群推让了一下，见秦科长是一副很认真真诚的样子，就答应了。吃顿饭的确也没有什么。对于秦科长来说，他也需要吃饭。为集体办事吃一顿饭简直是小儿科嘛！邓一群已经习惯了。
“到上海路去吧，那里有家叫‘野百合’的，听说挺不错的。”邓一群于是就这样提议说。事实上他一点也不知道那里会是个什么样子，他只是突然想到要去看看田小花。
田小花见到邓一群当然感到特别的意外，她就像是见到了她的老乡一样。邓一群向老秦他们介绍，说：“这是我的表妹。”老秦笑笑，说：“这不是你惟一的表妹吧？”邓一群也笑了，说：“在陵州的，就这一个。”田小花在边上听了，脸上就飞起了一片红，她心里甜得很。
“野百合”是个不大的餐厅，不过装修得很有点美国电影里出现的那种餐厅的风格。一看就知道是个刀子磨得锋利的地方。不过到了就不能退缩，再说反正也不是私人掏腰包。那个秦科长居然也表现得很沉着，想必这样的请客在他也是无数次了。一个那么大的国有企业，所有的钱财都归他看管，所以请客这样的小钱，他自然不会觉得有多么的心痛。他们从容地坐下来，却点了整整一桌菜，而他们一共只有四个人。除了邓一群，秦科长还带了两个下属，一个叫小钱，一个是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将，秦科长叫她赵娟。邓一群一眼就看出这个女人不同寻常，事后证明他的眼力是准的。言谈之中，这个赵娟对厅长李润南非常熟悉。至于是一种什么关系，怎样的熟悉，邓一群无从猜测。她不是个非常扎眼的女人，但身上有种说不出来的风韵。在酒桌上，她频频地向邓一群敬酒。邓一群就有点招架不住了。她巧言令色，简直由不得你不喝。邓一群心里甚至有了点多情的想法。
邓一群想看看那个叫贡芳的，但田小花却说她不在，是上另一个班。邓一群也就装成只是随便问的样子。但田小花却是欢欣的，她的服务可能很少那么卖力过。邓一群将她认作表妹让她感到一种由衷的自豪和兴奋。邓一群被秦科长他们几个尤其是被赵娟灌得迷糊了起来，最后他已经记不得自己是如何回到班上去的。邓一群自从分配到计划处，他已经记不清他喝过多少场的酒了。一方面是下面的下属单位请省城陵州办事，会主动请他们吃，另一方面他们处里下去检查指导工作，那更是一天两顿酒，喝得他们每个人都有点怕。
邓一群原来喝酒也就是一两的量，但自从到了机关后，却不得不学会喝酒，用前任处长周永胜的话说，“喝酒也是工作”，不能喝酒，在很多场面上就行不开，于是他就只有放开喝。如今，的确也是久经了“酒精考验”。醉过几场后，邓一群感觉自己的酒量大增。慢慢地，他喝酒的美名不仅在处里有了名气，甚至在整个机关也都有了名气。有次他有幸陪两位副厅长吃饭，连程副厅长也笑着问他，说，小邓啊，听说你是一斤的酒量啊。邓一群不好意思地笑笑，赶紧说：“哪里哪里啊，没有的事。”程副厅长笑着，说：“能喝是好事啊！能喝也是本事。有时候工作就需要喝酒，不会喝酒不行。”
的确，有时候别的厅局来人，处里都会安排邓一群去作陪。邓一群也不便推辞。他知道，这也是单位里器重你的一种方法。事实上邓一群知道，他之所以能喝，倒也不是他有多大的酒量，而是他不怕醉。自己年轻，身体底子好。酒喝得多了，他就赶紧跑卫生间，吐掉，回到酒桌上，还能继续战斗。有时也就醉得一败涂地的，回到宿舍，一夜睡过来，也就恢复了。
那天邓一群回到处里，老朱看他满嘴酒气，一脸通红，就问：“小邓，是不是多了。”邓一群费力地睁开迷离的眼睛，控制不住地放声大笑起来，说：“他妈的，我们老秦让他手下的那个女将把我整趴下啦。”田小悦笑起来，说：“以你的酒量也不至于这样啊。”随后跟进来老秦笑起来，说：“我们邓科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主要他今天是遇着他的一个表妹了。”科长朱贵今说：“他有什么表妹啊？”老秦说：“刚认的呀。”邓一群瘫在沙发上说：“胡说啊。”科长老朱说：“你要不行就先回吧。”老秦也觉得邓一群多了，就说：“要不我们有车，送你回去休息吧。”
邓一群谢绝了，他伏在桌上假眠了一会，然后到卫生间就全吐了。
吐了之后的邓一群又回到了班上。他想自己不该这样醉酒，醉酒就会失态，而在机关里因醉酒失态总是不好的。朦胧的醉态中，他有一股性的欲望，而由这性的欲望，他就想起了田小花。他觉得田小花是他可以轻易征服的，就像那个刘红一样。
那天下午，他半伏在桌上把自己认识的所有女性都在心里排了一遍，发现自己只有和县里的那个旅馆服务员发生过一次性关系，那次性关系发生得那样容易，让他自己事后想想都觉得过于简单。然而就是这仅有的一次点缀了他的生活，让他感觉自己的生活并不是一片空白，为自己的生活添了一些异样的色彩。
但是，后来的生活是多么枯燥啊！他慢慢地想到，虽然那个刘红和他发生了关系，但它发生得太容易了，而且刘红不是处女，相反，他可是童男子。他的身子献给了刘红。是刘红占了他的便宜。这件事，他只能隐藏在心里，不能向单位里的任何一个人说。在单位里，他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无疑是个老实、本分、持重的，而又踏实肯干、积极上进的青年。他要保持住这样的形象。
女人，是这样的可恶。一种就是像刘红那样的，欺骗了她的正准备结婚的丈夫同他睡觉——尽管她当时从那个遥远的小县城跑到省城陵州，来到空旷的南方大学的校园里，让他第一次品尝到女人的滋味，内心生出不少感动，他在当时甚至说出“我爱你”这样的话来，但事情过后，冷静下来，他并不感激她。她能同他睡觉，她当时也就可能还会同她丈夫或别的男人睡觉。而且她到陵州并不是专门为了来同他睡觉，她只是顺便来同他睡了。对她而言，是生命过程里的一种收获。另一种就是像田小悦那样的，假正经——年纪轻轻，她对他也装起正经来。平时她有那么多男同学打电话给她，她说话的时候可是嗲得很。她内心里肯定也是骚的——她向他借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她表面上对他相当不错，但他那次同她约会，她居然敢戏弄他。这样的女人，他在内心里是不能原谅的。
这些年来，他对人生，对女性，看法正在一点一点地起变化，而这样的变化与前面的相比，差距是多么的巨大啊！
22
改革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改革的缺陷却还没有完全暴露。“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有背景的人自己就首先想到了自己要富。
只要是有点背景的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一些好处，邓一群想。邓一群在机关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副科级干部，所以，改革的好处，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田小悦的父亲事实上也是个当权者，所以田小悦在生活里也是受益人。
很长一段时间，邓一群在心里对田小悦有着一种成见，但他却从不在表面上泄露出来。他已经越来越有城府了。对一切，他心里有数得很。他也意识到，正是他这种含蓄，使她正努力同他改善关系。她已经意识到他同她拉开了距离。
田小悦过去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同他几乎是无话不谈的，谈人生，谈机关里复杂的人事，谈婚姻爱情，甚至还偶尔交流一下对“性”的态度和看法。也就是从她坦诚地对“性”的态度里，邓一群知道事实上她是比较开放的。因而，邓一群也就产生了追求她的念头。
邓一群后来意识到自己的想法还是过于简单了，她对“性”看法的开放，并不意味着她能接受他。她在婚姻问题上的考虑，却是非常的现实。她怎么可能找一个老家在乡下的没有任何背景独身在城里的青年呢？她的标准和要求是相当高的。
田小悦隐藏得太深了，这是邓一群在那个四月份最大的感慨。
机关里谁也不知道田小悦早已经悄悄地有了朋友，事实上早在周振生那次从南方回来在金桥饭店请客，别人就已经给她介绍了现在的这个男朋友。在她和男友见面之前，她至少已经见过十多个，都是朋友介绍的，但她一个也没有瞧上。
田小悦对邓一群稍稍有点歉意，那次他请她去看电影，她答应了。她其实非常清楚他的意思，但她知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虽然她对邓一群有一定的好感，但她绝不可能同他这样一个家在乡下的青年谈恋爱。她总觉得他身上的农民习气还是比较重的，也许别人看不出来，但她却能发现。邓一群在工作上是积极的，他的内心渴望向上爬。她想，他将来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对邓一群的邀请，她想她陪他去看一次电影，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他向她挑明什么，她在那种场合，是更适合向他交底的。可偏偏那天她正要出门的时候，她的男友出差回来。
邓一群当然不知道这里面的内情，她也不想向他说明。
在决定结婚前的一个多月，田小悦在那个星期三的早晨领着她的男友到了机关。那个小伙子在外贸部门工作，据说那是个非常有钱的单位，而且还经常有机会走出国门。他也是毕业于一家著名的大学，本市人，父母也都是干部。细长的个子，非常精神。他的到来，使处里的人纷纷向田小悦表示祝贺。邓一群也笑着向她恭维。
这是1989年春天的事。 23
就在感觉城里一片浮躁的时候，邓一群回了一次老家。
邓一群在乡下家里没有呆上几天。家里的环境和气氛简直让他感觉很压抑。他发现自己已经非常适应过城里的那种文明生活了。农村的条件太简陋了。这让他感觉害怕，同时也感到庆幸：幸亏他考上了大学，要是在农村他这一辈子可就惨了。农民，永远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
通过自己的家庭，他内心里对农民充满了一种怜悯和同情，另一方面，他也发现农民们真是太愚昧了。没有文化的悲哀。没有文化，他们就只能永远受穷，永远受到剥削——受到城市的剥削。他现在也是处在剥削阶级的位置上，不管你是否承认，事实就是这样。城市的工人阶级吃着农民们低价提供的菜蔬和粮食，生产出农药和化肥以及塑料薄膜，高价卖给他们，他们为了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只好再高价买进生产资料。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在县城滞留期间，他的心情并不愉快。平庸压抑的生活！看不到出路和未来。他幸运的就是大学毕业然后分配到一个好工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而他们这一代没有。他们这一代的理想就是有个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这是现实。邓一群也没有理想。我能有什么理想？我的理想已经实现了：考上了大学，分配到了好的工作。我的理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了农村出身的青年学生共同的理想。
在县城的那个晚上，他特别想再见一次刘红，他想他应该实现自己的诺言。他只是想见到她。
一直等到十点多钟，刘红才来上班。她见了他也有一种意外的惊喜。她当然想不到他会来，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他发现她已经变化了很多。她身上多了一种生活的平实，有一种不为人轻易觉察的疲惫。她对生活的态度可能更现实了。她也不像过去那样鲜嫩了。她的打扮也完全是妇人的打扮，体现一种小城女人的土气，与省城里的妇女相比，确实缺少了魅力，但她身上的女人味还在。
“你看上去好像还那样嘛！”她说。
邓一群开玩笑说：“老了。”
她笑起来，说：“你还老？我才是老了呢。你结婚了没有啊？”
“没有，还没有。”他说。
“你的要求不要太高。”她说。
“不高，我一直以为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差不多就行了。”
她知道他调侃她，就说：“你不要寻我的开心么。”
他就问她的一些情况，她就告诉他：她现在一切都还好，丈夫还在厂里上班，现在经常打麻将，下了班也不大及时回家。但她对这一切已经麻木了，习惯了。家里的事情也不指望他做。她除了上班，还要到幼儿园接送孩子，更有大量的家务。她生的是个女孩，因此丈夫不怎么喜欢。
邓一群和她聊，聊了一会就忍不住去抱她。本来他也并不想这样，但那一刻他突然感到特别的空虚。
她身上没有了浓烈的香水味。他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闻到了一股劣质的烟草味道。这烟味一定来自于她的丈夫。除了烟味，当然还有些他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混合起来的味道。他在她耳边说：“我想你。我经常想你。想你那年跑到南大去和我做爱。有时我晚上想得睡不着。”他一边说，一边就把手伸进她的上衣里。他摸到了她的乳房。那乳房已经稀松了。她却努力地掰他的手。她吭哧吭哧地很用力。她说：“你不会想我的，想我做什么？城里的姑娘多得很，她们很漂亮的。”
邓一群心想她居然还吃醋，真是好笑。他说：“我就是想你，怎么也忘不掉你。我特地开了这个房间，没有人，你今晚能不走么？”她身子不再那么僵直，稍稍松软了一些，但嘴上却说：“不行啊。”邓一群说：“为什么？我难得回来，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呢？”她说：“我身上不方便。”他不怎么相信，以为她是什么借口。她说：“不骗你。”他把手伸进了她的裆里，摸着了一块硬硬的棉巾。
他们后来黑了房里的灯，脱光了身子躺在被窝里。他吃她的乳房，吃了半天也没有昔日的感觉。那种欲望烧得他难受得要命，他感觉自己要爆炸了。他努力地在她身上折腾，咬她的肩膀，拧她的大腿。“你还和别人搞过吗？”他忽然这样无耻地问她，他感觉这样问很打击她。打击她让他体会到一种快感。她的脸又红又烫，全身散发着一种特别的体味。“没有，我只有和你。”她说。“你丈夫还行吗？他的家伙大吗？”他一边下流地笑着，一边看着她的眼睛。她吭哧吭哧地说：“……最近一年多他不……怎么行了，他现在吃枸杞汤煨鸡。”他快活地笑起来。这种问答让他感觉到无比地快乐，他还从来没有听女人说过这样隐私话。他就更加深入地问，终于问得她不肯回答了。
那天晚上大约三点钟才起身离去，不知为什么在那过程里，她有点不高兴，甚至还流了泪。在黑暗里，他看着她一件一件地穿着衣服。她的裸体在黑暗里白晃晃的。她的离去让他感觉相当地失望。他躺在床上许久睡不着，想：我不过是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因为考上了大学，现在就可以这样对待女人。我是多么无耻啊。我已经堕落了，是现实生活让我变得如此的。与另外一些人相比，我还是个好人。好人？我这样子也算是好人。糟蹋了别人，也糟蹋了自己。
刘红的情况有点特殊。他并没有打算污辱她。几年前是她主动的。如果不是她主动，他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这个女人，现在在他的面前，已经没有了一点的尊严了。他想。他在女人面前也还是有点优越感的。他不会在女人面前失败。让他暂时失败的女人，他是不会忘记的，总有一天，他要赢回自己的尊严。
回城的时候，他还要来红旗旅馆，一定要来，了一下长时间以来的愿望。他在心里说。一定来。
家里热得要命。
他无聊得很，躲到镇上刘正红那个理发店去玩，在电视里一下就看到了学潮的消息。他身上的血一下就涌起来了。这场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他根本无从知晓，但他神经兴奋起来。他不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希望闹点事情出来。闹得越大越好。当时，邓一群在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他不能从改革中获益，那么一定不能在动乱里受损。
天要塌下来了。中国要出大事情。他感觉自己的灵魂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正摇摇欲坠，西方国家正在努力向中国鼓吹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自由，他也要自由。一切都调转过来。让机关里那些头目统统下来，换上像他一样的年轻人。他在村里呆不住了，他要尽早回城。城里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农民们对这事很麻木。农民就是农民，他想，他们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自足，这是一帮非常愚蠢的人们。他们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他们不懂得利害。
邓一群的妈妈对他这么匆匆离开，表示很有点挂念。她长时间以来一直盼着她这个惟一有出息在省城里当干部的儿子回家，能和她拉拉家常。但真正等他回来以后，却发现自己和儿子已经没有了共同的话题。邓一群的妹妹也有点失望，由于哥哥的反对，她没有能跟嫂子的妹妹刘正红学理发手艺。家里人的反对，她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怕她跟刘正红学坏了。但她想，她是她，刘正红是刘正红，她跟着她学手艺，并不一定就会像她那样学坏。她希望三哥邓一群能给她指明一条出路。因为，哥哥是个有文化的人哪。她多么希望能走出这个小村子，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啊。但哥哥却好像对她并不怎么热心。她不知道她哥哥还有什么更需要操心的事情。
邓一群匆匆地往回赶，他从广播里得知，省城里也闹了起来。他要赶回去看一看，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他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现在这样的经历他怎么能够再次放过呢？他走出村口的时候，看见他的妈妈还在目送他。他看见他妈妈眼里当时盈着泪水。妈妈老啦！妈妈看上去有七十岁，头发全白了，牙齿也掉了，腰也佝了。农村妇女和城里妇女差别太大了，城里的七十岁妇女看上去只有六十岁。妈妈是被农活和穷苦的日子给榨的，把身上的鲜活全榨干了，结果就像是一棵缺少水分的枯树干。她的一生都没有什么幸福，一个农妇能有什么样的幸福呢？邓一群想：农村妇女一生中能有的快乐，就是青年时代能有点性爱，丈夫对她好一点，但这种性爱的快乐其实是非常短暂的。晚年的幸福，就是儿女能孝顺，能够给她饱饭吃。而中年，对妇女来说，只有生活的重负。
生活，就是这样残酷。
邓一群庆幸自己能从农村出来。出来了，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外面的世界是那样复杂，也非常的精彩。
所以，他对老家的一切毫不留恋。
除了他的妈妈。
但政治对他的吸引力更加强大。
24
由于这样匆匆，邓一群就没有能在县城里逗留。
车子驶过县城的外环路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小城，想到了红旗旅馆的刘红，想到了那天晚上的事情，心里说：算了吧，下次再说。她在这里是静止的，只要他回来，他需要她，她一定是愿意随时把自己交给他的。她对他而言，一如探囊取物那样容易。他要急急地赶回到城里去，那里有一种声音在召唤着他。
另一种兴奋替代了他在肉体上的欲望。
25
车子一进入城市，感觉就不一样了。
邓一群在长途站下了车，然后坐车回洪景小区单位的那个宿舍。27路车经过长江路、江口路、解放大道、鼓楼、新街口、虹桥。在车里他听到不少人在议论学生闹事的事情，各种传说都有。车子经过鼓楼的时候堵住了，在长长的中山大道上，车子排成了一条长龙，警察们对此无能为力。乘客们一片怨声。原来是陵州几所大学的学生们在游行，“打倒”“反对”的口号声不绝于耳。
他内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他也想加入到那个队伍中去。既然他没有从这个社会中获得好处，他当然就可以有权反对它。但另一方面邓一群也的确“成熟”了，在势头看起来还不明朗的情况下，他是不会贸然参加的。那样不会有好处。他要做一个隔岸观火者。一切行动，都要以自我为准则。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