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没有谜底的谜语
作者：曾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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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将卡夫卡当做荒诞文学的先驱。荒诞是卡夫卡创作的主要特色之一。诸如人变成甲虫，猿变成人；父亲判决儿子溺死，儿子立刻就去投河自尽；病人垂危，却否认自己有病，而富有经验、恪尽职守的医生开始竟发现不了他的病；饥饿艺术家的饥饿表演成了绝食；行刑的军官自己成了行刑的对象；民族的女歌手原来只会吹口哨；而塞壬的诱惑就在于她的沉默；华尔街老板的别墅里没有电灯，到处一片漆黑，一位年老背曲、非常忠诚、非常欧化的仆人点着蜡烛在无尽的走廊里踽踽徘徊；约瑟夫·Ｋ莫名其妙地被宣布被捕了，但仍像平常一样自由；城堡近在咫尺，可是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到头来只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才允许在城堡附近的村子居住……凡此种种，举不胜举。扎东斯基（Ｄ.Ｚａｔｏｎｓｋｙ）说：“正是渗透在卡夫卡的每一行作品里的这种荒诞色彩，才是卡夫卡把生活非现实化的基本手段。正是这种荒诞色彩预先就排除了谈论某事、钩住某事和弄懂书中事件的任何潜在的可能性。一切的一切——物件啦，谈话啦，房屋啦，人啦，思想啦——全都像沙子一样，会从手指缝里漏掉；而最后剩下来的是一种头脑昏昏的感觉，一种对于不可索解的荒诞无稽的生活的恐惧情绪。”[12]
还有人将卡夫卡视为弗洛伊德（Ｓｉｇｍｕｎｄ Ｆｒｅｕｄ）学说的病案例证，认为卡夫卡的著作都是一些密码，只有通过弗洛伊德式的钥匙才能破译这些密码。卡夫卡为谁写作？又以什么方式写作？在这两个问题上他显然与众不同。他写小说，却不愿发表，甚至不愿给他的朋友看，小说看来是给他自己写的；他写信，目的是求得他人对自己的理解，是做给别人看的一个手势，因此，他在这里敞开心扉，灵活地运用了各种文学手段。这样一来，卡夫卡的某些文学作品反倒比他的信件更具有私人性质。“卡夫卡与其说试图理解他同其他人关系的表面性，倒不如说是企图‘感觉到’它。因此，他在书信里反而用叙事或寓言的手段，而在他的短篇小说里却采用遮遮掩掩的自我分析方法。”[13]卡夫卡的创作中充满了性象征，譬如在《诉讼》中，“第一位看守身上的皱褶、口袋、纽扣和皮带都是性象征。其他的如睡衣、内衣、三十岁生日、将面包和黄油舀入蜜罐、插针、将物品摆放在蜡烛周围、制服、督察和两位看守、三个年轻人、督察头上坚硬的圆帽等，也都是如此”[14]。在《城堡》中这一类描写更是司空见惯。因此，在那些精神分析大师看来，卡夫卡的创作目的不过是通过文学来阐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有人干脆说，城堡就是卡夫卡时代奥匈帝国的代表；而实证主义者则认为，城堡就是卡夫卡父亲的出身地沃塞克，卡夫卡写《城堡》就是克服自己和父亲不愉快的经验。这部小说在表现了“父子冲突”的同时，还着重表现了父子之间的共存和联系。人们面对父亲的权威，常常限入两难境地：既想冲破束缚，又不得不乞求帮助；既恐惧，又依赖；既憎恨，又敬爱。按照索克尔的说法，“父子间的冲突是卡夫卡作品中最占支配地位的成分”[15]。与父亲的冲突又使卡夫卡的作品适合于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加以解释，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著述已经不计其数。
有人认为，《城堡》是一则关于现代人生存状况的寓言。法国当代作家丹尼尔－罗普斯（Ｄｎａｉｅｌ－Ｒｏｐｓ）说：“卡夫卡深深根植于人类生活的悲剧之中，他那无比清晰的作品，足以描摹出人类彻底破碎的形象。较之于仅仅停滞在心理意义的普鲁斯特，或总是试图用神话术语和语言魔力进行创作的乔伊斯，卡夫卡的探索无疑又前进了一步。正因为极度的痛苦吞噬了他，这是一种形而上的痛苦，卡夫卡才成为了与虚无抗争的现代人的最忠实的、悲剧性的见证者。”[16]美国诗人作家奥登（Ｗ.Ｈ.Ａｕｄｅｎ）认为，卡夫卡“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最近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17]“城堡”是描写现代人的危机：现代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从不留意世界到底是什么，他认为世界只不过是个人意图与欲望的投影而已，所以他只听从他自己。
社会主义学者认为，《城堡》以更加独特的、更加启人惊醒的方式“表现了晚期资本主义世界的异化、物化和非人化现象”。“卡夫卡是一位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作家，他以最有力的笔触所表现的人的异化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已达到了可怖的地步，然而这种人的异化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说业已得到克服。”“卡夫卡同他同一辈绝大多数作家所不同的是，他所处理的问题乃是劳动与职业的问题，也就是机械化、工业化、商业化世界带根本性的问题。”[18]“城堡”于是成了人的本质属性的象征。
社会学者认为，城堡代表“资方”，城堡描写的是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我国学者叶廷芳也持这一观点。他说：“城堡在这里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缩影。这个高高在上的衙门，看起来就在眼前，但对于广大的在它的统治下的人民来说，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小说的主题就在于对“城堡里的统治阶级的专制暴虐和腐化荒淫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鞭挞，描写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由此，便有人认为，《城堡》是批评官僚制度的：城堡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它仅仅是对我们世界历史状态的现实的比喻；城堡是权力，城堡不是“双面神的王国，在那里上帝可以扮演魔鬼，魔鬼可以扮演上帝”[19]，城堡是一个清晰可见的统治制度，其目的是保证权力的稳固。在这里，每个阶层都不愿作决定，因此形成许多圆圈，让老百姓一层又一层地绕着，绕到最后又绕回原地，最后变成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城堡是一个迷宫式的机关，人们既逃不出来，也进不去，并且永远也不知道其中的秘密。“这个城堡，不仅它的主要统治者ＣＣ伯爵是个永不露面的神，官僚们高高在上，‘与一般人格格不入’，而且作为统治机器的官府也是似有却无，衙门里的大小官员很多，而且相当忙碌，但他们惟一的工作内容似乎就是跟卷宗打交道，老百姓的痛痒却无人过问。”[20]捷克学者鲁道尔夫·瓦萨达（Ｒｕｄｏｌｆ ｖａｓａｔａ）说，在《城堡》中，“土地测量员Ｋ来到城堡所在的村子进行他被指派完成的工作，但他到处受阻，他并不是一个寻求上帝仁慈的宗教信徒，而是一个在社会中寻找合法地位的普通人，正是这种社会体制本身必然阻挠他达到、甚至接近他的目的。法律机构不再是这个社会的象征，社会本身即是《城堡》的主题”[21]。艺术家认为，这部小说表现的是艺术思想与艺术实践之间的矛盾。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徐星曾感叹道：“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22]卡夫卡曾经说过：“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掩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饭放在离我这间地窖很远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惟一的散步……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从什么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23]卡夫卡的一生就像是他的寓言中那位“饥饿的艺术家”。这位艺术家的“饥饿表演”原来只有四十天，但艺术家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坚持要继续演下去，他不愿在艺术正处于最佳状态时中断表演。追求艺术的最佳境界的代价是牺牲生命本身，这正如浮士德的满足就意味着肉体的死亡一样，追求无限的代价就是消灭有限的肉体。卡夫卡将写作当做自己惟一的财富，但写作又排斥生活；正因为他没有好好生活过，他便特别害怕死亡，而写作最终又将他逼向死亡。卡夫卡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于追求事业，而对事业的追求最终又戕害甚至扼杀了艺术家的生命。Ｋ无法进入城堡的悲剧，其实就是艺术家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