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始知天籁本天然

作者：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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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生活的东北地区，人们信奉萨满教。他们认为万物皆有灵性，自然是崇高而不可亵渎的。“我生长在大兴安岭，受鄂伦春人‘万物有灵’论的影响，我把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看作是生命的伙伴”（李树泉，迟子建：《在厚厚的泥巴后面——作家迟子建访谈》，出自中国作家网）。文本中的树林、晨霜、白雪、月亮、篝火……当然还有“泪鱼”和那个美丽的传说，这一切都散发着生命的气息，流溢着诗意凄美的神秘色彩。而“逝川”本身就是一个流逝与消亡的象征。“泪鱼岁岁年年畅游整条逝川，而人却只能守着逝川的一段，守住的就活下去、老下去，守不住的就成为它岸边的坟冢，听它的水声，依然望着它。”生命易逝，时光永恒。吉喜从一个“发髻高绾,明眸皓齿”、“丰腴挺拔有着高高鼻梁和鲜艳嘴唇的姑娘”，变成一个“牙齿可怕地脱落”、“头发稀疏而且斑白”的“驼背的老渔妇”，生命由鲜艳到枯萎，在时间的长河中也不过就是一瞬。那曾带给她短暂幸福的“沸水将壶盖顶得噗噗的声响”，不时在老吉喜的耳边响起，让我们看到孤独的生命对消逝的爱情的永远难以释怀，小说因而萦绕着无法消失的苍凉与辛酸。
　　苍凉是颇具现代意味的审美形态，20世纪中国文学中很多作家都在作品中书写了悲凉的人生。鲁迅作为“肩住黑暗的闸门”的先觉者，用“旷野的呐喊”呈现了“五四”时期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寂寞和孤独；萧红《呼兰河传》中反复在说一句话——“我的家是荒凉的”,她用成年人的眼光消解了童年回忆中的温暖；张爱玲作品的主要基调就是苍凉。这种苍凉几乎笼罩着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一切人生的意义都指向虚无；汪曾祺主要采用回忆的视角，用过去与现在做对比，表现出一种挽歌情绪……相比较这些作家而言，迟子建的悲凉自有其特别的品格。
　　迟子建说:“我的很多作品意象是苍凉的，情调是忧伤的。在这种苍凉和忧伤之中，温情应该是寒夜尽头的几缕晨曦，应该是让人欣喜的。”（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文艺评论》2001年第3期）迟子建的苍凉是伴随着温情的苍凉，它没有鲁迅思想的深刻，也不同于张爱玲的悲观虚无，她相信温暖常在，希望常在！《逝川》的结尾，作家给老吉喜的木桶中放进十几条美丽的蓝色泪鱼，这不仅仅是一点点同情和善意，她是力求从平凡世俗的生活中挖掘情趣和诗意，表现一种极致的平静和幸福。人生绝不只是苦难。尼采说过，生命如同一条毯子，苦难之线和幸福之线在上面紧密交织，抽出其中一根就会破坏了整条毯子，整个生命。迟子建小说的独特魅力，正在于“她不仅为人们构筑了一个世俗世界，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还同时构筑了一个心灵世界，这个心灵世界充满巨大的向善的力量，将我们从世俗中提升起来，达到一个精神的境界”（张红萍：《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所以苏童说“一支温度适宜的气温表常年挂在迟子建的心中”，迟子建也承认“这种温暖是值得人为之动容的”。
　　当下的作家能写出官场的黑暗，道德的沦丧，也能写出乡民的苦难，欲望的放纵，却常常忘了这种值得珍重的人性，忘了“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在苦难叙事成了主流的时代，迟子建对苦难有这样一种超然的理解，更显出作家的宽广和坚韧。荷尔德林说：“人类充满劳绩，仍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正因为人类充满劳绩，我们才更需要诗意地栖居！文学的精神，小说的精神不就是在过于现实现世的生活中，为人们打开一方瑰丽的天窗，使人们的灵魂在文学的世界里得到抚慰并获得超越吗？迟子建小说中诗性的外壳和人性的光辉正是对这句名言最好的注解！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咸宁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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