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通往城市的路依然遥远

作者：林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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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晓声对农民的深邃洞察建立在他多年与农民相濡以沫的感情基础上，建立在他对农民坚韧精神的深深服膺、由衷赞叹上，他对农民的心灵抚慰明显大于理性评判。“我对陈奂生们的感情，决不是什么同情，而是一种敬仰，一种感激。这倒并非受过他们特殊的恩惠，也不是出于过分的钟情，而是我确确实实认识到，我能够正常地度过那么艰难困苦的二十多年岁月，主要是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力量。正是他们在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和积极性成了我的精神支柱。”高晓声说的“二十多年”是指他被下放时与农民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那段峥嵘岁月。
　　高晓声大力表现农民经受的艰苦磨难、探究农民的悲苦心境，实际上也是作家精神自问在艺术创作中的诗性外化。他说：“我无须去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我知道我自己想的同他们不会两样，二十多年来我从未有意识去体验他们的生活，倒是无意识地使他们的生活变成了我的生活。我不在上，不在下，不在旁，而是在其中，这也许是我写起来比较自由的原因。因为我并不单是在写他们，为他们说话，也是在写自己，为自己说话。我写的那些小说，如《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既是客观的反映，也都有我自己的影子……所以我说：‘我写他们，是写我心。’”理解这些我们才能理解何以陈奂生身上会有一种与作家酷似的随遇而安的庄禅文化思想，何以陈奂生受到伤害时作家会有一种物伤其类的忧戚。
　　读者看到的人物，是可以随意同他交谈的人物，是很轻易就能从人群中认出的人物。陈奂生是一个暂时从乡村语境中脱开，偶尔眺望城市，纵使间或身在城市也不能改变他的乡村身份的人物，城市还不是他的故乡，身在他乡的人常常一无所有，一切欢悦都带有某种临时性的表征。表面看回到家乡的陈奂生似乎从城里带回了神气，其实带回的是更大的悲怆，他的神气是以乡邻整体的不神气做代价的，他们的世界比之城市实在太过逼仄了。
　　一旦作品中的人物遇到人生皱褶，作家便会以一只温暖的文字的手，以一种一奶同胞特有的原谅来一一抚平。他深知人们走向现代性的艰难，社会改革的重点其实是摒除“弱势”心理，太多的人常常缺少尊严感，所以也就很少懂得有所捍卫，有时难免会被命运推来搡去。作家身在不断行进的时代中观察，他的反应是真切的、及时的。《陈奂生上城》是改革小说，更是反思小说，它没有单纯地向政策示好，没有一般改革小说习见的激动，而多的是作家创作的自律、自审与艺术心态的澹定、自在。高晓声感人的、独创性的劳动，使得这一历久弥香、令人百读不厌的小说完全冲破了历史、社会、时空的阻隔而直指人心，每次掩卷都会使人顿觉余音绕梁，不绝如缕；都会使人感慨良多，陷入沉思。
　　作者系黑龙江省绥化学院副教授，燕山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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