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忧郁的历史：诗与典
作者：焦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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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是作于元和十一年的《戏赠看花诸君子》，这是他由谪居地朗州返京后写的：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被认为是在借观花发泄个人的不满，暗喻着满朝的新贵，都是自己遭贬去职后所拔赏的。因文得祸，这个倒霉的人由于这首忿忿不平的诗被再度发往远州任刺史，直至十四年后回到京城。返京之后，十四年前的遭遇并未被诗人忘掉，而且那股不平之气好像郁积在肚子里发酵了，愈发不可消解，于是又续前作，写下了《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和第一首的愤懑不平相比，这首诗倒显得心平气和，甚至还有一点洋洋得意的味道。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刘禹锡的时代，一个诗人为着同样的物事（玄都观里的桃花）和同样的情绪（心理的失落与不平），前后写了两首诗，尽管诗与诗可参照看，但这并不是用典。但问题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当刘禹锡的时代渐行渐远，后来的人再去读这两首诗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你不知道或者不熟悉这其中的任何一首，你就不能弄懂另外一首。也就是说，时间的推移，使得一件在当时很寻常的诗歌事件，变成了一桩在当下却很棘手的文学典故。
这还是一个并不算深奥的用典——或者说它原本就不是用典——但就已经给后来者制造了阅读的麻烦。诗所用的典故并不是见诸典籍文献的，它可能就是一个狭小的文化圈子中所熟悉的人或事，或者是一个特定时期、一群特定的人所关心、谈论的话题。把这些东西写进诗中，对当时的人或圈内人而言，几乎是不证自明的；而对彼时的人或旁观者而言，读这些诗歌，许多地方常常会令人莫名其妙。钱锺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这篇文章里就曾生动地谈及这一现象，他说：
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各有语言天地，各行各业以至一家一户也都有它的语言田地，所谓“此中人语”。譬如乡亲叙旧、老友谈往、两口子讲体己、同业公议、专家讨论等等，圈外人或外行人听来，往往不甚了了。缘故是：在这种谈话里，不仅有术语、私房话以至“黑话”，而且由于同伙们相知深切，还隐伏着许多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谓彼此不言而喻的“假定”，旁人难于意会。[12]
这段话对“私人话语”的看法，确实十分透彻。我们特别要注意它里面提到的“由于同伙们相知深切，还隐伏着许多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谓彼此不言而喻的‘假定’”这句话。上面说的刘禹锡的《再游玄都观》就是明证：对当时那个诗歌圈子里的人而言，“前度刘郎今又来”，不言而喻是对照着十四年前的“尽是刘郎去后栽”，所以它压根儿就不是用典；但是，随着岁月流逝，在这个极其清晰的语境渐渐变得模糊后，“前度刘郎今又来”就成为一句没头没脑，毫无来由的句子，这个时候，它必须与之相参照的那首诗，以及因此而被发掘出来的那一段故事，就变成了典故。
可是，不管怎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具备深厚的学养，可以在此丰富的语境中去面对诗歌。除非我们认为诗只是少数知识丰富的精英分子的禁脔，否则就不能回避这个关于诗歌鉴赏与批评的普遍意义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来看看这篇文章题头所引的王安石的诗，因为这首看似明白晓畅的小诗，却暗藏着两个拐弯抹角的玄机。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两句用了两个典故。《汉书·西域传》记：“桑弘羊奏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二人分护”，此为“护田”之出处；《汉书·樊哙传》载：“高帝尝病，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哙乃排闼而入”，此为“排闼”之由来。应该说，这两个典故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诗人的表达，或者说，深化了读者的阅读：因为熟悉典故的人会据此展开联想，或者说，会把历史典故和诗歌修辞相互参照着来体会。
所以，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用典，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保证对所用的典故都十分熟悉以至于一眼即可看穿。即以这两个典故为例，别说今天普通的读者 ，就是许多有学问的读书人，也未必知道，更不要说熟悉了。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是钱南扬先生校注的《元本琵琶记校注》。这出哭哭啼啼的戏里，第一出有“夫妻长厮守，父母愿长久。坐对送青排闼青山好，看将绿护田畴绿水氵攸”这样的句子。钱南扬注道：
《王临川全集》卷二十九《书湖阴先生壁》：“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里盖用此诗意。排闼，推门直入。《史记·樊哙传》：“高祖常病甚，……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哙乃排闼直入。”[13]
这里显然只将“排闼”作为典故，而不知“护田”亦出自《汉书》。另一个例子则是著名诗话《韵语阳秋》的作者葛立方，他也不知王安石诗中的“护田”二字是有来头的，所以提出问题：此两句“乃以樊哙排闼事对护田，岂护田亦有出处邪？”[14]做学问的和写诗话的人尚且如此，何况一般的读者！
因此，诗歌的用典，对读者而言，常常是件残酷的事情。一句明白晓畅的诗句，往往会引发我们的怀疑，觉得里面深藏着历史的故实，只恨自己读书太少，发现不了。这种疑神疑鬼的心态，相信喜欢读些旧体诗的朋友或多或少都有。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如此小心翼翼。因为，一个问题，还可以倒转过来去看。比如，我们可以说王安石这两个典故用得好，还在于它们看起来压根儿就不像典故。而且，即使不知道《汉书》里的那些记载，不知道这些史实和人物故事，也并不妨害我们理解这两句诗的意义，欣赏这两句诗对景色描摹的生动出色。许多不知道这两个典故的人，会十分自然地把“护田”“排闼”当作两个比喻，我们觉得这也未尝不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钱锺书才把“护田”“排闼”称作是一次“比较健康”的用典，他解释说：“读者不必依赖笺注的外来援助，也能领会，符合中国古代修辞学对于‘用事’最高的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15]或许，这样的关于诗与典故的看法与期望可以稍稍慰藉一下我们被沉重的历史弄得十分忧郁的心情？
在写这篇文章的间隙，我在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中读到这样一段话：
君士坦丁在那个遥远的耶稣受难日领悟到，正文的意义会随着读者的能力和欲求而扩大。面对正文时，读者可能会把其中的文字转化成他／她破解问题的讯息，而这个问题与正文本身或其作者并无历史上的关系。这种意义的转化既可丰富正文的意义，也可令其意义贫乏；不变的是，它总是会让正文浸染于读者的环境中。[16]
这段话很可能使得陷入沉重历史中的我们释然。面对古典诗歌随处可见的典故，我们大可不必感到焦虑。对诗人而言，驱使典实，因彼证此，因然称得上是得意之举；对读者来说，读懂典故，彼此辉映，当然也算得上是大有斩获。不过，许多时候，一个典故躲藏在文字中间，我们不妨将它当作不着痕迹的影子，只要能依稀可见，就不必孜孜以求。或者，干脆就心甘情愿作个简单的读者，不把它当作典故来对待，只要它没妨碍到我们的阅读。从这些个意义上说，面对诗歌中的历史，我们并不总会感到忧郁。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８８２页。
②钱锺书《宋诗选注·序》，三联书店，２００２，第１３页。
③卡西尔《人论》，西苑出版社，２００３，第４４－４５页。
④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第５８８页。
⑤洪堡特《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第６页。
⑥徐林《韵语阳秋·序》，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１９８１，第４８０页。
⑦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１６３页
⑧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第３６４页。
⑨ 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２００２，第４７７－４７８页。
⑩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２００２，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11]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第１５９页。
[12]钱锺书《七缀集》，三联书店，２００２，第４页。
[13] 《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第１３－１４页。
[14]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１９８１，第４９２页。
[15]参见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２００２，第７６页。
[16]［加拿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第２５８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