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两种刚柔相济的严酷美
作者：孙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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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只是表面的相似，实质上有根本的不同。
首先，《沁园春•雪》中的“雪”和《卜算子•咏梅》中的“冰”，在意象的情感价值上是不一样的。《卜算子•咏梅》中的“冰”，是一种逆境严酷环境的象征，与花枝的俏丽是对立的，而烂漫山花的想象，是战胜了严酷冰雪的预期。《沁园春•雪》中的“雪”是不是这样呢？从最初几行诗句来看，好像格调相近：“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其中的“封”字，至少暗示某种贬义，但是，下面“万里雪飘”的“飘”字，则似乎并没有在贬义上延伸下去。“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贬义显然在淡化，壮美的感觉油然而生。
这是很奇特的。严酷的冰封作为一种逆境的意象，与对严寒抗争的情致联系在一起，早在唐诗中就有了杰出的经典，比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边塞诗人把严酷的自然条件当作一种美好感情的寄托，诗人感情豪迈，变酷寒为美。“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冰雪，毕竟是与苦、寒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在毛泽东这里，冰雪却没有寒的感觉，也没有苦的感觉。冰封和雪飘，本身就是美的。
面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却没有苦寒，没有严酷的感觉，这才是理解这首词的关键。不仅没有苦寒、严酷之感，相反，眼界为之一开、心境为之一振，充满了欢悦、豪迈的感觉。在冰雪的意象中把寒冷的感觉淡化，把精神振奋的感觉强化，创造出一种壮美的境界，发出赞美，这是一种颂歌，在颂歌中，有一种压抑不住的鼓舞和冲动。这在中国诗歌史上，乃至世界革命文学史上，都可能是空前的。以自然景物作为革命颂歌的对象，在俄国有高尔基的《海燕》和《鹰之歌》，以鹰和海燕的雄强象征革命者大无畏的精神，但是鹰和海燕本身并不意味着严酷，而是与严酷的暴风雨作搏斗；战胜严酷才是英雄。把严酷的冰雪作为英雄主义的赞颂的意象（载体），只有在毛泽东的想象中才有。
冰封雪飘并不是一下子就引发了激情爆发的，其间有一个过程，先是一种极目无垠的眺望感。点明眺望感的是“望长城内外”的“望”字。前面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当然也是眺望，不望不可能有这样广阔的视野，但是那种辽阔的感觉是潜在的，而且，普通人的目力是不可能看到千里万里的。这就涉及到诗的感觉的虚拟性。从现代诗学来说，抒情诗不同于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想象性和虚拟性，强烈的感情，不能直接喷发出来，只有通过想象的假定，才能获得自由抒发的空间。当毛泽东写千里万里的时候，早已超越了散文，进入了诗的想象境界，超越了生理视觉局限，因而是自由的。自由，不仅在视觉，而且隐含着胸襟。望得那么远，是一种结果，原因应该是站得非常高。开头几句，表面是描绘风物，深层则是静悄悄的想象延伸，从视野的开阔过渡到视点的高度。这种开阔，不单是视野的开阔，而且是胸襟的开阔，这种高度，不单是身躯的高度，而且是精神的高度的暗示。当我们读到“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时候，“舞”和“驰”令人感到，登高望远的图像不是静止的，而是有生命的。这种生命，当然不是客观自然界的反映，而是诗人心灵的激动。这种激动，不是一般的激动，而是异常的激动，不激动到相当的程度，不可能冒出这样的诗句来：
欲与天公试比高!
这是大地要与老天比高的写实吗？当然不是。这是诗人突然冒出来的一种壮志得酬、心比天高的感觉。这里没有任何逆境的感觉，不是老天爷作梗而不得不应付的状态，而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宏图大展，主动挑战。于是，更美好、更壮丽的预期溢于言表：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把雪写得如此壮丽，如此美好，还不是最理想的，更加精彩的未来就在眼前，是不是意味着大展宏图的冲动？
“江山如此多娇”，是对上片景物的总结，也是毛泽东对上片的美学总结。冰雪无垠，居然是“如此多娇”，有谁曾经把千里万里的冰雪和“娇”字联系起来过呢？它创造了一种什么样的美的范畴呢？
“娇”，这个关键词不可轻轻放过。
为什么要用女字偏旁的“娇”？他写到自己的妻子杨开慧的时候（“我失骄杨君失柳”），用的可不是这个“娇”字，而是另一个字——“骄”。这个“娇”和红日照耀白雪，好像不相契合。但是，这正透露了毛泽东的诗学追求——颠覆传统的古典话语，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将自然之美、女性之美赋予政治内涵，又用阴柔之美来表现政治宏图的阳刚之美。冰封雪飘的严酷，艳阳高照，应该是阳刚的，毛泽东却用“妖娆”、“多娇”这样的阴柔之语饰之，外在的色调与内在的情致上有一点反差，达到了使其丰富的目的。（值得深思的是：如果把“娇”，改为“骄”，则外部感觉和内在情致未免单调。如果写成“我失‘娇’杨”，把杨开慧界定为“娇”，则难免有浅俗之嫌。）凭着这个“娇”字，从自然转向人事，同时，从写视觉空间之美，上升到了一个时间的层次，这个境界和前面有什么区别呢？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关键词是“折腰”。冰雪覆盖大地山河之美，美到这种程度，英雄都要折腰，朝觐，崇拜了。在中国文学中，折腰本为否定意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是一种不受羁勒的傲岸个性。毛泽东的折腰却有肯定的意义，是心甘情愿地谦恭、崇拜。这里，又一次将古典话语作了现代转化。这个转化是诗意的转化，又是诗的话语向政治话语的转化。
非常强烈的对比来得非常突兀：前面是高大伟岸的抒情主人公，到这里，居然谦卑起来，不惜降低自己的高度。但这恰恰是一种自我勉励，是为了登上新的高度。这种高度，不是自然地理的空间高度，而是中国历史的时间高度。上片，在空间上眺望千里万里，下片，时间上的回顾，历数百年千年。空间尽收眼底，产生了一种豪迈的视觉图景，时间历历在目，构成一种雄浑的心潮图像。这不但是胸襟的开拓，而且是诗人想象的开拓。空间的展示，皆为可视，而时间的回溯，则不可视，好在诗人有概括的魄力。本来是“无数”英雄竞折腰，但真正历数起来，却只剩下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五个，其他的不言而喻，都不在眼下。
把自己提升到与这些历史人物并列的高度上去，已经有了大气魄，但这时，诗人不再谦卑了，不再折腰了，用一个“惜”字（提示美中不足的意味），就不着痕迹地把自己提升到了历史人物之上，对这些人物的辉煌业绩加以批评、裁判，所评没有赞美，而是俯视，前面不是说，竞折腰吗？而且是无数英雄竞折腰，为什么不折腰了？这就是说，对历史可以折腰，对历史上的英雄却不折腰。这是因为，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在毛泽东看来，不管他们如何英雄盖世，都只能是“俱往矣”，过去了，真正的“风流人物”要看今朝了。这是作者的自诩，还是对一代新人的期望？这曾经引起过讨论。1945年当这首词在重庆第一次发表时，曾经有人攻击说，其中有“帝王思想”。作者自注说，这是“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骂他们吗？”①这当然有道理，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从新时代的政治理念出发，俯视一系列历史人物，理所当然。联系到四个月前，长征胜利结束，作者在《清平乐•六盘山》中颇为自得地写过“今日长缨在手”；在《念奴娇•昆仑》中说过“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历尽艰辛、几经挫折的作者此时的心境，应该是溢满了宏大的政治抱负。但是，如果把这种抱负直接讲出来，就没有诗意可言了。这里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把古典诗学话语进行当代转换。
1957年，毛泽东在给臧克家的信中曾经说过，旧诗不宜提倡，因为“束缚思想”②。这种束缚表现在，古典诗歌的话语有稳定的历史内涵，与当代政治话语之间有矛盾。当代政治话语的直接搬用，是缺乏古典诗意的。而用古典话语表达当代政治内涵，难度很大。当代政治话语的内涵和古典诗学话语并不对应，二者不可能两全其美，当代观念必然要有所牺牲。硬搬政治话语，可能造成生硬（如把昆仑裁为三截，平分欧美和日本，以示世界大同），当代政治观念进入古典诗学话语，政治内涵可能被朦胧化，甚至可能被淹没。“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从古典诗意的和谐统一上，是隽永的，但这是以政治内涵的含混为代价的。文采和风骚，古典话语所指本是文学艺术的成就，很难涉及政治文化的创造。话语本身并不能充分传达当代政治理念，读者只能从话语以外，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中去附会。相比起来，“只识弯弓射大雕”，不但形象跃然纸上，而且意念指向也比较确定，政治观念和艺术形象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和缓。最后的“风流人物”，堪称精彩。古典的“风流”内涵，在人物的才情和精神风格上，转化为当代政治人物的精神境界，应该说是比较自然的。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古卫红）
E-mail：guweihong007@sina.com
① 《毛泽东诗词集解》，吴雄选编，陈一琴审订，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第209页。
② 《诗刊》，1957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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