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低到尘土里”
作者：崔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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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荣诗歌中自觉的女性意识在那首《露天堆场》中体现得很充分。这首诗歌无疑是一首不完美的杰作。说它是“杰作”是因为荣荣在一个平常的事物中窥见了女性的所有秘密，女性一如那露天堆场中所堆放的货物：“怕湿”——她需要遮蔽风雨；“向上”——她需要站着；“小心轻放”——她易碎。但也正如那些露天堆场堆放的货物一样，女性“这很难识别的贵重物”，这在我们这个男权社会中就被“置于露天，偶尔/顶一块军用雨布，衣不蔽体/出奇的安静”。说它“不完美”，是因为这首诗歌的第一节的最后一句以及整个第二节中“抒情主体”执意出场言说，降低了“看见”的力度和压力。这首诗歌的写作年代是1992年，我想如果是现在，荣荣大概不会这样了，因为“谢天谢地，青春终于逝去”，她“终于能停下来/看见一马平川”这样的“中年的风景”。从1992年写《露天堆场》到2005年写这首《“谢天谢地，青春终于逝去……”》，毕竟已经过了13年，那曾经的情怀大概已经如同《印染车间》中所写的那样难以记得。因为在时代这个“印染车间”，那些曾经发出“坚韧的叫喊”的“纤维”已经“被设计集体处理/着色上浆一点点地失去了声音”。抒情主体“失去了声音”之后，她才不会急于发声。只是她或许还在怀想那些青春。谁能够“把腿上的泥蹭得十分干净”呢？她一定还会像那只蚂蚁一样“趴在窗沿吟唱理想”。但这被置于露天堆场的“贵重物”是无法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平等”的。荣荣的诗歌中女性意识使得她在看待“三八妇女节”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被愚弄”。那飞过市场的一架飞机和一只鸟，“隔了很远／我们看到两个一样的黑点”（《三八妇女节》）就是“相同”，她觉得“她的嗓子哑了／那么多年／她仅仅说了‘平等’／还没有顾上说‘相同’”。“她”看到的“他使用的过的拳头是肿的”，“三八妇女节”只是“他在阳台上安慰一只猫”。男性使用过的拳头还是肿的，那么还能指望这个妇女节能带来什么呢？我感兴趣的是这首诗歌中的那些和男性和女性所对应的意象：“老鼠”、“飞机”是男性；“猫”、“鸟”是女性。“猫”是“老鼠”是天敌，难道男女之间永远是敌对？“飞机”和“鸟”同样可以在天空飞翔，但鸟儿有温度，能歌唱，飞机只是人类制造的一种物件。荣荣还自觉不自觉地将女性归入到“古代”的行列。她说：“让我只是一个旧句子／我愿意有人重读并且怆然泪下”（《谁在对谁说》），但她意识到“陈旧的暗香不会被反复抚摸”（《宴会大厅》），因为那些鸟儿或许和碎片一样，“伤感喧哗飞来飞去却//不能在那首曲子上停留／最后落地无声”（《在一个闹市茶馆里听某首旧曲》）。
从某种意义上讲，荣荣的作品，诚如有评论者说的那样，“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她的诗或许就是从一个伤口或笑口中涌出的。”
如果说 “我作为一位女性”的“看见”，体现了荣荣诗歌中的自觉的女性意识，那么“我作为一位诗人”的“看见”，则是荣荣对“诗人”和“诗”的自觉。收在《看见》中的那首《工艺雕刻师》显然可以看成是诗人的对诗人和诗歌的命运的体认。荣荣愿意将自己说成是一名高明的“主妇”，“要把当下很繁杂的生活，打理得很到位”。“诗歌”大概就是荣荣的“佛像”，那位高明的雕刻师让那些木头的、石头的、泥土的佛像，“在自己的触摸下不用贴金／就闪闪发光”，荣荣也渴望诗歌这尊佛像在她的手的触摸下熠熠生辉。在鲁迅文学奖颁奖晚会上，给诗集《看见》的颁奖词是这样的：“荣荣用精美而朴实的一部短诗集，展示了一位女诗人对生活的信心，对生命的珍爱，对尘世生活的独特体验。明快而细腻的诗风，让女性之爱在世俗生活中闪烁出夺目的光彩。”荣荣很珍爱这个评语，说她更愿意将此评语，当做自己今后的写作目标。“而在具体的写作中，我还是想一如既往地简约和质朴，让诗歌像生活那样，简单踏实，却蕴藏着无穷的诗意。” 荣荣很强调写出“更具自己的个性”的作品。荣荣没有用“雕刻家”而用“工艺雕刻师”这个名称来称呼她笔下的人物，这似乎表明荣荣还是将自己定义为“一位匠人”，她知道诗歌是一门手艺，她与她的诗歌佛像之间的关系是“依依不舍”。在诗歌《工艺雕刻师》中，雕刻师最终完成的只是自己的雕像，她可能也只是完成一个叫“荣荣”的诗人的诗。荣荣似乎对诗歌未来的命运和诗人的命运有很大的担心，因为在这首诗歌中，雕刻师在完成他最后的佛像的时候，佛像最终被人们推倒了。当巨大的佛像被推倒之时，荣荣虽然相信“那沉重的声响还是惊醒了什么”，但那也只是“他额外制造的一点小小的恐慌”。
荣荣说“这些年我就这样写着我的心，我的思，我的想，我所看见的，我所感受着的。事实是，我从来就在现实里面，现实就像一桶很湿润巨大的汁液，将我整个浸泡了。”我想这位将自己浸泡在现实里面的诗人可能还是偏爱自己的“敏感”。在诗歌《传灯》中，诗人显然是知道自己的使命的，她就是那个看到掌灯人的人之一，那位掌灯人“将光明传给了我们／又让我们传给更多的人”。说到底诗歌就是那盏灯，诗人的使命就是接过前代传灯人手中的灯，将之传下去。但传灯人其实也是“追暗者”，灯的命运不在光明之中，它必须居于暗中，诗人就是这样的“追暗者”，他居于暗中，“去点亮那些静静守候的灯”。
有评论家说，女性诗人的女性意识就是她们的暗，我想，荣荣诗歌中不断书写的女性之暗，也就证明了荣荣作为一位传灯者的位置。荣荣有一首诗歌叫《一定要有漏洞》。佛教中将“女性”称之为“五漏之身”，女性的修炼比男性要难得多。“一定要有漏洞！跟着它/我像水滴一样圆润融入那么多/不愉快不完美不圆满/不再害怕损害”。我想荣荣的“一定要有漏洞”的确是一种洞见，这种洞见是来自荣荣所具有一种自觉的女性意识。正是窥见了“漏洞”，荣荣才会想到“弥补”，跟着“漏洞”，我才可能“像水滴一样圆润”，才“不再害怕损害”。窥见“漏洞”是洞察力，而体认漏洞则是勇气。荣荣正是在体认漏洞中真正体认了女性，继而体认了人类。正如在这首诗歌中写的那样，漏洞“它不神圣也不会闪烁／绝对的灰暗常常在云端／向我们张一只失败的眼”。但“它就活在那么多人的身体里”。体认了人身体里的漏洞，才会真正体认“蚂蚁”人生，才会体认人的卑微。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将自己“放得很低很低／比世俗的生活更低／低到不再抽绿、开花／低到尘土里”（《钟点工张喜瓶的又一个春天》）。一旦我们将自己“低到尘土里”，或许我们才可能体认我们这个世界的温度的变化，我们才会体会到“春天”那“和气的阳光！”也正如此，荣荣写道：“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我要选择死亡背后的道路／它有可以容忍的弯曲和事故／它通向适合我永久居住的宗教”（《出路》）。
崔勇，1972年生，安徽望江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2005级博士生，温州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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