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2期

《情采》之情采

作者：马麦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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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勰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部有着重要地位的杰出著作，其中有《情采》一篇专门论述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所谓“情”，就是指文章的思想感情，包括理论观点。所谓“采”，就是指文采，包括语言修辞在内的艺术形式。刘勰在这篇文章中不仅观点鲜明，论证充分，而且论述极富文采，使这篇理论性的文章同时也成为情与采完美结合的范例。
　　文章开头先从“文章”这一名称说起。因为“文”的本意就是指图案花纹，可以用它表示不同颜色的搭配，后来也专指青色赤色相配合。“章”则用来表示赤色与白色相配合。刘勰说：圣人先贤所说的所写的(“圣贤书辞”之“辞”，大约指《论语》一书中孔子的言论)，既然都叫做文章，那“非采而何”，不是文采又是什么呢?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观点：文章必定要具有文采，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直截了当，但又非常自然。紧接着他又说明文采只能依附于内容才能产生，他使用了两个巧妙而贴切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水可以产生美丽的波纹，那是因为水本身的特性；植物可以开出美丽的花朵，那也是因为植物本身的特性。离开了水和植物本身，这些美丽都将不复存在。这里他强调了作为文采所依附的思想内容的重要。借此他得出了“文附质也”的结论。但随后他又用另外两个比喻说明“质”同样需要借助“文”来表现：虎豹的皮毛何其珍贵，但如果去掉外面的毛色花纹，看起来与犬羊之皮无异。犀牛皮质地很好，也须用鲜红的漆涂抹以显示它的与众不同。所以既有“文附质”，也有“质待文”。正如五色相配才有了古代礼服的饰纹，五音相配才产生了古代的经典乐章，也只有把人的各种思想感情加以抒发才会有优美的诗文，文章的思想感情与外在的形式应该是协调一致的。行文至此，刘勰引用了《孝经》与《老子》中的一句话来说明“情”与“采”的和谐统一。《孝经》中讲孝子居丧其间说话不可以斯文，应当质朴，因为言辞注意修饰与居丧的心情就不和谐。而“丧言不文”恰恰反过来说明君子平时的言辞是不可以不注意修饰的。又如老子说“信言不美”，可是老子的文章并没有抛弃美，而是真与美的统一。至于庄子与韩非子，刘勰认为他们的文章其文采的丰富多变已经达到了极致；但由于他们的文章同时具有丰富的内容，即华与实都超乎寻常，所以应该说是情采并茂、文质相当的好文章。刘勰认为如果在写作之前能有一番慎重的思考，根据自己的思想内容选择最适当的表现方式，驾驭好语言文字，就不会在文与质两方面出现偏差。文采为思想内容服务，却代替不了思想内容。思想内容是否美好真实只能源于思想内容本身，而不能靠文采粉饰。因此这种美好也必然是一种自然的表述和流露。如同女子的化妆修饰固然可以为其容貌增色，但那动人的微笑、美好的神态却不是使用铅黛这类化妆品可以产生的。这一精彩的比喻十分生动地说明了情与采虽然不能割裂，但又有所区别，彼此是不能替代的。不仅是女子，就是任何一个人，他的风度气质，他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无一不是他道德品质和文化修养的自然流露。良好的气质，优美的风度怎能是那一身高档服装穿出来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服饰不重要，一个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举止谈吐优雅的人绝不会使自己衣着不整。也许他并不是身着名牌，但他的身上一定体现着某种和谐之美。如果说用女子使用的铅黛和女子本身的“盼倩”、“淑姿”作比喻是侧重于说明情与采的不同和彼此的无法替代，那么下面一个比喻则侧重于说明情和采的密不可分：情好比是经线，采好比是纬线；二者缺一不可，经线又是首先要确立的。只有当你的思想观点形成了、明确了，才会有适当的词藻文采表现它，正所谓“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这便是文采建立的根本。我们确实无法想象作家在创作之前，虽然他有丰富的语汇辞藻，有很强的文字表达能力，但当他的思想观点尚无明确地形成，没有什么告诉读者的时候，他怎么能使用那些词藻去写文章。
　　这一段是文章的核心段落。作者由采及情，由情到采，不断变换角度，深入进行论述。当他强调文采后，很快转向情的重要；当说明情的重要后，又立刻转向文采的作用，最终把二者的本质关系揭示出来。然后作者把笔锋转向《诗经》以及汉代至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创作。他认为《诗经》里的诗有思想有情感；批评汉代辞赋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即忽视真情实感而过分注重文采的表现，把《诗经》 “为情造文”的优良传统变成了“为文造情”。情既是造出来的，那就不是真实的能感动人的情。所以为文造情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为文而文的无病呻吟。这种文章难免出现过多的辞藻堆积，使读者看到的只能是“淫丽”和“烦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就更把《诗经》的好传统远远地丢掉了，一味模仿汉代辞赋的写法，表达真情实感的作品越来越少，单纯追求文辞华丽的作品则越来越多。他批评某些作家心中深深地向往着官爵，向往着功名利禄，却偏要去写隐居于山水的诗文；做官的人明明思想被官府中的事务紧紧地缠绕，却要空谈尘世之外的生活。他们所想所思与所言所写完全不同，怎能在他们的诗文中有真情实感的表达呢?失去了真情实感，文辞再多再美只能走向反面。刘勰接着又用了两个语典来说明真情实感的重要：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一正一反，再次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以草木这样的微不足道，尚需依情待实，更何况是人写的文章；表达思想感情是写作的根本目的，所言与所想完全相反，文章写出来有谁相信呢?这样的文章即使再有文采也是毫无意义的。这一段同样用了非常优美的文辞对不同时代的创作进行了批评。他的批评基本上是准确的。
　　对不同时代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扼要的批评之后，作者再次回到了文学创作的原则上，指出写文章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阐明道理，表达情感；如果文采过滥，言语又不真实，就会掩盖你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达不到写作的真正目的。作者再次用一个典故作比喻：翠纶桂耳，反所以失鱼。目的是为了钓鱼，用翡翠装饰钓竿上的丝线，再用肉桂做钓饵，闪亮的翡翠只能把鱼吓跑，肉桂再贵重，鱼又不爱吃，怎么能钓到鱼呢?文章所要讲的道理被过多的文采所遮蔽所掩盖，不也会事与愿违吗?因而出现了这种偏差之后一定要加以纠正，回到作文的根本上来，把思想道理的位置确定好，再用适当的辞藻来表现它；使文采不至于淹没思想内容。如同在金玉上雕刻图案花纹一样，做到文质彬彬，既有美好的本质，又有美好的外在形式。文章最后是一个短小的总结。刘勰将《左传》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语从正面概括为“言以文远”，照应全文开头一句，再次说明文采的重要，纵观流传到现在的古代文学 作品，哪一部哪一篇不是经过了语言艺术的锤炼？然而语言毕竟是思维的外壳，有了丰富的思想内容，用来表达内容的辞藻才能丰富起来。那种内容贫乏，徒有华丽外表的文章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这里又用了两个比喻：吴地的织锦虽然好看，却容易变质，用不了太久；木槿花虽然艳丽，却朝开暮落，生命十分短暂。所以繁采寡情的文章只能使人生厌，必然不会被传颂。最后一句再次说明了情是文章的根本，是文章生命力所在。
　　全文虽然不长，道理却阐述得十分透彻。刘勰所揭示的情与采的关系完全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检验，至今在文学理论界仍然作为一条原则被遵循。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刘勰运用了各种语言修辞手段，那些众多的比喻不但个个生动贴切，而且出现得那么自然，产生了强烈的艺术表达效果。语典的运用不但有来自《孝经》、《老子》、《庄子》、《韩非子》的明用，还有来自《易经》、《诗经》、《左传》、《史记》等书中的暗用。语典虽多，也都是呼之而出，不露痕迹，为表达思想观点起到了其他修辞手法起不到的作用。此外还有借代这一修辞格的运用：用鱼网代纸张，鸟迹代文字，轩冕代官爵，皋壤代隐居。这些修辞手法的交错出现，使文章美景不断、灿然可观。并且刘勰是用南北朝盛行的骈体文写成，语言形式的华美正是作者本文提到的当时文学创作的时代风格。但刘勰做到了“文不灭质，博不溺心”，处处紧扣中心思想，文采不忘为内容服务，使这篇理论文章不但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愉悦人耳目的艺术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