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命运的“残忍和冷酷”

作者：徐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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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这么多年他受伤的心慢慢结茧､硬化,渐渐发生了异化｡对侍萍的怀念造成了对蘩漪的无爱,客观上又对蘩漪造成了莫大的伤害｡他原本是封建道德的牺牲品,在向社会归顺后,一心想在家庭中树立社会认可的道德行为规范,一切都要有秩序,却反过来成为了封建家长｡他制造了自己的悲剧,一边又制造着别人的悲剧｡对一部成功的作品,我们有很多解释､看法,根本在于对人物动机的解释｡周朴园逼蘩漪喝药,曹禺的动机是什么?曹禺在《<雷雨>序》里这样说过:“我想通过一个家庭的毁灭,表达自己一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表现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也许有一个主宰,它就是上帝或说是命运,近代称它为‘自然法则’｡”在周朴园身上难道不恰恰体现出命运的“残忍和冷酷”吗?从这一角度,可以认为周朴园身上的悲剧性最为强烈,这出悲剧乃是周朴园的悲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悲剧必须“唤起悲悯与畏惧之情”,当时在清华写作《雷雨》的曹禺熟读古希腊悲剧,一定会对此定义了然于胸,所以《雷雨》封面上的“四幕悲剧”实在是有相当的深意的｡
　　我们既往的主流批评,惯于从社会政治革命及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来评价周朴园,它全然无法将触角探入作品深层的情感生命,所以必须首先“回到曹禺那里去”(王富仁语)｡回到曹禺的作品中去,听听剧作者自己的看法,在这篇《序》中,曹禺明确地坦诚,自己在创作时,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意识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推动我写作的只是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而仅仅受着自己内心情感的驱遣”｡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雷雨》的降生,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情感的发酵……代表个人一时性情的趋止”｡显而易见,曹禺本人的想法与批评界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关于自己的戏剧创作意图和主题,晚年曹禺仍然操守着年轻时的信念,没有丝毫改变,仍在重复年轻时说过的话,“我写《雷雨》时,并没有明确要通过这个戏去反封建,评论家后来说这里有反封建的深刻主题,我承认他们说得很对,但我写作时不是从反封建主题出发的”⑧｡在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的主流话语时代,曹禺说了,但是没有对话者｡主流话语以傲慢､蔑视､不屑的态度,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将曹禺置于“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的绝对孤立状态,多少年来我们的“史”､“论”､“评”皆是如此｡戏剧是一门艺术类型,而批评话语的根基却是政治的｡今天,当我们重新研究曹禺戏剧,必然出现一个“根基移位”的问题｡不能再简单地用一种社会问题,来箍住对如此复杂多变的人生的深沉的理解,应当全方位地重新审视我们自己,重新建构我们的“阅读视界”,重新返回到曹禺｡
　　
　　① 王富仁.王富仁自选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② 张绰,张卉中.老作家谈创作[N].光明日报,1962.
　　③④⑥ 夏竹.曹禺与语文教师谈《雷雨》[J].语文战线,1980,(2).
　　⑤⑦ 夏竹.创作的回顾——曹禺谈自己的剧作[J].语文学习,1981,(5).
　　⑧ 曹禺.和剧作家们谈谈读书和写作[J].剧本,19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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