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谁应对方良俊之死负责？

作者：余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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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快结尾时，不忘再次提到黄胶泥。不用说，方良俊最后被埋进了黄胶泥之中，而“我”则驱车接了母亲，走过不远处方良俊的坟地，离开故土，逃也似的摆脱了“黄胶泥”的“潜在威胁”。
　　很显然，黄胶泥绝不仅仅是作为故乡的一种自然环境来写的，它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环境的象征。如果说，方良俊个人素质的低下和品德的卑劣是他腐败变质的内因，那么，县里那些“坏了心的萝卜”的纵容和保护，围绕着方良俊的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巴结逢迎，就成了方良俊腐败变质的外在原因。内外因的结合，共同构成了黄胶泥文化生态圈，而方良俊本人就是这个生态圈的畸形产物。早在方良俊当乡长之时，他就开始腐败，但这样的人不仅没有遭到批评教育（更不用说处分了)，反而当上了乡党委书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他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民愤极大，可由于县级领导的保护，他根本就不在乎，如果不是受县里大案的牵扯，他可能还要横行下去，甚至还要加官晋爵，青云直上。在乡里，有许多人对他不满，说他的坏话，可大家只是背后议论，除了个别老干部为了伸张正义，敢于上京告状之外，其他的人，要么怕他，敬而远之，要么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见了他的面，“都笑得像葵花一样，唯恐讨好不及”。还有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争先恐后地给他送礼。本来，在方良俊当官之前，他也曾是个很有上进心的好同志，可一旦发迹，地位变了，有权了，人们对他的态度也不一样了，别看背后有人骂他，可当着他的面，就过于巴结，热情得如同家乡的黄胶泥，随时准备把方良俊拖下水。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父亲的丧礼上，“八班子响器对着吹了三天三夜，吹得月亮都躲起来了……四乡八里送礼的人，有的开手扶拖拉机，有的骑自行车。车多得庄子里扎不下，人多得排成了长龙”。除了堆成小山的挽幛，方良俊还收了满满一箱子钱。作品借“我”议论道:“送礼者各揣算盘，是冲方良俊的权势去的，所作的不过是一次风险投资……从实质性的后果来看，那不过是在根深蒂固的民俗文化的掩护下，是乡民们对方良俊发起的一场围攻，是真正的群起而攻之。”方良俊就是在这样的黄胶泥社会文化包裹的温床中逐渐自我膨胀，一步步走向腐败堕落。
　　黄胶泥社会文化土壤是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更是掩埋人的坟墓 。首先，黄胶泥文化中隐含偏见和中伤。与黄胶泥那种粘到脚上就越粘越多难以摆脱的特征相对应的，是乡民们不负责任的飞短流长。“我”正是认识到了黄胶泥社会文化土壤的这一特征，才对人们关于方良俊的议论产生怀疑，“我们家乡好多话像河坡的野草一样，都是见风长，都是越传越多，你想找到当初的那棵野草，未免有些可笑。”“我”才认准有必要与方良俊长谈，听听他本人的倾诉。其次，黄胶泥文化还表现出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其背后是官本位文化与市侩哲学在作怪。当方良俊大权在握之时，医院的小护士任其“注射”，方姓小媳妇乐于由他 “撑腰”，他的老父亲死了，给他送礼的人络绎不绝。但当方良俊犯了事，被抓入牢中时，却惨遭强行灌尿，出狱后恢复老百姓的身份时，无人理会，做生意做不成，当蔬菜种植场场长也没人听他的，还动不动就跟他吵。一帮小姑娘居然指着他鼻子骂他劳改犯。试想，假如他还在书记的位置上，这些小姑娘中也许会有小护士､方姓小媳妇那样为他“献身”的热情女郎，可方良俊没有权，也没有势了，方良俊完了，他连做人的资格都丧失了。只有像“我”母亲这样古道热肠的活菩萨才会赞赏“方良俊又变回来了”，更多的人除了恨他就是看不起他，侮辱他。这种损害实际上是一种多数人的暴虐，是对人的自由和生存权利的一种野蛮的剥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黄胶泥社会文化土壤应该对方良俊的死负责，是它孕育和塑造了一个腐败的贪官方良俊，也是它最终在方良俊转变之时冷漠无情地抛弃他并置之于死地。
　　这大概就是“我”!择逃避故乡出走远方的原因。行文至此，我们也就难怪“我”要为方良俊说几句公道话并设身处地地替方良俊着想了，中国的官场文化，中国的有着浓厚的乡土风味的酱缸似的黄胶泥文化，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刘庆邦写乡村的许多小说不乏柔美的抒情，也不乏酷烈的写实，但《黄胶泥》显然既不属于前者，也不简单地属于后者。我们从作品中，既可以从温柔的乡土中看到酷烈的惨剧，又可以从残酷的故事中看到温馨的人文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讲，《黄胶泥》也许是刘庆邦小说中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刘庆邦小说《黄胶泥》，见《别让我再哭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①刘庆邦:《贴着人物写》（《到城里去·序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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