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新世纪乡村小说的当代性书写

作者：陈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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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阎连科对乡村政治情有独钟，是“因为我自己从小生活在乡村的最底层，对村干部有一种敬畏感，这可能使我对乡村的政治结构有一定了解而形成一种崇拜心理，它可能会成为我作品的‘村落文化’非常大的一部分。……有人类以来，与之相伴的就是权力的存在，这是文学一个永恒的话题，你从小对权力有一种崇拜，你就不可能不表现这一主题。”⑥童年记忆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成年后的思想内涵。阎连科的乡村小说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就是作者不动声色的冷峻叙述下所抒发的对底层的人性关怀，写出了贫困艰辛的生活重压下耙耧山民对权力的卑微渴望。刘根宝的经历之所以让人在辛酸的背后感觉到彻骨的悲凉，让人内心浸润着同情和悲悯，这是因为人们面对强大的官本位权力钳制的社会束手无策，徒添无奈。
　　乡土中国是一个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的国家，“中华文化始终受到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力量的控摄、支配，从而形成以‘求治’为目的的鲜明的政治型范式”。“由于长期专制统治的压抑和专制文化的熏陶，社会对于凌驾于自身之上的绝对君权，形成一种莫名的敬畏心理。”“对于专制君主的无限恐惧和绝对服从，是中国专制政治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⑦这种文化心理表现在日常生活上就是对权力的微薄渴望。村长借助公共权力随意支配他人，决定他人的命运，而广大村民对权力的争夺也只是想改变自己被奴役的地位。然而获得权力自然也是以他人的不自由，以他人的被奴役地位作为代价。乡村社会到处活动着政治人或类政治人的身影。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阎连科揭露了封闭落后的耙耧山区最缺乏的东西——现代性精神。新世纪的刘根宝们比五四时代的阿Q还要“虫豸”。时代进步了，而人的主体性却变得更为孱弱。
　　从《黑猪毛 白猪毛》中，我们不难看出阎连科的乡村小说在理性审视的同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流溢出对农民命运的真诚关注，深得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精髓，但是却又有些不忍。同时，他与同时代的河南作家李佩甫对农村政治的冷峻剖析（如《羊的门》）也不一样，他显得更伤悲、更欲哭无泪。阎连科的当代性是非常明显的，他的创作态度常常是矛盾的：有批判，有不忍；有痛恨，也有同情。显然，阎连科对乡村文明的现代化命运持有明确的批判态度，只是作者的理性有时难免会受到怜悯情绪的冲击，从而削弱了理性之光。而这些又使他的小说更多地具有了一言难尽的意味。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在站博士后，咸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张学昕,阎连科.现实、存在与现实主义[J].当代作家评论,2008,2.
　　②陈国和.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以贾平凹、阎连科和陈应松为个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③丁帆.论近期小说中乡土与都市的精神蜕变——以《黑猪毛 白猪毛》和《瓦田上空的麦田》为考察对象[J].文学评论,2003,（3）.
　　④转引自[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修订本）[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⑤阎连科,姚晓雷.写作是因为对生活的厌倦与恐惧[J].当代作家评论,2004,（2）.
　　⑥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作家与文学博士对话录[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⑥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第2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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