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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勒马，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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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总的一个感觉，他总是不知疲倦、毫无悔意地在关注着自己以外的这个世界。惟一欠缺的是一件中世纪时留下的用粗亚麻布缝制的圣袍了。那是一种宽大的带头罩的深棕色的道袍。不记得我是否跟你们说过，他当年正经是个“黑户”。也就是说，他是个盲流人员。岂止是盲流，准确点说，他是“逃亡”来的。大约也就是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从老家“逃亡”到冈古拉。“逃亡”前是河南上蔡，还是河北获鹿，还是湖南桃源一所县中的教员，就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是一个中学教员。当初不知因为了怎样的一档子事，跟县教育局的领导闹翻了。据说是他支持高中年级的学生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查清这个研究会“幕后”，是由几个返乡度假的北大学生策划组织的。）他们还要出版自己的油印刊物，并且已经试印了一期，到处散发。刊物对当时——五十年代中期盛行的某些农村政策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据说，这件事当时也是惊动了很高层面的领导，下令要力劝制止。一是不能私自成立什么“研究会”，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行，尤其是不能搞什么“油印刊物”。甚至动员了那些学生的家长出来做“说客”。最后只剩下几名学生和这位马老师，拧着脖梗，死活也不肯认错。上面的意思是，学生可以不追究，但教师不认错，就必须处置。学校领导找这位“马老师”谈话，希望他“悬崖勒马”“好自为之”。他觉得自己没错。他觉得他们是真诚的，他们在油印刊物上说的一切，都可以公诸于世。县教育局的领导觉得他实在太幼稚，便联合县公安局一起，给他下达了个留校察看，以观后效的处分决定。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很宽大了的。让他在处分决定上签字，他却不签。他说：“我没做任何对不起革命事业的事。你们可以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考验我的信仰，我的忠诚程度。如果我经受不了这种考验，再处分我也不迟。”由于态度不好，追加处分，开除教职，并明确告诉他，如果再不老实，就可能会被送去“劳动教养”。当时全家人都劝他去认个错，他妈妈几乎要向他下跪了。他却说，请你们不要勉强我。我自有我的办法来向这个世界证明我的忠诚。家里人说，你现在连“饭碗”都丢了，还谈什么忠诚？他笑笑。不答。没过几日，趁一个清早，天还没全亮，家人还都在熟睡之际，他悄悄地出走了，带上最简单的一点行李，没跟任何人告别，也没向任何人说明，一直向西，向大西北方向走去，寻找一个最艰苦的生存环境，以向世人证明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程度。既没有带任何组织手续，也没有带任何身份证明，只揣着十斤粮票和仅有的十二元八角人民币，作为一个“黑户”，“盲流”，他在冈古拉落了脚……他当时是整个冈古拉高地惟一一个读过大学，又教过中学的人。高福海在组建场部子女校（小学部）时，把他调来当了“代课教师”。因为“黑户”身份，他的“代课教员”的身份一直转正不了，就这样“代”了十年课，拿了整整十年的十九元的月工资，也在干沟底下那个“黑户区”里住了整整十年。其实，从他进子女校的第二年起，就成了学校的业务骨干，很快又成了校长离不开的“左膀右臂”：全校的课表是他排的；第一堂公开教学示范课是他执的教鞭；寒暑假期间对其他教员进行业务培训，进修，也是由他来组织进行的，等等等等，但他的正式身份却一直只能是个“代课教师”，也仍然只能住在干沟底下的“黑户区”里，以十九元的月工资领导着一群三十八元九角二和五十一元一角五的正式教员。对此，他一直毫无怨言。到第十一个年头上，高福海才下决心把他从干沟底下搬了上来，才摘去了他“代课教师”的帽子，入籍为在编的正规国家工作人员。那天，他们全家都抱头痛哭了一场。他才给老家的亲人发了一封信，这是自他出走，给家发的第一封报平安的信。信上说，“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我现在又成了国家正式承认的人了……我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我一切都好。我已经成家。你们的孙女也已经五岁了。我给她取名为‘桂花’，以纪念老家门前场院里爷爷栽下的那两棵桂花树……”那天，也许因为实在太激动的缘故，“圣徒”一动笔，居然把女儿的年龄都写错了。其实那年，马桂花已经快七岁了……
“门锁底咧，他们没在里头。”门外有人低声分析道。
“不。他们肯定在这里头。他们也应该在这里头。”马桂花的爸固执地说道，并用力地拍着门，叫喊：“桂花，你开门呐。桂花，你开开门呐……”那拍门声和叫喊声此时此刻传到阁楼上，真可谓令人“心惊肉跳”。马桂花直直地挺起上身，在黑暗中瞠瞠地瞪大眼，无意间把她的胸部紧贴住我肩膀头。我能通过她那不太坚实，但的确相当柔软的胸部，感觉到她剧烈的心跳和急迫的喘息。
“必须要找到他们吗？”这好像是朱副场长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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