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暴力背后的救赎
作者：邱佳岭 尹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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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凯恩并没有止于单纯的性暴力，并以此来暗喻当代社会的问题。她巧妙地把个体间的性暴力与社会性暴力结合起来。当伊安强暴凯特时，“凯特大叫一声猛地坐起来”，伊安用枪从后面对着她。性暴力和社会暴力在此结合了。而在接下来的第三场中，士兵对伊安的暴行将性暴力和战争的残暴彻底结合在一起了。和平时期的文明与战火的微薄间隔破碎了。《摧毁》中前半部和平时期利兹旅馆的普通的强奸事件和后半部战争中混乱残暴的一连串的意象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有着微妙的因果关系、替代关系。可以说，利兹旅馆的事件和战争恐怖场景具有同一性和同质性。在第三场中，士兵替代了前两场中伊安的角色，而伊安此时具有了被他虐待的凯特的身份。与伊安的肺脏溃烂相同，士兵内心也同样溃烂不堪：他所能感知的只有食欲、性欲和暴力。（从士兵出现在舞台上起，他的所有话语都围绕着食欲、女人和性、暴力）而士兵的内心溃烂的原因是他的爱恋的女友在战乱中被士兵轮奸，虐杀这个事实。这个事实，使“在家时，老实本分”的他变成了“他们怎样整我们我们就怎样整他们”的虐待狂。士兵不仅仅兴致勃勃地给伊安讲述他的残暴：残杀儿童，奸杀妇女，甚至少女……甚至，还强奸了伊安，带着一个种族征服另一个种族的自豪和快感，暗合了前两场伊安的种族歧视的话语。与伊安强暴凯特时，用枪从后面对着凯特相似，士兵同样从后面用枪抵住伊安的头。伊安和凯特，士兵和伊安的几乎平行的行为关系使得后者成为前者的扩大版，这两个事件具有了同一性和同质性。
伊安和士兵行为的同一性和同质性在第三场士兵与伊安对暴行扭曲的攀比中被加强：
士兵：我扭断一个女人的脖子。用刀捅她的下身，第五刀就捅断了她的脊梁骨。
[伊安感到恶心]
士兵：你干不了那种事。
伊安：干不了。
士兵：你从来没杀过人。
伊安：没像那样。
士兵：没像那样。
伊安：我不是个虐待狂。
士兵：你也没差多少，用枪抵着头。把他们捆起来，告诉他们你要怎么收拾他们，让他们等你收拾。接着……怎么样？
伊安：毙了他们。
士兵：你还没弄明白。
这种仅仅是残酷的程度的差别，通过一系列的舞台意象，表现了伊安和士兵行为的同质性，这种完全同质的行为使得文明的和平时期和战争的混乱产生了相关性，完成了战争的残酷事实上萌生于和平的文明时期的阐述。
正如凯恩所说，她所关注的是文本之后的次文本。在士兵对伊安施暴时，士兵和伊安的感受是同一的。士兵对伊安的兽性和非人的暴行实际上是对轮奸他的恋人蔻儿的士兵的暴行的拷贝。对于观众来说，生动地再现了蔻儿的痛苦，对于士兵，则真切地体会到蔻儿的痛苦和恐惧。当士兵抓住伊安的脸，吞吃他的眼球的同时，还在喃喃地叙说着蔻儿的遭遇，“他吃了她的眼珠。可怜的畜牲。可怜的爱。可怜的混账畜牲”。然后，朝自己的头开枪自杀了。士兵的自杀使这个再现过程完整了——强暴直到虐杀。事实上，无论是士兵还是伊安的感受都是相同的。伊安从自己的痛苦遭遇中体会到了他对凯特的残暴；而士兵在模仿其他士兵的暴行中，不仅再现了，而且感受到蔻儿的遭遇和痛苦。此时此刻，士兵的痛苦不亚于伊安。两个施暴者同时体验了被施暴者的不堪感受。
凯恩的剧中男性主人公大都走向死亡，这给凯恩的剧作涂抹上一层厚厚的悲观、虚无主义的色彩。但是，许多戏剧家，包括作者本人对此都持有完全相反的看法。邦德认为《摧毁》的最后一场是“乐观主义的极端形式”。作者凯恩在接受格林汉姆•桑德斯采访时说，“在《摧毁》中，伊安几乎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被神化……”伊安，这个施暴者，后来又成为受害者，经历了人间一切痛苦和罪恶，双目失明，饥饿，孤独，吃死婴来充饥，搂着士兵的尸体来寻求慰藉……舞台上的意象表现出“他迷离欲死，似乎已得解脱”，“雨水通过屋顶浇在他的身上”，全身湿透。这个宗教救赎思想的意象充满了“再生”“新生”的暗喻。在经历了地狱般折磨后，伊安开始了自我意识的漫长历程。这个历程将使伊安获得新的生命。《摧毁》中，凯特成为救赎和人类的希望的象征。凯特这个人物形象很令人寻味。这是一个看上去有些愚蠢的人物形象：经常吸吮拇指，紧张时，说话会有些口吃，昏厥。有论者认为她“似有轻度痴呆”。不过，作者凯恩却强调她的女主人公是个有智慧的姑娘。“能够及时表达爱意和欲望”，同时，具有智慧的洞察力和强烈的恢复力。当遭遇伊安的攻击时，她拒绝自己永远不变的被动状况。比如，当伊安说希特勒最好派一架轰炸机把去艾兰路的足球迷全灭了时，凯特回应自己就是足球迷，而且也去艾兰路看球，并质问伊安，“你能把我炸死？”这样，使伊安的逻辑不攻自破。
凯特的塑造让人很容易联想起福柯关于理性与疯狂的论述。福柯在《精神疾病和心理学》中认为疯狂不是一种自明的行为或生物学的事实，而是各种社会实践的产物。疯狂没有前社会的本质，它是从既定文化的需要中获得其存在的必要性。在《疯狂与文明》中，福柯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并在更广阔的层面上阐释了疯狂如何被资产阶级道德和合理性的体系整合为“他者”，进一步说，福柯通过对疯狂概念的形成和处理这个极端例子的阐述表明了围绕理性现代文明本质上是通过排斥和压制其他思想形式才确立其合法性。凯特之所以被认为“轻度痴呆”，原因就在于她的行为方式和思想逻辑与居支配地位的行为规范和思维逻辑的悖谬。由此，她的宽容、人道被忽视，甚至认为是能力低下的表现。然而，凯特，这个受到伊安精神和身体双重暴力的女性，最后成为伊安的看护人，陪伴着伊安。凯特成为爱的象征，人类救赎的希望。作为戏剧剧终的一句话——伊安对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交换，换回食物的凯特道谢成为伊安新的漫长历程的开始。爱使伊安新生。
《摧毁》这部奇异的戏剧在表面上充满暴力、性虐、死亡和崩溃的意象中，在潜层面悲观厌世的基调内，渗透了作者充满救赎的宗教情怀。与作者其他四部剧相比，《摧毁》中的暴力、变态的画面出现得最多，然而，作者却认为这是她最乐观的作品。而其最后两部作品《渴求》和《4.48精神崩溃》尽管少有暴力场面，却是作者最悲观失望的作品。正如作者所言：“《渴求》是在停止了对爱的信念的过程中写作的。”在《渴求》和《4.48精神崩溃》中，人物无不是热切地拥抱死亡，在死亡之光中寻到慰藉。萨拉•凯恩亦在完成她最后一部剧《4.48精神崩溃》后自杀了。
作者邱佳岭系天津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在读博士，硕士生导师；作者尹静系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外语系教授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编号TJYW。
（责任编辑：水涓）
E-mail：shuijuanby@sina.com
参考文献
[1] 萨拉•凯恩戏剧集.胡开奇译.北京：新兴出版社，2006.
[2] Graham Saunders.Love me or kill me : Sarah Kane and the theatre of extremes.New York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3] Patricia Holland, ‘Monstrous Regiment’, Independent, 27 January1995.
[4] James Hansford, ‘Sarah Kane’, in Thamas Riggs(ed.), Comtemporary Dramatists, 6th edn (Detroit, New York,1999)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