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原乡记忆：在游走与穿行中滋生

作者：田　泥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海阔故事汇

　　
　　二、东北寓言：母性生命形态与女神的原始精神追随
　　
　　素素对原乡记忆的追寻，近乎是对东北寓言的揭示，她以女性视角进入东北原乡记忆，试图解读原乡原始精神与女性契合的神秘性，充满了对庄严的母性与神性的景仰与追随。“裸露的辽西却怀揣了一个旷世的秘密。本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女神庙遗址和积石冢群。在这些遗址和冢群下面，有美轮美奂的玉器，那玉器以它墨绿色的晶莹，雕刻出自己的光芒。红山文化宣布的是一个最新消息，辽河文明早于黄河文明，中华文明史由四千年改写成五千五百年。”辽西更古老的还是她的艺术的创造，也深深吸引了素素，她更钟情于辽西的红山女神：“她让我一下子望见了中华民族早期原始艺术的高峰，望见了原始宗教庄严而隆重的仪式。也让我第一次看到了五千五百年前的人们用黄土塑造的祖先形象。原来，辽西是因为有了她，而成了一条更大的河之源。”素素对辽西乃至大东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发现，她说：“辽西真的是母性的。只有母性，才会把那么久远的美丽完好地庇护到现在。只有辽西，才会哺育出这样一位妩媚鲜润的女神。在那之前，人们还在崇拜自然，突然间就崇拜了人自己，而且是崇拜自己所爱的女神。母性的辽西，赋予了它的子民先知般的智慧，让他们总是走在历史的前头，向世界发出文明的曙光。”（《绝唱》）充满母性般的东北大地有着自己的厚重与存在方式，使作家真正找到了东北的自信与自豪。
　　 充满母性粗犷而豪放的东北，在素素的寻找中，已不再抽象，它因有了酒、烟、球、歌谣、逃亡、火炕等物质外壳，而使东北成为一个生命实体；而生活在那里的女人不仅仅是一种点缀，作家笔下以唯美的笔调写出了女性生命力与东北母性大地的精神气质的一致性。如《女人的秋千》《烟的童话》《纵酒地带》等写出了东北原乡里的女人们的现实生态。《女人的秋千》以朝鲜族的秋千叙述了这种民族的女性生活，并从这种生活方式中体悟到某种女性生命的浪漫特质和纤柔的韵致，“女人在秋千上放纵情感，张扬生命之尊，其实是对旧有的超越和背叛……当秋千将矜持的女人托起，她们便风情万种，用身体触摸风，触摸云，触摸无限和空，于是发现了生命最原始的秘密。”《烟的童话》里写东北女人与烟，“关东女人抽烟，绝不是为了思考，关东女人抽烟就是抽烟，不会弄姿，不会矫情，抽烟是日子里的实质性内容，个个显得老辣。她们距离城市太远，只属于乡土。走近抽烟的关东女人，你感觉是走近纯朴的祖先，走近自己的家园。”《纵酒地带》里写出东北女人与酒的故事，那里的女人充满了野性与奔放。“那么什么是美呢？纯粹是为了爱而喝而醉而唱而泼的女人，就是最美的女人。”
　　然而，充满着母性的东北大地上，却有着女性的哀叹与悲伤，女性也以柔美刚毅承受、支撑了这片土地。《留在江边的故事》《无家的萧红》《女人的秋千》《消失的女人》则是贴近历史里的生命形态的真实描摹与精神追随。《消失的女人》讲述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后婉容的悲惨命运与悲剧根源。“婉容是一个政治符号，却不属于政治，她与这座宫殿有关，却与所有的阴谋无关，她在这里，就是为了一个故事的结局，为了一个角色的完成。”《无家的萧红》里这样描述：“她也许就站在人间或天堂的某个暗角，泪眼迷朦地望着缈远的大东北，望着家的方向，却不想向那里走近一步”，素素有着对同是东北作家的萧红惺惺相惜的婉约凭吊。而在《永远的关外》里对昭君的悲剧命运发出了感慨。 《独语东北》以其女性叙述，将女性经验与原乡的历史的真实寻找做一个有机的结合。可以说，原乡的历史就是嵌入女性的历史，女性的生命样态就是一个原乡历史的过程与构成。而原乡原始精神与女性母性的契合，成就了女性的历史事实就是一个民族、社会的历史，这样一个历史史实的存在。
　　
　　三、历史真味：从现实到悲情原乡记忆里的历史形态的拓进
　　
　　如果说对原乡记忆里的自然生命形态的展示，以及追索母性生命形态原始精神的寻找，而对东北原乡记忆里的历史形态，却是透露出作家对东北文化符号与背景的有意识拓进。《独语东北》里有着对东北历史的追怀与感叹，对东北的土著史、风俗史与山川史的梳理与勾勒，更有对历史轨迹的寻找、梳理，人生真味的悟道与慨叹。
　　曾经的大东北有一百多个民族繁衍生息，其中有四十多个土著民族一直延续至今，素素对诸如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民族的兴起、辉煌与衰落甚至是消亡，进行了史诗般简约的叙述，笔下流淌着富有东北特色的雄迈的充满历史的厚重与沧桑的文化意味。素素感叹历史中的英雄人物：那个契丹人的太祖在草原上长大的耶律阿保机、那古老的额尔古纳河边成长起来的后来几乎踏平了亚欧大陆的铁木真、在商周时候就生存在大东北的游猎民族肃慎等，以及靺鞨时代的渤海国，女真时代的大金国，满洲时代的大清国，每一次的激情喷溅，都拥有足以照亮整个中国的光芒，让作家对那黑土地上的大东北刮目相看，对那些短命的马队顿起悲悯之心。“真正地贴近了东北的山林和平原，才惊心地感到它的神秘和不可思议。一路走着，突然就能拣拾到某个民族扔在历史上的那些散乱的碎片，由那碎片，就可以拼出一个不完全是喜也不完全是悲而是悲喜交加的故事。”“那被匈奴追杀得无路可逃的鲜卑人，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自己舔干了自己的血迹……经过一代一代的跋涉，终于登上了中原的政治舞台。他门通过云冈石窟大佛的嘴角，流露了这个民族内心谁也猜不透的笑。”（《煌煌祖宅》）“这块土地，孕育了太多强悍的民族，一个一个，崛起了，又消亡了，或者被拆散之后又融合。他们的马队曾相继入主中原，却在中原的陷阱里沉落了，仿佛是一种宿命，骑射者总是将悲壮印在东北的上空。”（《痴迷的逃亡》）“它让我把目光投向了历史更深远的地方。我知道，那个地方不是很多人都能与我同行的。因为史书上并不认为瑷珲悲剧是在尼布楚的那个山坡种下的恶果。然而有那么一瞬间，我的思想流矢般的从瑷珲向遥远的尼布楚和并不遥远的卢沟桥飞去了。”“瑷珲的悲哀，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因为这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人类共同书写的，它的过去和现在，人类都要共同面对。” （《走近瑷珲》）素素把瑷珲作为一个历史的凝聚点，以一种近乎悲愤的心绪对曾经的王朝的懦弱做出了批判，也对原乡曾经遭遇的蹂躏感慨。
　　属于东北的历史记忆里有恢弘的气势，但也近乎悲壮。因此，素素的情感世界里有着难以割舍的痛切，但素素又是理性的，即便是对独特的“匪”文化根源的客观审视，也有着作家的惋惜与慨叹，“东北太特殊了，既是日俄两强觊觎的肥肉，又是关内移民者谋生的沃土，这片原本属于游牧者和猎人的领地一下子变成了被外忧与内患挤逼的夹缝。移民者本是最有生命气息的人群，但移民者内心裹藏的那种绝望，又使他们最具破坏力。在他们还没有扔下手中的讨饭棍，生存状态还非常严峻时，做土匪便成了一种极端的人生选择。……生的本能驱使着他们，东北于是被追逐和洗劫，喧哗和陷落。”（《黑颜色》）作家通过对东北巨匪座山雕生存老巢夹皮沟的考察和衍说，从生存环境和历史沿革中对土匪再一次进行了文化分析，多次的战争灾难、大量的关外移民被外忧与内患挤逼，构成了东北盛产土匪这一宿命的历史。而在《空巢》里对张作霖奇特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局限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而《移民者的歌谣》《笔直的阴影》《最后的山》《绿色稀薄》以及《煌煌祖宅》等，更体现出来的是作家对历史的深切感伤与对现实的强烈忧患。如《移民者的歌谣》由东北的“二人转”写到移民张代五家，又由张代五家延伸到整个东北的移民身世，并从这种移民者的歌谣中体味到无家可归的悲凉。素素把历史记忆幻化成为自己对东北命运思索的线条，勾勒出属于东北原乡人文生态、世态的变迁与宿命，以辩证的姿态，以其女性独有的叙述方式和话语构造，不仅对历史做一个真实的还原，更以一种理性对历史事实做出审视，以女性的视角进入历史与现实里的人生景致，以感悟更深的人生意味。
　　在历史长河里，历史与现实就是一个回环，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社会整体，都有着饱满的生命激情与冲力。而东北土地上曾经滋生出的故事、民族、英雄，以及曾经的辉煌与亮泽如一抹抹的云彩淡去了，却又真实地存在于属于原乡的记忆中，现实的东北大地依然以雄辉的气势，呈现别样的样态。素素的《独语东北》以大气磅礴、婉约绰约的风格，写出了属于东北自然形态、生命形态与历史形态构成的东北的故事与传说，写出了东北的生命气韵与精神内核；而沉寂而豪迈的东北正因为有素素这样的东北人的忧虑与追思，变得更加深沉与有意味。可话又说回来，东北的寓言和故事又岂是仅仅属于东北的原乡记忆呢？对于未来，当现实的碎片遭遇我们记忆的原乡时，是消融为过去，还是获得另外的变异？我们无法企及有多美好，但是我们有信心期待。
　　
　　
　　田泥，本名田美莲，1966年生于山西。199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博士毕业。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致力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女性文学研究。著作有：《走出塔的女人——20世纪晚期中国女性文学的分裂意识》《女性笔记本》《惊鸿一瞥》（合著）。论文有《当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的关联》《倾听女性自己的声音》《谁在边缘地吟唱》《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因果母题》等。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