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2期

叙事的魅力

作者：贾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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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巧妙地安排叙述者外，谭恩美还十分艺术地处理了叙述视角的问题。叙述视角，简单地说是指叙述故事的着眼点，是作者叙述故事的方式和角度，并通过这种方式和角度向读者描绘人物、讲述事件、介绍背景等。 《喜福会》采用了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方式，让叙述者与人物合一，使读者如听当事人娓娓道来，内容均为各主要人物的亲见、亲闻、亲感，因此鲜明生动、真切感人。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不同的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e。如荧荧四岁时中秋节游太湖不慎落水与家人失散的一段回忆就采用了经历事件的眼光，她以小孩子支离破碎、呓语般的声音，用孩子气的词语和简单重复的句式准确地再现了她落水后的孤独和恐惧。这种限知视角有利于对当事人进行局部化观察，取舍材料，营造氛围，为她成年后在家庭中几度失去自我的悲剧作了铺垫。在这段故事结束时有这样一段话：“我记起那天发生的事情，因为它在我生命中发生了许多次，同样的天真、诚实和躁动，同样的好奇、恐惧和孤独。我怎么迷失了我自己。”(p83)这里就采用了追忆的眼光，叙述声音和叙述眼光统一于现在的“我”，表明她已经能意识到并冷静地看待自己的迷失，揭示了她对价值身份丧失的体会。
　　第一人称的叙述通常会受到时间、空间和叙述角度等方面的限制，因此，谭恩美有时也根据需要转换叙述人称。比如小说中偶尔插入第二人称，把读者称为“你”，表现出某种强烈的感情倾向，极大地缩小了读者与叙述者及其讲述的故事之间的距离；她还经常会用到“你们” “我们”等来指称不同的群体。如下面这一段话：
　　很快我就明白了。她们害怕了。在我身上，她们看到了她们自己的女儿，同样地无知，同样地无视于她们带到美国来的所有的真理和希望。她们看到女儿在自己的母亲讲中国话时感到不耐烦，在她们用蹩脚的英语解释某些事情时认为她们脑子有问题。她们知道喜和福对她们的女儿而言代表着不同的含义，对这些封闭的美国出生的头脑中“喜福”不成为一个词，它根本就不存在。她们知道女儿在孙辈出世时不会有任何希望一代代传下去。(p31)
　　本来是吴精妹代表母亲参加喜福会时的场景，一直用第一人称叙述，但作者暂时将叙述人称转换成“她们”，而且叙述视角也跳到母亲的位置上，突出了母亲们的思维风格以及对女儿不能理解自己的畏惧情感。这既是故事本身的需要，同时也是为更客观地、多角度地丰富叙述对象。叙述视角和叙述人称的不停变换，使事物的不同侧面展示融合在一起，仿佛不同镜头的变换，构成了一幅中美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的生动画面。
　　总之，《喜福会》书写的是华裔女性主体心灵与意识的表露，因此所采用的叙事方法也是全新的，作者娴熟地运用现代叙述技巧，但又不受其限制，而是根据创作需要进行艺术性发挥。在这部小说中，个人以“我”为中心的新颖灵活的主观性时空构架取代了以往以事实自我叙述的客观化现象。这样，作者才得以自由地穿梭于传统与现实、历史与当今之间，将母亲和女儿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两辈人的意识活动置于东西方文化的背景之中，旨在用全球文化意识作为参照系来关照民族文化，唤醒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自醒和反思。
　　
　　① 出自Curt Schleier主持的采访The Detroit News， 1995，转引自施敏捷《文本风格与创作语境》，《社会科学》2001年第11期，第78页。
　　② Amy Tan，The Joy Luck Club(Ballantine Books， 1989)，笫6页。以下引文均出自此书，恕不一一列出。
　　③ 关于“顺序型叙事”参考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页。
　　④ W．C．布斯：《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175页。
　　⑤ 见卫景宜：《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⑥ 见黄秀铃：“糖姐”：试论谭恩美现象，虞建华主编《英美文化研究论从》(第三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165页。
　　⑦ 见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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