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海上灯火梦中月
作者：梁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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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世女子兰胡儿
《上海魔术师》中写了两个小姑娘：兰胡儿和燕飞飞。她们都是张天师杂耍戏班子里的苦孩子，不过十五六岁。
一本书里出现两个岁数相仿的女孩儿，下笔就有些危险。性格要差异，命运要错位，相互规定相互塑形，很容易模式化。《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就是被林黛玉拉扯着走了形：林黛玉尖刻，薛宝钗必然圆通；林黛玉会哭，薛宝钗必然会笑；林黛玉爱使小性子，薛宝钗必然是乖宝宝……曹雪芹尚如此，后人怎能不小心？坦率地说，《上海魔术师》也在此处相应失色，把燕飞飞写得十分老套，掉入了文学史上写了多次的老故事：出身于贫寒之家，失身于富豪之门，立身于觉醒之日。从德伯家的苔丝到托尔斯泰的玛丝洛瓦，这样的叙事曲线太多了。所以，看到《上海魔术师》中燕飞飞被唐老板始乱终弃的全过程，不但没有丝毫的痛感，反而为作者惋惜。
有其失或有其得，而《上海魔术师》之所以还有立得住的女性力量，全在于兰胡儿的性格魅力。
兰胡儿是被江湖班主张天师买来的孩子，她的生存，没有女孩的撒娇空间，只有舞台上的翻腾滚打。小说中着意描写的几场惊天魔术，都颇具象征意味：“艳尸大锯四块”，是兰胡儿被“切为四段”；荡秋千，是兰胡儿被丢向虚空；“枪毙女间谍”，是兰胡儿被打得“鲜血”淋漓。舞台上，兰胡儿总是处于受虐的位置，唯有受虐，才能获得生存。然而，虹影要我们看的绝不是一个弱女子，她赋予兰胡儿的是生命的刚性，并为这种来自苦寒的刚性鸣锣开道。兰胡儿一出场，就集中了女性苦难与坚韧的双重叠影：“那壮汉又托起沉重的水缸，另一个红衣女孩轻盈地从他的肩膀倒立到水缸上，水缸是歪的，平衡就难多了。……那个红衣女孩，本来姿态比绿衣女孩更从容，不知为什么，有点紧张，手臂抖了一下，连人带缸倒了下来。亏得张天师接住，但水缸还是碰在女孩子身上，她痛得‘哇’的一声叫起来。那个张天师对红衣女孩态度很坏，听训斥时，她拒绝开口说话，表情倔强，眼半瞥带出内心傲气。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嫩稚孩子！”虹影的创作个性，在这里渐露山水：她在兰胡儿的气质中，灌注了自己十分欣赏的独立和锋利。在传统语境中，受虐是女性的美德，具体展示在女性无限的忍受中：忍受卑贱、忍受屈辱、忍受孤寂、忍受磨难。听天由命是传统女性生活最正宗的“善”，这个“天”是将女性置于被动者的制度安排，这个“命”是女性低眉顺眼的标准姿态。虹影笔下的兰胡儿，担负着颠覆的使命，处处演绎着自主者的不羁。小说的第十章里，“王子”加里处于黑道头领“大先生”的夺命刀下，命悬一线。演出救人大戏的竟然是智慧通天的兰胡儿。她能够在千万分的侥幸中一眼猜中加里的眼语，将“文行忠信”四个大字挂上了行进中的火车，解救加里于危机之中。这一段当然有些虚张，写得兴致勃勃，近乎武侠小说的路子，但作家的意图，正在破解男性全能的神话，让兰胡儿扮演了一回救世主。
兰胡儿的这种自主性，影响了整个小说的爱情性质。一般说来，爱情故事的结构总是男性扮演“唤醒者”“带路者”的角色。白雪公主只有王子的一吻，才莞尔苏醒，这种情形绝不可倒错，不然看上去有些逻辑困难。虹影的小说之所以自成一路，很大的缘由是她不承认这个“女随男动”的历史惯性，总是在小说中活动着与男性平视甚至俯视的女人。我想，这部分来源于她艰难的早年生活，嘉陵江畔的杂乱简屋，让她少女时代就磨砺出坚强的性格。从这一点来说，她在精神上远远地早熟于同代女性，有着自立者的筋骨。很难想象，虹影笔下会出现小鸟依人的男女恋情，为此，《上海魔术师》中的加里就有些尴尬：他面对兰胡儿又爱又惧，举手投足之间时时失去了流浪顽童的气质，倒真像一位所罗门王的儿子了。这一点倒不能过多地指责小说的失真，我想起狄更斯25岁那年写的《雾都孤儿》。书中的主人公奥利佛童年混迹于社会最底层的杂人之中，却说着一口纯正的文雅英语。谁都不会因此批评狄更斯的“反现实主义”，因为他的立意就是在现实主义中写出浪漫主义，在乌烟瘴气中写出一个理想人物。虹影写加里，恐怕也是如此。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爱屋及乌，根本目的还是围绕着兰胡儿的完美布局。
虹影对兰胡儿的厚爱，绝非无缘无故。兰胡儿的出现，在红男绿女盛行的当下文坛是一个异类。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女性文化也告别了革命，渐渐向着消费社会的范式重新塑身。这个过程中的一大危机，是自立性的流失。消费社会的特点，是劳动掩藏于消费之后。劳动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专业化，往往分切在一个个封闭车间、一栋栋钢筋水泥的写字楼里。人们在极其狭隘的分工里获得自己的报酬，然后大面积地去购买各类商品和服务。从表面上看出去，全社会都在消费，一切都可以购买。这个金钱横流的社会，隐约就是《上海魔术师》中那个“大世界”的升级版，做“大先生”“二先生”“唐老板”的附庸，还是做劳动立身的主人？这是男性的一道选择题，也是女性的一道坎。兰胡儿的意义，放到这个语境中一看，顿时不同凡响。她每一次面对困境，都是依靠一种更为复杂、更为惊险的魔术突围，从不放弃劳动，从不失落希望。她没有什么奇迹意识，靠的是一丝一缕的勤劳。对于正在消费社会中“燕飞飞”化的女性，虹影似乎在做一种逆向运动，抗拒着女性“自虐”的潮流——无论是屈从性的还是脂粉化的。
“兰胡儿就是我”——虹影如是说，揭示了一切奥秘。
三、余论“杂语化小说”
与所罗门正面相对，是杂耍班子的老板张天师。
张天师之名源远流长，已经将近两千年，是道教的祖师爷。“大世界”里“张天师”碰上犹太教的“所罗门”，而且还要合作演出，其中的含义何在？
在《上海魔术师》的“序”中，虹影将“大世界”定义为“杂语的狂欢之地，复调的竞争之所，现代性的实验地，中国文化的符号弹射器”。按照这份“自供”，《上海魔术师》需要各说各话的存在者，让他们众语喧哗，“冲突竞争、对抗、杂糅”，最终彼此吸收。从更大的语义来说，虹影还有着更大的隐喻建构：“我的实验，正是想把现代汉语拉碎了来看。这个语言实验，也是中国现代性的分解。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正穿行在这种‘杂语’中。”由此推演，张天师、所罗门都是“杂语”的发声者，他们的大分大合，是虹影所说的一个“多源渐渐合一的流程”。
虹影“序”中的这番道白，显露出她的“人类性”追求：多元共存，互补互动，共享一个“大世界”。虽说文学是一种探险，可我还是对虹影的这种终极性关怀有些忧虑。我是先看了《上海魔术师》的正文，再回读“序”，随即庆幸自己这个先见之明。据我的经验，只要读了作者的“序言”，阅读正文的时候总是备受“序言”先入为主的折磨。我深信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的提示：作者的声音也仅仅是众语喧哗中的一个音调，它远远不能控制小说的进程。我只能从这个意义上赞成《上海魔术师》的自我定位，因为实际上的“杂语”仅存于作者的强力意图和小说的溜之大吉之间，而小说中的人物远远没有达到“杂语化”的境界。中国内地小说的一个顽症是伦理叙事大于人性叙事，人物在结局部分常常不由自主地趋向了自我完善或自我拯救。通俗一点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平衡机制往往在小说的最后一刻温馨地发动，让读者如释重负地平静下来。《上海魔术师》中也多多少少有些这方面的拖累。例如那“大世界”的前后统治者二先生、唐经理都死于非命，这无形中取消了这两位恶人的“杂语权”，也不符合那个丛林时代的生存真相。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有些苛刻，但在我的期待中，虹影是最有杂语化潜质的女作家，但《上海魔术师》还是一本“虹影化”小说。
2008年2月写于复旦园
梁永安，1954年生，山东威海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后继续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复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曾任韩国圆光大学、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研究方向为跨文化研究、中西小说比较研究。主要著作有《重建总体性——与杰姆逊对话》《缪斯琴弦上的猫头鹰》等。著有长篇历史小说《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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