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孙犁的“另类”作品及其文学史意义

作者：樊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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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解放以后，孙犁老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处于养病的状态，因而远离了政治风雨，远离了一些可怕的是非，我们也不难看出：孙犁是早就觉悟了的。读许多人的“文革”回忆，不难发现，人们多是在“林彪事件”以后开始猛然醒悟到“文革”的荒诞的。但孙犁显然更早。这也许与他的作品早在解放区时期和1950年代初就因为充满了“小资情调”而受到指责，可他又因为对于自己的作品有“自珍之癖”而不接受那些指责这一事实有关；也许与他受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的熏陶有关（他深受《红楼梦》《聊斋志异》和柳宗元的影响），而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是明显有一股清高之气的。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因此与巴金老人不同。如果说，巴金老人是因为西方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熏陶而敢于“说真话”，那么，孙犁老人则是因为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而有意疏远了险恶的政治运动的。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的古典文化中，自有对于现代政治迷信的免疫力。保持了儒家的大丈夫风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或者保持了道家的隐士情怀，都是可以超越政治的阴霾的。
　　最后，是作品中对于“文革”的那段议论：“可惜这次‘革命’，以匪夷所思的方式进行，使得一些有政治经验的官员，也捉摸不到头绪……”寥寥几笔，也写出了“文革”的非理性。“文革”的风雨多变，阴晴不定，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正常思维。虽然，“文革”中“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是全国人民的共识，但伟大领袖在呼风唤雨以后的穷于应付、心力交瘁，也一望可知。以这样的眼光看去，冯前之流的“抛”人与被“抛”，大落与大起，可能也是他们自己绞尽脑汁，仍不免载沉载浮的悲剧所在。是的，冯前是相当可厌的，也十分可怜。因此，虽然作家在篇末的议论中透出了对于冯前这个“大风派”的不屑和对于这种人一旦时机成熟，是可能飞黄腾达的隐忧，我仍然觉得作品中写活了这一类人物的可怜——无论怎么紧跟也跟不上形势的可怜，还有到头来里外不是人的可怜、可悲！有不少风派人物能够在政治运动中左右逢源的，可也有的风派人物最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
　　新时期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中，暴露“文革”、反思“文革”的名篇佳作无数。这些作品已经在文坛上建起了一座庄严、壮观的“‘文革’博物馆”。但如何写出“文革”中人的复杂性？怎样写出“文革”的匪夷所思性？今天看来，依然有许多空间可供开拓。在这方面，《冯前》在塑造人物方面的洗练、节制，在叙述语言方面的不温不火，仍然是值得借鉴的。而对于孙犁老人而言，从早年的“荷花淀派”风格的清新、俊逸到晚年的《芸斋小说》的朴素、冷峻，那风格的巨变恐怕也不只是作家个人努力自我超越的结果吧。经过了“文革”的折腾，他对世事看得更透了，于是就自然放下了曾有过的诗情，而开始回眸无奇不有的纷繁世事，记录毫无诗意却五味俱全的人生了。由此可见，仅仅只将孙犁看做“荷花淀派”的代表是不完整的。
　　放眼当代文坛，从描绘诗意人生转向刻画严酷人生，竟然是不少作家在冥冥中不约而同遵循的路线——例如贾平凹从1978年的《满月儿》到1983年的《鬼城》，铁凝从1982年的《哦，香雪》到1986年的《麦秸垛》，还有张洁从1978年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到1981年的《沉重的翅膀》，王安忆从1980年的《雨，沙沙沙》到1983年的《墙基》，方方从1982年的《“大篷车”上》到1986年的《白梦》……这一现象，耐人寻味。如果不仅仅将这样的文学风格的转变看做是作家创作世界的拓展，而看做是无情的现实对作家们在冥冥中的某种驱使，也许更有可以研究的空间。常常在听到当年的过来人无限深情地回味1980年代的激情和诗意时，我会想到1985年前后“现代派”的大流行，“世纪末情绪”的大传播。是的，1980年代中期虚无主义和荒诞意识的迅速崛起是有现实的无奈为基础的。有了现实的种种无奈，才有了作家们在短短几年内文学风格的迅速变化。从这个角度看，写于1981年—1989年间的《芸斋小说》也是孙犁老人率先放下驾轻就熟的诗意，勇敢表达出自己在“文革”中冷眼看世事的痛苦体验的可贵收获。而这样一来，他也就成了新时期最先远离诗意的作家了。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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