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爱情的魔力　人性的赞歌

作者：叶旦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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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邂逅美女”的情节出现后，照理，故事应向爱情的方向发展了。两篇小说此后的故事确实都有爱情的内容，但都不限于爱情，作者别开生面地将情节推向主人公人格发展完善的方向。
　　卜迦丘采用浪漫化的夸张手法表现西蒙没有过程、只有结果的神奇变化：他邂逅美女后“就由愚钝一变而为聪颖”，什么都懂、都会了，才艺在岛国的青年当中“要数他第一，没有哪一样不比别人强得多”！蒲松龄则采用写实的方法描述郎玉柱的变化：织女要郎玉柱离开书本，郎玉柱不情愿，又怕织女生气离去，于是阳奉阴违，几经反复，直到练琴久了，“随手应节，不觉鼓舞”，这才真的对书本以外的东西产生兴趣，开始丢掉“书痴”的心态，很快他便融入世俗生活与社会，“倜傥之名暴著”。中国传统文学对人性的揭示不如西方文学丰富深刻，但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些出色揭示人性的小说，《书痴》对郎玉柱性格变化的描写就入情入理，可谓洞达人性。
　　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篇小说都写到主人公最终有了完善的人格，但他们完善后的人格差异很大。卜迦丘先概述西蒙说话“温文尔雅、悦耳中听”，有了“绅士应有的仪表风度”， 通文字，“就连在学者中间也很显得出类拔萃”，“多才多艺”，“精通音乐，熟谙骑术，甚至练得一身武艺，陆战海斗，无一不能”，然后详述西蒙在失去美女后出海两次抢婚的故事，渲染西蒙在战斗中“简直像头猛狮一般”“奋不顾身”杀人的情形。详略分明的文笔显示了作者的价值观与兴趣所在：人应全面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勇武与冒险精神。而在蒲松龄笔下，郎玉柱则学会了下棋、掷骰子、弹奏乐器、饮酒、交朋友，“倜傥之名暴著”；县令史公为得到织女将他关进监狱“梏械备加”，他“垂死无一言”，威武不能屈；出狱后他得官，“访史恶款，籍其家”，然后弃官而归。显然郎玉柱的“才”是文才，他也不像西蒙那样富于攻击性。这里，两位主人公的人格代表了各自文化、文学中的理想人格。西蒙身上有西方古代神话传说中海上英雄的影子，也有中古骑士传奇中为“美人”而战的英雄骑士的影子。西方民族早期海上谋生、陆上征战的历史铸就了其崇尚勇武、冒险精神的价值观，中古骑士文化重视温文尔雅的风度礼仪的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个体本位的西方价值观则使卜迦丘对西蒙的残忍自私津津乐道。而在中国，农耕的生存环境使得“文才”的地位高于“武才”。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较为进步的社会思想，但未能形成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样的较为完整的进步思想体系，《书痴》中郎玉柱的性格就只是向中国文人欣赏的“风流倜傥”的方向发展；他能做官，但在为妻子复仇之后弃官而归，体现的是儒道都赞赏的“独善其身”的精神。可贵的是，郎玉柱不是明清才子佳人故事中被封建社会末期文化异化了的性格阴柔的“才子”，他颇具阳刚之气，是一个鲜亮的艺术形象。
　　在叙事策略上，两篇小说都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都以一个个让读者始料不及的“柳暗花明”式的突转串成故事，前半部分情节的枢纽都是主人公邂逅美女，后半部分情节的主线都是美女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值得注意的是，《书痴》在叙事视角的运用方面具有明显的超前性。
　　在各民族的文学史上，全知叙事都是发展最早的一种叙事模式，西蒙的故事就运用典型的全知叙事——作者知道小说中所有人物的性格、心理、境况，小说中有明显的全知叙事话语——作者时时站出来对故事进行解释评论，如开篇即点明小说的主旨是歌颂爱情的力量，中间部分又向读者发问“你们说西蒙怎么会一下子变了另外一个人呢”并自答。自古西方人便认为文学应向哲学靠拢，负载哲理性内涵，这种观念促成了西方文学中作者站出来发议论的主观性叙事传统，它使小说染上了说教色彩。《书痴》中也有全知叙事，但作者并未站出来对故事进行评论干预，作者的主观倾向是通过客观叙事表现出来的，如县令下令焚烧郎玉柱的书后“烟结不散，暝若阴霾”的描述隐含着作者对县令行径的谴责。这种客观性叙事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传统，它源于深深影响中国小说的史传文学“直书其事，褒贬自现”的“春秋笔法”。而全知叙事在《书痴》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小说主要的叙事模式是第三人称限知叙事——作者不叙郎玉柱不知道的事如地下的藏粮、赏银来自何方、织女怎样下凡，从而巧妙凸现了郎玉柱的“痴”，造成喜剧效果与神奇色彩；作者也不提前叙当时郎玉柱还不知道的事如织女为何要离去并说“久恐为君祸”，由此造成强烈的悬念吸引读者。这已是自觉的、成熟的限知叙事了。在西方，限知叙事的模式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才出现，而中国在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中已有成熟的限知叙事。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是晚熟的文体，但较之西方小说中国小说在某些方面却是早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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