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一曲《人月圆》，闻者泪潸然
作者：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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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词的上片主体是在抒发历史变迁、国家兴亡之慨，重在说事，那么词的下片则主要是写人，言说那位歌舞翩跹的侍儿，言说“老作北朝臣”的自己；如果说词的上片主要是侧面烘托侍儿的歌舞，那么词的下片则是正面勾勒宴会的主客。而这里，词人依然运用了化实为虚、化今为古、化近为远等手法。词的下片共六句，首三句写歌女，次三句写自己。“恍然一梦，仙肌胜），宫髻堆鸦”，本来，那位宫姬的容貌是如此的实在而具象，但作者却以“恍然一梦”一语道之，一下子将活生生的现实变成了虚空的梦境，将实实在在的眼前具象推向了不可捉摸的梦幻。这一次的北地相逢，是词人吴激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的。如果不是靖康之难使得南人流北，吴激何缘一睹宋室宗姬之美貌？故而吴激以梦言之，以示惊奇之甚。这“梦”字恰又可与上片词意相续，将词从上片历史的久远勾连到眼前的现实当中，从而起到承上启下之作用，引起对眼前所见之人的描摹、感慨。词的最后三句，熔裁白居易《琵琶行》名篇中的名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将白居易与琵琶女相遇之故实引入词中，借以感发自己与歌女沦落北方的不幸遭遇，从而将今人之落魄与古人之失意相叠加，达致一种借古伤今的艺术效果。白居易被贬江州，于浔阳江头送客之时，偶逢一琵琶女，曾为长安倡女，因年长色衰，老大嫁作商人为妻，白居易感其不幸，同时感叹自己仕途之失意，遂发而为诗，成此《琵琶行》千古绝唱。同白居易与琵琶女相比，词人吴激与眼前这位故宋宗姬的不幸又可谓不知深了几许。他们不但要忍捱着去国怀乡的羁旅飘零之思，而且要忍受着国破家亡、被迫身事异主的痛苦，这样的痛苦又何其甚也！尤其对于深受儒家思想濡染的词人吴激来说，身仕异国的矛盾又显得更加让人难以承受，于是便发出了“同是天涯”这样深沉的感叹。
整首词看去，吴激词的内容与创作手法上的创新确实令其词作生色许多，化实为虚、化今为古、化近为远等手法，拓展词的艺术想象空间、审美维度，增加了词的空灵之致，增强了词的意象，从而使词呈现出一种婉约含蓄而韵味无穷的审美特质。
文学艺术的生命主要在于想象，文学作品阅读与欣赏的过程其实是艺术形象的再创造的过程，由此，广阔的艺术空间的创造能够提供给读者更多的审美张力，从而达致一种最佳的艺术审美效果。吴词的魅力之一也恰在于此。虽然此作因宴会歌女而发，作者却能宕开一笔，将眼前事、胸中情化为邈远的历史，引人以无限遐思。与此相关联的是，对逝去历史的忆念，恰又将眼前的实景幻化成一个个清虚缥缈的历史场景，从而使词平生出许多空灵之美。当然了，现实与历史的勾连不可避免地使词的意象稠密了许多，这大大增强了词的审美维度，也是吴词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
其次，吴激《人月圆》一曲的成功亦得自于其章法、句法上的精心组织、细密安排。如果说化实为虚等艺术手法的使用主要是针对内容所作的一种匠心独运的营造，那么这里的章法、句法则更多地具有形式上的意味。陈廷焯所谓的“能于感慨中饶伊郁，不独组织之工也”，这“组织之工”概可见出后人对其章法句法好处之激赏。而这好处，我们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层次清晰。全章十一句，大致可以以四个层次断之。上片首二句写歌，次三句写舞；下片首三句写侍儿的容貌妆束，次三句写词人自己。四个层次之间渐次递进，先闻其声，次见其舞，再见其容貌，最后引出作者的感受。而且，在层与层之间又构成了一种实质上的因果关系，前三层所见所闻是因，后一层作者感受是果，给人一种水到渠成之感。
第二，化用成句，浑然天成。《人月圆》仅为一首四十八字小令，却化用前人三首诗的句意，化用密度之大，古今罕有其匹者。不但如此，吴激将不同的诗句熔裁于一词，读之却不觉有任何龃龉，反觉如出吴激己作，诚可谓巧夺天工也。正如前引金人刘祁所言：“彦高词集，篇数虽不多，皆精微尽善，虽多用前人诗句，其翦裁点缀若天成，真奇作也。……彦高《人月圆》，半是古人句，其思致含蓄甚远，不露圭角，不尤胜于宇文自作者哉。”此可谓一语中的，无怪历代为词评者所一再称引。
第三，四言句为主，利于铺排。词产生之初，在句式的构成上更多地依赖于五七言，体现出词创始之时对诗的依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词逐渐定型于以四六言为主的杂言体构成模式，这就打破了五七言句式过于稳重和封闭的特点，从而为词的句式构成带来了生机。四言句大大区别五七言句，在特征上表现为拓展了词的表意范围，所谓“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文心雕龙》语），四六言在铺叙功能上比五七言诗有着更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词意的尽情表达和挥发，无论是铺写景物，还是抒写情感，相对于二、三言句的促碎，五七言句的相对封闭与完整，四六言无疑更具有相对缓慢的和开放的构成特征，更易于完成铺排和一唱三叹的叙述规模。按之以此词，凡十一句，四言句共九句之多，占了整首词的绝大部分。这就为词意的铺排奠定了一个极为坚实的基础。
第四，用韵谨严有法。吴激词用韵向来为词家所称道，清人陈廷焯所谓“组织之工”，亦应包括其词韵之正。元人吴师道尝评其词之音律曰：“《木兰花慢》，柳耆卿清明词，得音调之正。……近见吴彦高中秋词，亦不失此体，余人皆不能。”⑦的确，吴激词用韵之严整，非可等闲视之。清人吴衡照谓吴激为“中州乐府之冠，不特词高，其用韵亦谨饬有法。如《人月圆》专用麻韵，《春从天上来》专用青韵，《满庭芳》专用盐韵，皆用广韵。即《风流子》阳、唐并用，只就近通融，不搁入江也”⑧，可谓中的之评。《人月圆》一曲始创于北宋后期词人王诜，因词中有“人月圆时”句，故取以为名。凡双调四十八字，前段五句两平韵，后段六句两平韵。吴词不但句法、韵脚谨遵之，得体式之正；即连平仄亦未有与王词有龃龉者，其音调之严由此可见一斑。这也带来吴词的音韵美。宋人黄升所谓“精妙凄婉”，从一定程度上讲，与音韵的和婉有关系。
再次，吴激《人月圆》词的成功还与特定的接受心理和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角色的心理认同、审美的心理认同、熟悉典事的心理认同以及创作风气的影响等几个方面。
吴激是由南入北的词臣，曾在北宋为官，使金被留不遣，宋亡后被迫仕金。因而在词人心中，最让他备感煎熬的是身仕异国的痛苦，因此吴激的诗词中常有“老作北朝臣”之喟叹，这种身为贰臣的痛苦经历与心境颇类乎南北朝时期的庾信。与这种身为贰臣的痛苦心境相伴随的还有深沉的亡国之痛、对家山的深挚思恋以及飘零不偶的羁旅穷愁，这在吴词中亦随处可见。从这个意义上讲，吴激的“同是天涯沦落人”之叹是多种情感因子的复合体。这种感叹在吴激面对故国宗姬，聆听了其不幸身世，感同身受之时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爆发。而这种情绪的爆发与宣泄并非吴激的一种个人行为，而是在座宾客的一种共同情感体验。也就是说，面对沦落北方宋室宗姬的不幸遭遇，在座诸公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同慨叹，因而有“诸公感叹，皆作乐章一阕”之说。据前引此词的创作背景材料可知，这是一次以南人为主的聚会，与会的宾客多是沦落北方的南朝词臣，这其中包括出仕金国的宇文虚中和吴激等，也包括流落北国已达十四年之久，拒不仕金的洪皓。因此，正是有了这种共同的心理基础和情感认同，吴激的故国之悲、飘零之叹才在受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进而令“闻者挥涕”。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吴激《人月圆》的成功得益于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共同的心理和情感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