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身份认同与自我的重构

作者：张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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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由于黄治先对现实生活的失望，对“自我”的怀疑，使他在返乡之旅中发生了严重的身份转移。当他踏上去山寨的路时，另一个潜在的“自我”被逐步激活。“一个人只有在其他自我之中才是自我。在不参照他周围的那些人的情况下，自我是无法得到描述的。”“我通过我从何处说话，根据家谱、社会空间、社会地位和功能的地势、我所爱的与我关系密切的人，关键地还有在其中我最重要的规定关系得以出现的道德和精神方向感，来定义我是谁。”④因此，尤其当山寨的人们以“马眼镜”视之时，那个先在的本处于潜伏状态的“自我”借马眼镜这一形象得以复活。
　　“黄治先”于是不仅成为山寨人眼中的“马眼镜”，而且他自己也对“马眼镜”产生了强烈的自我认同。关于马眼镜这一形象，我们从小说叙事中可以看出，他过去与黄治先有着相似的经历，只是他过早地离世了。在这土地上，他与人们建立了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亲密无间的融合于这一文化场域之中。而且他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帮助人们，甚至还杀过一个恶人，深受这里人们的爱戴。这一形象虽然不是黄治先，但它唤起了黄治先自我重构的冲动。《归去来》最有贡献的地方就是对这一自我重构过程的描述。小说叙事主要是通过对话和心理活动展开的，正是在充满乡土色彩的语言交流和越来越近的心理交流中，黄治先成了马眼镜。正如泰勒强调的：“我对我的同一性的发现，并不意味着是我独自做出的，而是我通过与他人的、部分公开、部分隐藏在心的对话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内在生成同一性之理想的发展，赋予了认同一种新的和关键性的重要性。我自己的同一性根本上依赖于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⑤在语言/对话与自我重构的同步进行中，黄治先一方面找到了归属感，对那种“强大的我”产生了强烈的身份认同，而另一方面又重新确立着自我的本质。这一本质从小的方面说，是对于一种充满传统文化底蕴的正义感与和谐美好的人性，从大的方面说，则可以视为对于人类本质的向往，那就是爱与美与创造性的人生形式。自我重构的价值与可能性被通过艺术形象被充分地打开。想象中的“马眼镜”也许才是更加真实的“自我”，这时，那个庸庸碌碌的“黄治先”则更像是假的“自我”，因此“我”有了如此“异样的感觉”：穿鞋之前，我望着这个蓝色的我，“好像这身体很陌生，很怪”。《归去来》由此也获得了深厚的文化意蕴与人类学内涵。
　　然而，重构自我的道路却不是那么平坦的，“重新确认自己的认同，这不只是把握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获得生存理由和生存意义的一种方式。”“新的信仰和自我认同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作为实践条件，因此，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他社会实践的过程。”⑥也就是说，身份认同需要“自我”与整个社会环境之间产生一种良性的互动，才能顺利完成，而当时的社会文化现实并没有提供这样的充分条件。小说的叙述者“我”作为最为现实性的人物形象，最终深切地感受到了在两个“自我”之间转换的艰难甚至分裂感和尴尬，小说结尾处的“我累了”“妈妈”等感叹道出了其身份认同的困难和自我重构的焦虑。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欣喜地发现，当“我”打电话想问问牌桌上的事情的时候，“出口却成了打听自学成才考试的事”，这就意味着，认同之路尽管充满艰难和痛苦，但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自我”正在生成。所谓三个人物形象，黄治先，马眼镜，“我”，其实就是三个“自我”，他们分别与“归”“去”“来”三个动作意象相对应——回归乡土的黄治先，已经逝去的马眼镜，失而复得并正在走向未来的“我”。由此，小说《归去来》成为一次文化重建的尝试，一场身份认同的冒险，一种自我重构的寓言。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②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
　　③何言宏、杨霞：《坚持与抵抗：韩少功》，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2页-第73页。
　　④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⑤泰勒：《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第55页。
　　⑥ 汪晖：《现代思想的悖论——〈汪晖自选集〉自序》，《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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