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后现代视角的中国择校问题研究
作者:冯婉桢
事实上,在择校问题上的众多“将来”也都只是人们的假设而已。好学校的学生就一定学习好吗?学习好就一定能上大学吗?上了大学就一定有好工作吗?当这些问题摆出来的时候,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而择校的家长恰恰将这些假设当作了确定性的事实。重点学校每年总的升学率确实高于普通学校,但是学校考上大学的学生比例并不等于个体学生升学的概率;个体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仍然是个体升学与否的关键因素。从一般意义上而言,重点学校里优秀教师的比例更高一些,优秀教师也会给学生的学习带来更多的帮助,但是个体教师与个体学生之间的互动性质并不必然与此对应;个体之间的适合性对学生的学习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多家长择校也是冲着重点学校较好的硬件设施去的,但硬件设施作为工具和环境,其作用大小要视使用者的情况而言。
沉浸在这种将来式假设中的家长和学生必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将来是不确定的,把不确定当作确定对待,家长和学生心中难免会有“不踏实感”。甚至在 “将来”真正的事实面前,家长和学生还会产生心理落差。已经有新闻报道,家长百般努力将子女送进重点学校后,收获的却是子女学习成绩的下滑和性格的消极转变。
中国的择校正是后现代所批判的现代思维和文化心理下的产物。众多的家长遵守着教育中的科层制度,按照市场逻辑计算投资与收益,把孩子送到重点学校以应对未来。这一串的思维都是将社会视为静态的封闭系统的结果。家长不曾考虑社会需要的人才类型是多样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孩子的未来更不可能用现在的社会标准去准确测量。
三、 后现代视角下择校问题的消解
与以上的思维相对应,后现代主张将社会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开放系统的本质为转变性,变化而非稳定是它们的实质。它们是运动的,而非静止的,通常是由有机的而非物理的模式来代表。成长而非停滞是它们界定性的特点;方向性而非中心性是它们的焦点。开放系统本质上需要挑战、干扰与分裂,这是转变过程的必备条件。缺少它们过程便无法运作。因此,从后现代视角来看,我们不能对中国择校的发展趋势进行准确的预测,否则就违背了后现代的精神。但在当前已经出现的关于择校的一些社会新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后现代的萌芽。
首先,政府不断地出台文件来抑制择校的发展,而不从根本上硬性地取缔择校,这在客观结果上将择校置于了不断平衡化的进程上。事实上,学校之间的差别只能减小,而不可能完全消除。当资源过度集中的时候,需要政府以适当的手段介入,以外力的形式刺激学校系统朝向资源分散的方向发展;当整个学校系统发展相对平稳的时候,留给学校之间相应的竞争空间就是必要的。在政府——学校——社会这样的一个互相联系的系统中,政府间断性地刺激学校之间的均衡和发展,发挥了系统转化过程的指导作用,并维持了过程的形成性。
其次,部分家庭选择退出择校,普通学校有望发展。一些家长在择校之后,看到学生在学校的不适应之后,认清了自己的不确定假设,及时调整策略,将学生转入普通学校。另外一些家长,从一开始就考虑到择校本身对儿童教育的消极影响,选择去教育行政部门分配的普通学校就读,以真正发挥教育的本体价值。当然也有一些家长因为自身经济条件所限,不得不将子女送入普通学校就读。但无论如何,这些家庭摆脱了市场逻辑的支配,学生受教育的过程会得到他们更多的关注。同时,这部分学生到普通学校就读,又反过来保证了普通学校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
第三,一些重点学校自身内部也进行了分化,从而削弱了重点学校的中心地位。一些重点学校在学校和课堂无法容纳更多学生的情况下,选择办分校;而另一些重点学校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直接限制原公办学校的规模,转移资源到民办公助的新学校。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原有的重点学校在不断地分化,从一个中心变为多个中心,其中心地位也随之不断削弱。
第四,家庭学校的出现打破了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二分的格局。一些文化层次较高或者经济实力较强的家庭,超越社会普遍价值的约束,依照自己的教育理想,在小范围内(多是在家庭内部)对自己的子女实施有特色的教育形式,被称之为家庭学校。它们多坚持对教育本体价值的追求,摆脱了教育功利性的束缚。这类学校从产生至今,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数量越来越多,涉及面也越来越广。可以说,它们的出现带来了教育的多元化。
这些相互交织的现象都在表明,今日主导教育领域的线性的、序列性的、易于量化的秩序系统侧重于清晰的起点和明确的终点将让位于更复杂的、多元的、不可预测的系统和网络。这一复杂的网络,像生活本身一样,永远处于转化和过程之中。处于过程之中的网络是一种转变性的网络,不断地发生变化超越稳定性以激发内在于不稳定性之中的创造性潜能。其中,多元价值观正在逐步出现,教育的本体价值,也即“现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校系统也在不断地趋于平衡化,择校问题本身正在消解,而不是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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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付一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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