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呼唤爱情的绝响

作者：王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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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毛榛这位才华横溢、小有名气的女作家身上，丈夫陈米松逐渐闻到了妻子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气息。首先是不知所措，莫名恐惧，甚至策谋伪善的欺骗，接着在无法忍受的自我压抑与内心冲突中“离家出走”。这种“性别鸿沟”造成的性别意识错位和阻隔，会使自由恋爱而步入婚姻的两个文化背景、学识相同的知识精英分子，也不会有精神的对接与融合，生活在一起也会很难。这个数千年来造成两性不平等关系的意识“顽疾”，无声无息地消解了多少夫妻之间的爱情、信任、真诚、理想与热情，使多少本该幸福的婚姻陷入噩梦。因为，中国很多男性对倾斜的两性不平等关系的传统文化规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同。
　　其实婚姻中的许多冲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精神性的，只是被冠以“家庭小事”而遮蔽了。丈夫陈米松平日里“各忙各的”言论与行动，本来就是一种当下都市家庭泛起的“情感冷暴力”，离家出走更是对毛榛实施的精神暴力。难怪毛榛“陡然间吓得手脚凉了，心一下子从子宫里坠了出去”。
　　更值得探究的是在这个倾斜的家庭关系里，为什么离家出走的不是当代“娜拉”毛榛而是陈米松？从另一个角度揭开了当代知识女性的生存文化境遇。因为毛榛知道芳龄二十八岁的年轻知识女性荔枝（徐坤小说《出走》中的女性形象）的离家出走，不得不以讪讪地重新溜回家而告终。枝子（徐坤小说《厨房》中的女性形象）离家出走，事业成功后，却是欲返“围城”而不能。一往情深的枝子收获的却是一袋从自己体内撕扯出来的感情垃圾。因此，毛榛选择“留守”家庭的理由，是对“倾斜的爱情”关系仍存在着某种性别无意识，无怨无悔地承担社会与家庭双重角色，还是一种无奈的缄默？又成了一个大问号。
　　离婚后患上“抑郁症”的毛榛，离开了“蓄满了一屋子痛苦”的房间，把“同居”当药，想治愈自己心灵的伤痛。“她生平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男人家里过夜，她最想的，还是回家”，可是家在哪里？“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天，她重新找对象组合，从头跟人上床磨合。”她真正尝到了自我与身体、灵魂分裂的痛感。因为，导演庞大固埃沉溺于性感官刺激，大款汪新荃这个“替代品”又有过分猎奇的病态心理。同居的日子残忍地证明了：一个男人伤害一个女人的权力，就始于和她做爱的权力。“没有爱的爱，做了也是白做。”在寻找爱情的黑夜里，迫使遍体鳞伤的毛榛再次确定爱情在生活里的位置，认为爱情的最高境界是灵与肉的完美统一，物质与肉体的满足都救不了她的。她清楚地体会到“庞大固埃与汪新荃，这些表面上流光水滑的都市成功者，他们的病比她还要深”。还有她的前夫陈米松，这些都市精英男性对女性物化的意识力量，膨胀成为践踏女性身体与灵魂的“空前强大的巨兽”。点破了女性在倾斜的婚姻关系中被欲望化和物化的死穴。毛榛的悲剧就在于：许多女性为了摆脱倾斜婚姻关系的方式而选择离异，但是在一段新的关系中仍重复着同样的模式。
　　徐坤以毛榛在求证“爱情坏死”的黑夜里身心撕碎的经验，反思着性别观念的集体无意识。女性有了独立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后，需要屋下有相爱的人才得以快乐，在“我是我自己的”自我中心网里的小女人，早晚有一天会“活空”“活疯”的。她渴望着一个爱情婚姻关系的“大变革”。因为，毛榛在爱情、婚姻与离异的黑夜里，每一个通过仪式都冲击着她固有的意识体系，每一次希望和痛苦都能让她前所未有地成熟起来。虽然她认为病人是疗救不了病人的，但是她坚信耐心等待“健康的人，会有的”。特别是在小说结尾处毛榛对前夫陈米松真情的呼唤，留下种种文化的悬疑。这一缕阳光给毛榛写满痛苦的精神地图上注入了生命的亮色，并使她的肉体与灵魂获得新生的希望。这是徐坤对西方极端女性主义爱情婚姻观念的严肃质疑与超越之后的“中国式思考”。
　　（本文系国家十一五计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性别的颜色——当代女性文学形象研究”论文）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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