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8期
明清学者与人口控制
作者：周贻谋
最早谈到人口问题的是明代学者徐光启(1562～1633年)，他在所著《农政全书》中说：“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倍，自非有大兵革，而不得减。”他以明代皇族子孙作为例证：“洪武中(约1382年)，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乐(约1412年)而为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余一倍矣：”从我国历史资料来看，在没有天灾和战争的情况下，确曾有过人口每30年增添l倍的事实。如东汉初年(公元25年)，全国有人口1000多万，至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便增加到2100余万；至章和二年(公元88年)，竟然增加到4300余万。可见徐光启的估算，与社会人口增殖的基本状况是相吻合的：徐氏的功劳在于提醒整个社会注意，人口增长的速度非常迅速，应及早想出对策，绝不可等闲视之、
明代另一位学者即文学家冯梦龙(1574-1646年)也很关注人口问题；他目睹江南人口过于稠密的现状，便及时提醒全社会注意，人口必须要有所控制，绝不能放任自流而听其自然增殖和发展。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节制生育的人。他在读《太平广记》时写过这样一段批语：“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意思是说，如果每对夫妻只生一男一女，从传宗接代的角度来说，完全可以保本，从国家社会来说，可以保持人口稳定。这样，夫妻本身因生育较少，可以减少体力消耗，无疑有利于健康长寿、对于所生子女亦很有好处，由于能够获得充足的供养，身体必定长得健壮，自然不会夭折短命。与之相反，如果任听人口一代一代地成倍增长下去，而土地和各种生活资料又不能得到相应的增加，试问人们又凭什么来养活成倍增长的人了呢?冯氏此论，实属卓见超群，高人一筹。他敢于否定“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早在17世纪就能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殊属难能可贵。
清代学者洪亮吉(1746～1809年)曾撰写过一本《意言》，他在该书的《治平篇》中同样探讨过人口问题。他在谈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后130余年人口急剧增殖的情况时说：“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人口增长如此迅速，而土地、房屋的增长却很缓慢，这就造成“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有鉴于此，他呼吁社会、国家要注意控制人口的增长。
清代学者汪士铎(1814-1899年)更是为人口过快增长而感到忧虑。他在所撰《汪悔翁乙丙日记》中说：“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1644年)二人者，至今(1855年)一百二十八人。”在一些早婚地区，人口更是20年即加1倍。由于地少人多，“国家浮于地者数倍”，导致许多农民得不到土地，手工业者无处就业，竟至“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需人；”因此，他主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认为一个国家“民不可过少”，但也“万万不容过多”。
汪士铎反对早婚，提倡晚婚，强调要降低人口出生率。他在书中反复说明早婚之害，并且指出，许多青少年男女“每十五六皆嫁娶”，“年十五六皆授室”，“十六皆抱子”，“年三十即抱孙”。这样做的结果，势必给家庭、社会、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他主张推行晚婚节育，女子“二十五而嫁”，“男子三十而娶”，而且必须少生孩子。汪士铎又力主“广施不生育之方药”，堪称是我国第一个提倡使用避孕药物的人。早在19世纪，汪氏就能提出使用避孕药物来节制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虽然不可能被当局采纳，也不可能得到推行，却也表明此一主张具有远见卓识，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编辑 祝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