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新活力:今日青年文学的高地

作者:施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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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异军突起的角度看,这几年,山东的青年小说完全配得上“崛起的新鲁军”这一称呼。代表作大致是:刘玉栋的《我们分到了土地》《跟你说说话》《给马兰姑姑押车》,老虎的《地铁站口的赤脚医生》《漂泊的屋顶》,王方晨的《乡村火焰》《王树的大叫》,刘照如的《梁山》《媒婆说媒》,李纪钊的《陪老师结婚登记》,卢金地的《吃阳光》《斗地主》,路也的《幸福是有的》《茑萝行》,宋潇凌的《生活艺术》《个别女人》,鲁雁的《最后的庄稼》,王秀梅的《零度火焰》,瓦当的《我的父亲母亲》等等。令人们对一向温吞的山东青年写作力量难以视而不见。
  不能小觑的宁夏的“三棵树”——刘继明、石舒清和金瓯,甘肃的叶舟,佳作连连,后劲十足,给世人展现了西北青年小说出色的纯正和深远的文学景观。
  相形之下,近年北京上海的新人显得匮乏,除了潘向黎、陆离、叶开等持续稳定地发表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外,很少出现令人眼亮的新星。倒是福建的须一瓜、陈希我、北北,湖北的李修文,四川的麦加,深圳的盛可以和谢宏,广州的巴桥、黄咏梅,河北的刘建东、李浩,云南的范稳,贵州的谢挺、盛慧等人使得中心城市之外的文学力量显得风情万种。
  
  新活力与中年文学的差异
  
  今天,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小说家在言说立场上的分化远比艺术形式上的区别要明显,当然更明显的是,对这些小说家的对比性选择有我自己的趣味限定。
  如今的中年作家大都是在精神倾向和小说文体上为八十年代添加不安分因素的骁将。那时候,他们得到了长期压抑后的迅猛喷发的时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仍然处于强化状态,只要胆子大一点动作怪一点故事讲法新奇一点,都有可能被评论界夸大为“打破禁区”或者“新潮”“先锋”,并有可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划时代图标。历史背景上文学性的苍白衬托着他们的新探索的陌生效果,等到他们成为中年作家的时候,风格已经基本定型,写作当然还要继续,而他们以创世纪般的热情所留下的那些作品,已经成为新一代青年作家的文学背景资料,青年毕竟要有所超越才能获取文坛准入资格。今天的青年作家身上已经没有可能被贴上代表思想解放进展的金光,文学处于时代主潮的边缘,他们努力要生长的林带还要处在事先已经抽穗结粒的中年庄稼地的边缘,茁壮成长的难度和勇气可想而知。因而,言说立场的微妙变化也是时势所趋。
  可是我们看到,今天在中短篇小说领域,在读者号召力方面,中年和青年或许可以平分天下;但在长篇小说方面,中年作家整体上仍然占着上风;韩少功、贾平凹、李佩甫、莫言、方方、刘震云、尤凤伟、王安忆、张承志、张炜、铁凝、叶兆言、陈世旭、赵本夫、黄蓓佳、杨争光、阎连科、周大新、赵德发、潘婧……提起来就是一长串;而青年作家实在很难凑成一样齐整的阵容:李洱、红柯、艾伟、戴来、荆歌、邱华栋、叶弥、徐坤、魏微、朱文颖、刘建东……在艺术形式方面,中年作家走得更远,青年作家在长篇小说的架构把握等艺术能力方面整体上不如中年老手——可是,在语风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言说立场上,青年作家的超越气质则是鲜明的,至少,他们褪去了中年作家普遍存在的代言偏执和表达的不自然痕迹,历史、精神、天理、人欲不再是刻意而为的符码,小说的人物、场景、叙述、描写、对话等基本因素不再是作者本人的偏见或“时代共识”的道具。
  在广有影响的代表性中年作家和优秀青年作家之间,存在着言说立场和艺术趣味的“显”与“隐”的分别(当然,这种分别主要存在于“现实主义”与“知识分子”写作特征较为鲜明的作家中。相形之下,莫言、阎连科、叶兆言等就几乎没有这种中年写作特征)。
  这大概也就是种庄稼的和种树的价值差异所在。套用传统文论的说法,他们的审美力量的对象化过程和效果肯定不同。侍弄庄稼的过程——选种、翻耕、施肥、除草、间苗、松土、浇水、灭虫……因为有足够的经验,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犹在眼前的美好景象,然后就是上述精耕细作,然后就是丰收在望,然后就是颗粒归仓。在讲求温饱实用的国度,粮食总是最基础的物质需要。中年作家的突出本领是把小说里的精神性充分物质化,可以解决“思想”的需要,较为醒目地发挥显而易见的社会批判功能,总之可以提供现时代的“精神食粮”。种庄稼的收成自然显得比种树可观,我们可以在媒体上看到许多硕大的西瓜王白菜王土豆王,我们看不到年轻的树王。尤其是有的中年作家习惯宣称一部新作品写了多少年,大概是把审美对象化的过程延长到了学农、选地、开荒的日子,但是他年年都有长篇问世,有时一年两三部,则可视为一年两三季作业的农场主。种树是没有可能如此风光的,长得慢不能当年收益还在其次,关键还在于它们的实用性离现今读者习惯性的对“精神食粮”的紧迫要求普遍太远,现实更需要实用性的砍伐,自顾自的生长,没法不被漠视。据说环保时代要求退耕还林,这如果跟文学扯到一起肯定招致讥笑,当然也不该这样简单类推。我只希望读者既重视为我们增产增收的庄稼地,也重视那些有望成材的新生林。
  
  新活力的传承与创新
  
  今日中国文坛,处在经济文化转型的时代。驳杂的价值观念,繁复的人间景象,纷沓的成长印迹,斑斓的想象天地,在已有的文学经验所能触及的层面之外,构成了新的写作的可能性。一批具有相对充足的文学素养,丰沛的感知能力和较为成熟的叙事技巧的青年作家恰逢其时,给我们的文学新时空增添了许多可观可喜的新活力。
  新活力的写作资源,我们也完全可以无比正确也不无狡猾地说(跟所有的文学成功人士的经验之谈中神侃的差不多),是古今中外而有所偏好,是包罗万象又有所倚重。
  只是,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先锋”作家相比,新活力作家的阅读资源更复杂,所喜爱的经典更不单一,但是他们在羡慕和学习过程中掌握了适度飞翔的言语方式和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小说奥秘;而跟父兄辈现实主义作家相比,他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更为宽泛,从而导致他们在阅读中感兴趣的并非是“提问”,而是看经典作家是如何把繁复芜杂的现实生活生气盎然地活化在文本中,又怎样在叙述中表达言外意的。
  在写作境遇上,他们似乎都曾“新生代”过,以颠覆自命的写作时期,初生牛犊,不知深浅,自顾自狂奔。很快,便有人发觉“欲望”并非止于“身体”,“平面”也可能通向“纵深”,文学不仅仅是“翻筋斗”,而是有它永恒的精神指向,探寻内心隐秘的路既可能来自“私人”也可能遍布世间。于是我们看到,文学延伸到新活力这里,就有了视域张大、吞吐能力增强、现实品格复归的倾向。本土的尚未真切的历史与充满谐趣的活生生的现实在新活力作家笔下有了厚重而新颖的艺术模样。
  稍作细致的探察,我们就会从这些新的写作潮流中发现一些新鲜又与我们的文学传统紧密联结的新因素:
  在“成长”的范畴内,他们所叙写的个人成长史或成长片段,已经完全不同于父兄辈作家以情绪性理想性记忆构织故事的先验特质,经由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影响,无论写实还是悬幻,呈现与表现的美学观正在这一代青年的成长叙事实践中杂糅综合。
  在这种杂糅综合的情势下,这些青年作家,既重视对外国文学经典的阅读理解,又对本土文学传统有某种自觉的接活意识,在同步关注国外文学动态以作参照的同时,对汉语文学的优长及创新倾注着更大的热情。他们意欲实现的是对十几年前先锋写作技法至上观念和几年前“新生代”叙事贴地行进姿态的双重超越,而且,所探索的层面与现实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困境发生更加深广更加细微的关系。在确有其事和若无其事之间,他们的笔致开辟着属于文学的张力空间,没有激烈的质询,却有可贵的怀疑;没有责任的自弃,却有勇敢的自视。
  我们还发现,他们已经具备和掌握了在想象与现实资源之间的整合能力和既发问又悬疑的艺术技巧,作者的立场既不寄托于某个人物的命运情感也不表现为社会道德人间伦理的判断,是世道人心与个人迷梦之间的巨大张力,使得小说弹性足,射程远。所以不会是纯“立场小说”——新活力的探寻方位是那个可以“立”的“场”,不是“立”的炫耀,是“入场”探秘的窃喜。
  ——于是,我们读到了可以接受的自然和耳目一新的陌生。这就是饱满着上升气息的新活力,这就是涵蕴着创新气质的新活力,这就是根基沉稳枝叶蓬勃的新活力!
  新活力正在形成新的文学高地,这样的高地因基底牢固植被葱茏而并不显得突兀,而且仍在稳健地提升着海拔。我们给他们已有的写作实绩予以及时的关注梳理,从整体上把握他们的创作新质和基本走向,对其中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言之有物的研究和跟踪批评,肯定是一件对中国文学现时以至将来极其有益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读者和专业人员来到这片丰饶多姿的高地,进行文学的胜境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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