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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歌入浦深”别解
作者：程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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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刘先生在概括时代背景和王维生平时为什么取前者而弃后者呢？可能的解释就如前所述，他为了达到特殊目的用了非常方法，并在这种方法默许下，将前者看成是时代背景和王维生平的“本质”，后者只是“表面现象”。而“本质”一旦确定，阐释者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了具有火眼金睛的孙悟空，马上可以透过“表面现象”看到“骨子里”的“本质”，进行发掘“本质”的“推求”，得出符合“本质”的结论。但为什么能使这首诗具有另外一种面貌的后者不能确定为“本质”，却没有也无法解释。因而，“本质”的确定，依赖主观独断。我们只能说阐释者希望时代、作者和作品如此，而不能说它们本来一定如此。
看起来，这种方法与实证论、本质论、决定论、因果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十分严肃、科学，有巨大理论支撑。但实际上，由于背景资料不可能完全，它的取舍，本质的确定，因果关系的建构以及建构这种关系所依据的“常情常理”如进则喜退则忧等等都具有主观性，它是否严肃、科学，就值得反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批评要求我们将这首诗反着读歪着解，使人极不舒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就诗论诗，反而要在诗外争论不休，让读者接受这首诗时承受别扭？这更值得追问。尽管我们不可能像全知的上帝一样，判定用这种批评方法得出的关于创作动机、作者意图、作品思想内容的结论一定错了，但它决不可能是唯一和绝对的结论，却是肯定的。同时，不采用这种批评方法，我们照样可以阐释文学作品甚至更好，也是可以肯定的。我对刘先生的阐释也持这种态度。从个人兴趣上说，我既不欣赏他使用的背景批评方法，也不喜欢刘先生这种使诗中形象别扭，为诗歌抹上晦涩色彩，太学究气，甚至令人后怕的阐释。
四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从文本本身再探“渔歌入浦深”的含义。
让我们将阐释注意力从“渔歌”的节奏、声音高低等形式和可能暗用的典故移开，专注一下“渔歌入浦深”全句对歌声运动方向、所指目的地的描绘，再发掘它可能蕴含的隐喻意义。
“浦”，本来就可以用来指港汊和可泊船的水湾。在这首诗里当特指离诗中主人公隐居地有一段距离的“渔浦”，也就是江河边打鱼的出入口处。王维《酬虞部苏员外过蓝田别业不见留之作》说：“贫居依谷口，乔木带荒村。石路枉回驾，山家谁侯门。渔舟胶冻浦，猎火烧寒原。惟有白云外，疏钟闻夜猿。”就描绘了与“荒村”“山家”“门”户都有一定距离又相依相邻，可以停泊“渔舟”之“浦”或“渔浦”。《送张五湮归宣城》也使用了“渔浦”这个词：“渔浦南陵郭，人家春谷溪。”唐代诗人李绅《过钟陵》则说：“江对楚山千里月，郭连渔浦万家灯。”更说明打鱼的出入口处在靠近村郭城郭的地方。村郭城郭里，或者有渔人的家，或者有他们的休憩之所。“入浦深”则是指歌声和唱歌的渔人以及载着歌声、渔人的渔舟移向渔浦深处，亦即移向渔舟停泊处，靠岸处，移向渔人可以由此上岸回家或休憩之所处。
确定了“浦”和“入浦深”的意义，王维那两句诗的字面意义就清楚了。它是说，你若问我关于命运穷通的道理，请听那缓缓向渔浦深处移动并最终消逝的渔歌歌声吧。它意味着，渔舟归去了，渔人驾着渔舟唱着渔歌归去了，它们都向渔人之家或休憩之所归去了。听歌的人，会听到由大渐小渐细并最终消逝的歌声，会想象渐行渐远并最终靠岸的渔舟和渔人，会设身处地体会到渔人的归宿感，回归家园感，会突然顿悟：归去就是“通”，回家就是“通”，心灵找到安适之地，找到“归宿感”“家园感”就是“通”！用古人的话来说，“适意”“心安”就是“通”！这就是这首诗和诗中主人公对穷通之理的解答，这种解答当然不同于以出世隐居为“通”也，也不同于以“天下有道则见”或“天下无道则隐”为“通”，而是说，不管天下有道无道，无论出世入世，只要找到了“适意”的生存方式，有归宿感家园感就是“通”！正是这种穷通观，统一了诗中主人公的形象，使他既可以按自己年龄、所好、心态、能力设计人生，选择生存方式，以求“适”一己之“意”的“通”，又不将自己特殊的选择当成普遍真理，而是赋予每个人都有用各种方式寻找“适”合己“意”之“通”的权利，合乎逻辑地表现了他心胸的宽阔，思想的通达。
而且，笔者注意到，王维对“适意”问题很关注。他不仅在写给对魏晋文化精神颇有体会，所谓“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的綦母潜的诗中说过“适意偶轻人”这样的话（《别綦母潜》），还在年近六十时于《与魏居士书》中讨论过“适意”问题。他认为，以外部条件与人的关系为标准来决定自己在某种环境下适意或不适意，只是低层次的“适意”观，所以他否定了许由洗耳、嵇康狂放、陶潜挂冠等避世逆世行为，而主张超越低层次“适意”观，进入更高境界。他引孔宣父语云：“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也就是要求超越“适意”而进入“何往而不适”境界。尽管王维认为此说陈义过高，“近于不易”，但他关注“适意”问题，肯定和追求“何往而不适”境界却不可否认。何况，“何往而不适”境界不过是更高层次的超越性“适意”境界罢了，本质和目的还是“适”意。这虽与我们在上面谈到的“适意”观有层次高低之别，但也为王维赋予诗中人以“适意”为“通”这种思想提供了可能。
笔者认为，这样来阐释“渔歌入浦深”相对来说有一些好处。一是没有留下诗意的“谜”，二是不必花大力气去掌握背景资料，三是不必反着读扭着解，四是只需要有理解力想象力就够了，五是统一了诗中主人公形象。这种阐释至少让这首诗回到了平易之家，也让它能以平易亲切的面貌回到读者心灵之家。我甚至觉得，它在经历这么多阐释之后，的确应该穿越诗意的谜和特殊背景批评赋予它的神秘感轻松愉快地回家了！而且，我坚持认为，以这种面貌出现的这首诗依然是“优秀的文学遗产”。
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索由这首诗及其不同阐释激起的“穷通之理”的问题。大致梳理一下，我国古代的穷通观有如下几种：
一种是以在世俗社会获取功名利禄路途通畅为“通”为“达”，反之为“穷”。这是对“穷通”或“穷达”一词的一般看法。《黑子·非儒下》所谓“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庄子·德充符》所谓“死生，存亡，穷达，贫富……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即用此义。当然，也有人对这种穷通观进行了道德规范。《论语·卫灵公》所谓“君子固穷”（取“固守其穷”义），《孟子·尽心上》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这种规范。至于《论语·泰伯》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则是以“见”（现，显）“隐”表“通”与“穷”，与《论语·宪问》所谓“邦有道，谷（有为而得禄）；邦无道，谷，耻也”同义，并非像刘先生理解的那样以天下有道无道为“通”与“穷”。只有在“政通”“时穷”这些话语里，天下有道无道才与“通”与“穷”联系起来，孔子那句话才具有“通则显，穷则隐”即随道之穷通而穷通的意义。当然，这也是一种规范。
一种是以信仰、践履、坚守某种理念亦即通“道”为“通”，反之为“穷”。据《庄子·让王》说，孔子厄于陈、蔡之间，子路子贡以为“穷”，但孔子说：“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这既提出了以通“道”为“通”的观点，又指出儒家之道即仁义之道，在“世”入“世”之道。《吕氏春秋·高义》更发挥其义：“君子之自行也，动必缘义，行必诚义，俗虽谓之穷，通也。行不诚义，动不缘义，俗虽谓之通，穷也。然则君子之穷通有异乎俗者。”肯定这种穷通观不同于也高于上述世俗穷通观。但道家以“逍遥”为道，他们通“道”之“通”的方式或是出世隐居，或是“与世推移”，所以《庄子·让王》在定了孔子穷通观后，又以“许由娱于颍阳，而共伯得乎丘首”这种隐逸生活为“通”，《庄子·山木》则以“与时俱化”为“通”。
还有一种是以找到适合于自己个性的生活方式即“适意”为“通”，反之为“穷”。这种穷通观也萌芽于庄子。《庄子·骈拇》：“吾所谓臧（按：即善）者，非所谓立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并为此提出了著名的“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之喻。魏晋时代，任性适意观更腾声士林。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道：“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也。故君子万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这是说，无论出世入世，只要“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找到了“适意”的生存方式，就“遂”了“志”。它当然意味着，有归宿感家园感就是“通”！至于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提到的高层次“适意”观，据他自己透露，与佛教影响有关，文中也有“毕竟空寂”“观身如聚沫”等语。实际上，《庄子·外物》说：“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庄子·骈拇》又提倡既“适人”又“自适”，已包含永远保持“适意”心态，“则何往而不适”的意义。
如果说第一种穷通观以外在功利之得失为标准，第二种穷通观以内在理念之有无为标准，那么，第三种穷通观则以个体适意与否为标准。它们的利弊得失，读者可以自鉴。但第三种更关注个体心性感受，却无疑义。王维更愿意接受它宣扬它，也有可能。
当然，笔者的阐释也只提供了一种可能，决不敢自诩绝对和唯一。不过，即使只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阐释，我也在这首诗及其阐释的游弋中获得了很大快乐。它让我体会到了不同阐释的不同意味，不同批评方法的不同指向，不同穷通观念的不同内涵，并使思维在这种体会、磨砺中深细，心灵在这种理解、撞击中丰富。也许，这也是文学欣赏和研究的价值之一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