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长篇小说：三十年的时间简史
作者：汪 政 晓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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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模式
在长期的实践中，长篇小说以其独特的体量与能力逐步参与到人类思想史的进程中。当代中国的长篇也是如此，近三十年长篇小说的演进与中国思想精神之旅可以说同步合辙。早在思想解放之初，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戴厚英的《人啊，人》就将人道主义等思想引进到创作中，改变了中国当代长篇的思想资源库，紧接着是更为激烈的先锋文学，它将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人文思想引进到中国，广泛而深入地开启了中国当代长篇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度探索。刘恒的《虚证》通过心理分析的手法深入到人的潜意识领域，残雪的《突围表演》、孙甘露的《呼吸》、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吕新的《抚摸》、洪峰的《东八时区》、潘军的《独白与手势》、东西的《耳光响亮》等作为先锋长篇的代表作以前卫的姿态将萌芽于中国当代精神领域的荒诞、孤独、恐惧等负面情感予以放大，通过超现实场景的设置，奇特的人与人关系的模拟，象征和隐喻等小说修辞，揭示出现代人与这个世界的紧张关系。
而几乎与此同时的是文化寻根，它是思想向另一极的突围。从宏观上，它是在中国思想与世界接轨后，在现代精神遭遇困境后，通过人类学途径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求助，也是民族与国家在遇到全球化压力后寻找立足之地的自卫。同时，它也可以看作是一次文化的启蒙，在这个启蒙中，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生命等关系得到了新的认识，传统的文化性状与多样性，自然的先在性得到确认。在贾平凹的《商州》中，我们看到了现代从传统走来的清晰印记，而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中，我们文化多样性正在消失的现实状况触目惊心。这场运动到现在影响依然存在，许多生态长篇小说如《藏獒》等其源头都可上溯于此。而北村、张承志、马丽华、阿来、范伟等作家宗教题材长篇小说的写作也可视作它的延续与深化，客观上也体现了三十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宽容。北村着眼于现代人的精神状况，从西方宗教思想中获取资源，在忏悔与救赎之中寻找出路，而马丽华、阿来与范伟则采取较为客观而写实的手法寻绎佛教、东巴教、天主教等在特定地区的传播与繁衍，探讨它们与各种传统文化的冲突、影响、共存与相互吸纳的过程，重新认识宗教在人类文化进程中的意义，并通过人物命运的书写与性格的塑造来凸现不同宗教的理想和它们在重建现代人价值体系中的巨大作用。
新写实前后，由于西方阐释学和虚无主义的影响，加上在社会生活中俗世主义的流行，当代长篇出现了零度写作的倾向，拒绝意义，拒绝情感的投入，成为许多作家的写作姿态，体现在具体写作中就是对深度模式的放置而停留在表象的描绘上。现在看来，这本身就构成当代长篇思想演化的一个环节，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它不但对许多人为建构的意义体系进行了解构，而且客观上对其后的意义建构确立了新的前提。
在这三十年的长篇写作中，有许多作家一直执着于当代人心灵世界的探索，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沿，延续五四启蒙的传统，自觉地履行道义的担承，不断地批判中国传统思想的糟粕，特别是不断产生的新的思想痼疾，体现出难能可贵的思想勇气、忧患意识与人文关怀，如史铁生、李锐、韩少功、张炜、阎连科等。他们的写作风格各不相同，思想方向各有选择。史铁生侧重于人的生命意义的寻绎，他的《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在彼岸世界的背景中为此岸生活确定理由；李锐穿行于现实与历史之间，其《无风之树》《银城故事》等对中国当代思想充满了诘问与批判；而批判意识更为强烈的是阎连科，《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对中国当代社会存在嘲讽可以说得上入木三分，而其近作《丁庄梦》则给人描述了一个非常态的可怕的世界，在非常态的故事中敞开的是现实与人性可能存在的黑洞，它是近年不多见的审丑的力作；韩少功以文化为依托，《马桥辞典》、《暗示》着重对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变异进行指认、辨析与梳理；张炜从《古船》开始，一直到近作《刺猬歌》，大都从传统儒、道以及民本思想出发，在对现代社会的怀疑中试图重构人的精神家园。
技术
要说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三十年的成就，重要的一点是它的文体革命与创新。这种创新从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显现，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与刘心武的《钟鼓楼》就是标志性的作品，在复出后的第一个长篇里，王蒙一改《青春万岁》的传统写法，而将意识流运用进来，使小说的结构与人物刻画显现出新的面貌。而《钟鼓楼》的结构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后，张抗抗、王安忆、张承志等一批知青作家也在各自的长篇中进行着探索，使中国长篇渐渐从整体上发生了改观，十七年时朴实的写作面貌基本上看不到了。
而使中国长篇文体从技术上呈现极致状态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先锋小说之后，这一时期注定要被以后的文学史家们所关注。首先是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已经完成变革，因此，文学性被认识为是衡量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标准，它极大地引导作家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形式与语言的营构上；其次是一批青年作家成长起来，他们大都有专业文学训练的背景，富有创新精神，有着颠覆传统的强烈冲动；再次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不仅是欧美，包括日本的新感觉派、拉美爆炸文学等都已经引进到中国，一些重要的文学流派如法国新小说派连同它的基础哲学如现象学都被中国小说家所精研；另外，当时中国的思想氛围，连同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也为这场文学革命做好了环境上的准备。先锋小说首先是主题上的前卫，这已如前所述，而从长篇文体上看则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推翻传统长篇环境、情节与人物的要素原则，它可以没有情节，人物也可以是破碎的，不完整的；二是在认知上采取非理性的做法，破碎、颠倒、梦幻、背离常情、错误、自我消解与歧义等等造成了阅读上的陌生；三是在视角与叙事语调上更加突出有限视角，强调语调的个性特征；最后是语言，小说家们极力将语言摆上第一位和本体的高度，而不是将其作为传达故事描景绘形的工具，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支持下，先锋小说不在乎作品的所指，而在乎语言的能指，使小说在能指上自由地组合与链接，形成具有形式意味的语言建筑。马原、余华、格非、孙甘露、韩少功、北村、吕新、苏童、叶兆言、洪峰、潘军、莫言等都是运动中的骁将。马原擅长中短篇，他在80年代早期以长篇《上下都很平坦》开了先锋长篇的先河。格非以经营小说的叙述结构见长，他的《敌人》、《边缘》通过多种手法，使阅读莫辨东西，被称为叙述的迷宫。孙甘露的《呼吸》可以说是一部梦幻小说，它按照作家与人物的心理逻辑来展开，而作品最突出的心理形式便是梦幻，这又使它成为一部语言宣泄的作品，其言说的汪洋恣肆足以淹没它的人物与故事。余华的先锋性也主要是中短篇，他的第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首先也是通过心理来结构小说，回忆是其主要的形式，同时，这部小说对声音的设计也很独到，并且尝试了多声部而使之具有了复调小说的意味。苏童的特点在于他对意象的经营，故事、人物固然重要，但他们都服从于另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作品的氛围。潘军的一些长篇突破了以文字为单一媒介的尝试，从外观上看，图文结合，作为对图像时代的呼应，体现出非线性超文本的多媒体特质。将莫言视为先锋作家似乎过于狭窄，但他确实是一位对中国当代长篇文体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重量级作家，他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第四十一炮》《生死疲劳》都是三十年来文学值得重视的作品，《檀香刑》的复调，西方经典长篇与中国民间戏曲形式的结合，《生死疲劳》的变形手法的创造性使用，使得生死、人畜两界均被打破，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叙述空间。还有阎连科，也是在小说形式上具有开拓性的作家，他的《坚硬如水》等是狂欢体运用得最娴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