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抗日义勇军在战壕中作战

蒋介石以他所居的高位，似乎不可能不明白，对于外国霸权的退让，是不可能有个止境的。但他急于铲除国内的异己，还是止不住在对日本妥协的路上滑下去。中国的局势，由于他无心攘外而专注于“安内”，变得越来越危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黑暗。 　　冯玉祥离开张家口以后，方振武和吉鸿昌把部队集结在张北一带，继续坚持抗日。蒋军和日军同时打击这支抗日部队，好像是不谋而合，又似乎是合谋而为，迫使这两位抗日将领离开部队，前往天津。 　　蒋介石还纠集一百万兵力，对号召全民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有五十万兵力用于围攻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日本根本不和蒋介石讲情面，把华北的形势弄得紧张万分。连日本人内部也在争先恐后，日本海军积极策动华北的分离，而日本陆军则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 　　内蒙古也处在日军威胁之下，日本驻承德的特务头子松室孝良，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大会，策划建立“蒙古国”。 　　蒋介石容得下日本的挑衅和侵略，却容不得不大听话的抗日将领活在世上。吉鸿昌在天津遭到国民党特务陈恭澍暗杀，受伤被捕，半个月后在北平就义。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 　　天理自在人心。抗日同盟军被扼杀，第十九路军为之愤慨，他们联合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李济深、陈明枢、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树起“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旗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他们声明集体退出国民党，还释放了监禁的共产党员。新政府同中央红军订立停战协定，力图争取全国各阶层人士的支持。 　　不用说，蒋介石对待国内的反对派态度非常强硬。1934年元旦，他调动五个军十二个师共约十五万人，分三路向福建进攻。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军舰，也应邀配合国民党海军封锁福建沿海。蒋介石舍得花钱排除异己，第十九路军的一些将领被他收买。福州、厦门、泉州和漳州等城市相继被蒋军攻占。李济深和蒋光鼐等人逃往香港。 　　蒋介石是根本顾不上东北的国土和同胞了。在那里，日军为了扑灭抗日战火，带领伪军在东边道、辽东和辽南向三角地带实行大讨伐。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 　　在察哈尔，半年多时间里，发生了两次张北事件和两次察东事件。蒋介石的态度是牺牲主权，息事宁人，使日本人觉得可以得寸进尺，然后再牺牲主权，求得暂时的和平，如此陷入恶性的循环。 　　张北事件，第一次发生在1934年10月27日。当时，宋哲元军对张家口和张北防卫较严。这一天，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一行八人，来到张北城南门，声称去内蒙古旅行，要出发前往多伦。他们没有报告中国有关方面，就想穿门而过。南门的卫兵和保安队要求他们出示证件，盘查了四十分钟后，将他们放行。 　　两天后，日本驻张家口代理领事向驻军赵登禹师提出抗议。接着，日本驻北平的武官又向宋哲元强烈抗议。宋哲元命令赵登禹向日军道歉，又将当事的连长免职，日军才暂时罢休。 　　第二次发生在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派出四名军人，又以旅行的名义，要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这一天，他们乘卡车从多伦到张家口，经过张北城南门，由于没有护照，被卫兵暂时扣留。宋哲元接到报告后，担心触怒日本人，下令放行。 　　日本方面诬称日方人员在张北受到“非法监禁”，要求中方道歉，处罚责任者，还要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日本的特务机关长威胁说：“五天之内得不到答复，我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察东事件，第一次起始于1935年1月18日。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无中生有的声明，胡说驻守热河与察哈尔边区的中国军队有碍行政，他们曾经要求宋哲元限时撤离这支部队，但中国军队没有履行，所以决定要用武力驱逐。第二天，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武官向宋哲元提出警告，要求驻守独石口到沽源一带的中国军队迅速撤出。 　　宋哲元根据何应钦的指示，表示愿意让步，取得和解。但是，两天后，一千多名日军步炮兵和两千多名伪军向长梁、乌泥河与独石口一带发起进攻，日军飞机连日轰炸独石口和东栅子等地。 　　2月2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大滩达成协议。日军又赢了一局，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 　　第二次起始于6月11日。这一天，热河的日伪军在察东发动新的军事进攻，热河伪军进攻东栅子。第二天，伪满国境警察队进犯小厂。在这些地点，宋哲元军的部队都进行了抵抗。日方硬说是他们的人无端遭到宋哲元部队的射击。 　　对于张北和察东的四次事件，何应钦惟恐事态扩大，一味妥协。国民政府下令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副手秦德纯代理。关东军又调兵四千多人在长城一线的古北口和南天门等处实弹演习，加以威胁。国民政府再度妥协，授权秦德纯与土肥原谈判，签署了一个《秦德纯土肥原协定》，让日军实际控制了察哈尔省北部地区。 　　在河北，大约在同一时期，日军主要制造了两次阴谋事件。 　　自幼习武的河北隆县人孙永勤，在家乡组建了一支民众军，武装打击日伪势力。1934年2月，民众军开始接受中共冀东特委的领导，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任军长，队伍发展到五千人。救国军打退了日伪军的多次“围剿”，在一年多时间内，拔除日伪据点，消灭日伪兵力，战绩卓著。 　　1935年5月，救国军在茅山地区被五千多名日军包围，还有国民党军队协同“会剿”。身 患重病的孙永勤指挥部队抵抗，中弹牺牲，部队突围，撤到长城外。日军借口救国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中国地方政府庇护，对中国政府施压。这就是孙永勤事件。 　　同一年5月2日，在天津主编亲日报纸的汉奸胡恩溥和白逾桓，接连被人暗杀。有人在夜间潜入胡恩溥在日本租界的住所，向他连射几枪，然后逃走。日本巡捕闻声赶到，没有抓到凶手，将胡恩溥送到医院，没能将他救活。第二天凌晨4点，有人潜入白逾桓在日本租界的住宅，向他连射三枪，日本警察赶到现场时，白逾桓已经死亡。于是，胡恩溥的《国权报》和白逾桓的《振报》立即停刊。两名汉奸接连在戒备森严的日本租界被杀，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是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大佐操纵的。 　　这两个事件，成为日本提出无理要求压迫中国政府的筹码。结果是，国民政府一再退让，何应钦出面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日本借此大捞了一把，攫取了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 　　日本没有止步。他们炮制“华北自治运动”，制造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自治事件”，践踏和侵吞中国华北地区的主权。 　　土肥原为著名汉奸白坚武撑腰，在1935年支持他拼凑起一支“华北正义自治军”，让他任总司令，日本浪人当顾问。这支汉奸武装打算在北平暴动，组建“自治政府”，成立“华北国”。 　　白坚武收买了北平铁甲车大队的两名中队长。他还派人收买副大队长邹立敬，后者不愿当汉奸，向大队长曹耀章密报。曹耀章又密报何应钦。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了策划铁甲车大队叛乱的汉奸李瑞清。 　　白坚武和石友三等人见事情败露，决定提前发动叛乱。6月27日夜里，白坚武率领六十多名包括部分日本人在内的匪徒，从天津乘快车在丰台站下车，引起了乘警的注意。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得到报告，立即下令全城紧急戒严，派部队用麻袋盛土封堵永定门缺口，加强东交民巷的警戒。 　　在丰台下车的日本浪人，会同铁甲车大队叛变的第六中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北平永定门口，发现缺口已被堵住，车队无法前进。日本浪人命令铁甲车向西长安街北平军分会所在地开炮，企图用爆炸声通知城内的便衣队开始动手。但是，炮弹被士兵卸去了引信，都没有爆炸。便衣队被军警包围在东交民巷，无法行动。 　　天快亮了，城外的叛军不敢拖延，退回黄村。叛变的铁甲车中队长段春泽见大势已去，领着三百多人逃往香河县。县长赵钟璞已经接到王树常的命令，设计抓捕了段春泽等三名叛军头目，乌合之众立即四散。三名叛军头目被押解到北平，经审讯后枪决。同时落网的日本顾问和几名浪人，被日本领事馆引渡回天津。在天津坐镇指挥的白坚武等人，则在日军保护之下，从塘沽乘轮船逃往东北。 　　丰台事件刚过，香河又有汉奸叛乱。 　　香河县政府在8月13日颁发布告，要增加土地附税。布告贴出，民怨沸腾。当了汉奸的大地主武宜亭和安厚斋，乘机鼓动抗税。 　　日本驻天津的特务机关，巴不得武宜亭带头闹事。他们认为，香河县地处北平和天津之间，又与“非武装区”相连，在这里策动“自治”，对日军大为有利。 　　10月上旬，日本特务在北平对武宜亭和安厚斋面授机宜。这两个人回到香河，派人到各村串联煽动。20日早晨，约两千多名被鼓动起来的民众聚集到县城门口，武宜亭到场指挥。两名日本浪人带领部分胁从者，撞开城门，涌入城内，县里的警察鸣枪弹压，将城门关闭，民众大部分散去。 　　第二天，河北省主席商震调了一个保安中队到香河。日本使馆借口有日本人参加闹事，也从北平派出二十多名宪兵，开赴香河，蓄意扩大事态。下午，日本宪兵的汽车穿城而过，武宜亭等人的暴乱队伍，随之蜂拥而进，占领县政府机关，接管县城四门的警戒。武宜亭很快拼凑了一个“县自治会”主持县政。 　　国民政府命令商震“妥为处置”。商震派刘耀东到香河任代县长，武宜亭设了个鸿门宴。酒宴上，日本“代表”西村向刘耀东索取省政府的委任状来看，接到手里看也不看，就将委任状撕毁。刘耀东抗议，武宜亭的人一拥而上，打得他大呼救命。刘耀东的三名随从拔枪登楼，武宜亭一伙同时开枪，随从一死两伤，后来有一名在医院死去。刘耀东被扣押监禁。随后，武宜亭率领手下挖掘战壕，准备凭武力顽抗。 　　几个月后，日本陆军部对国际舆论有所顾忌，认为事态扩大对日本好处不大，日军才放弃对武宜亭的支持。武宜亭这伙叛逆作鸟兽散，他本人逃进天津日本租界。中国的保安队开入香河城内，维持治安。一场由日本特务机关导演的“自治”闹剧，就此草草收场。 　　土肥原是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想拉拢宋哲元，没有得手，便向冀东伸出黑手。冀东包括唐山、秦皇岛等重要城市和二十二个县城。土肥原企图利用汉奸殷汝耕在这里树立一个“自治”典范，打开一个缺口，实现分离华北的目的。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这次成功，“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 　　殷汝耕是国民政府的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手里掌握着冀东的大权。11月23日，他和土 肥原在天津密谋一番，当晚就召集停战区各保安队总队长打招呼。第二天，他返回通县，连夜发表“自治宣言”，第三天便在通县宣布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殷汝耕的步子迈得这么快，连土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都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国民政府为了防止事态扩展，通缉殷汝耕，撤销滦榆和蓟密两个区的督察专员公署。但是，冀东处在“非武装区”，殷汝耕有日军庇护，南京政府对他鞭长莫及。殷汝耕有恃无恐，又将伪自治委员会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他的副手池宗墨，在第二年访问伪满洲国，吹捧伪满是“王道乐土”。伪满官员又回访冀东，互相安抚。日本的这个傀儡政府，成了日本分离华北的得力工具。 　　日本推行“华北自治”，毕竟触动了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利益。蒋介石开始用较为强硬的态度同日方谈判，不允许宋哲元等地方将领和日本交涉。宋哲元尽管不喜欢蒋介石，也不甘心做日本的傀儡。但他迫于日方的压力，还幻想着借日本人的力量来保住他在华北的地位，并没有断然拒绝日本的拉拢。 　　所以，蒋介石还得做宋哲元的工作。12月4日早晨，何应钦在北平与宋哲元举行会谈，讨论解决华北时局的办法，宋哲元表示愿意听何应钦的。但是日军马上警告他：不要背离日方走得太远。宋哲元在第三天早晨突然宣布到西山“休息”，留下秦德纯和萧振瀛与何应钦周旋。当天，十五架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低空盘旋，撒下殷汝耕要求宋哲元响应“自治”的公开信。 　　情况到了这个地步，何应钦和秦德纯、萧振瀛商定，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12月6日，萧振瀛跑到天津，向土肥原和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通报这个方案，征得了日本的同意。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文告，表明“美国对于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 　　国民政府没有顾忌美国的态度，第二天再次对日本妥协，批准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一个在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它的委员们，相当一部分是亲日分子和汉奸。它下设经济、外交、交通等“特种委员会”，由亲日分子把持，并有日本人当顾问。它在行政上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关系，在经济上截留所有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收入，还满足日本对华北各种资源的需求。 　　日本大特务盛岛角芳在内蒙古加紧活动，1934年夏天向要求“高度自治”的德王许诺：日本将送给他两千支步枪。几个月后，土肥原也出马来拉拢德王，密切了日本和他的关系。 　　德王得到伪满察东警备司令李守信和关东军特务植田的帮助，1935年1月从内蒙东部招兵买马，建立了一个团的武装，德王的心腹宝贵廷任团长，暂时在李守信那里秘密训练。关东军派出特务机关，在苏尼特右旗设立电台。从此，德王与日本的勾结，有了正式的固定的渠道。 　　不久，关东军派人通知德王：“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合作。”关东军给德王赠送了一架飞机。日本“满铁”总裁也给德王送来电影和照相器材。8月，板垣征四郎一行飞往内蒙，与德王密谋建立“蒙古国”。12月，德王应关东军邀请，到达长春，与司令官南次郎等人会谈，商定先在内蒙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关东军送给德王五十万元日币和五千支步枪。德王从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确定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 　　同一个月，李守信的伪满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哈尔东部八个县，控制了八个旗，德王随即在察东成立“察哈尔盟公署”。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自己的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5月12日，德王任总裁的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成立，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德王正式投靠了日本，当了傀儡和蒙奸。 　　日本用刺刀在中国扶植起三个傀儡政权，溥仪、殷汝耕和德王被日本主子拴在一起，充当日本侵华的走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