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了南京城。占领军官兵们在坍塌的南京城墙上狂叫，日本国内也是一片欢呼声。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这是古人对于古都金陵物是人非发出的慨 叹。但是，自从南京陷于日军之手，任何诗人对这座城市的感慨，都叹不尽南京市民的痛苦和悲惨。野蛮的日军无恶不作，顷刻间就把中国的首都，变成了人间地狱。 　　日军攻进南京后，松井石根和谷寿夫宣布“解除军纪三天”。于是，日军丧心病狂的大屠杀开始了。 　　南京一个外国侨民，在日军攻占南京时的十二天里，每天记下了所见所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派驻中国的记者田伯烈做了报道。 　　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 　　今天，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一片焦土，到处是毁坏的痕迹。南京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要是看到兽性勃发或狂醉的日本兵从强奸女人的地方走出来，就知道情况很危险。我们看到日军劫掠最可怜的穷人，连一个铜板和一件棉袄都不准保留，连人力车夫的车子也无法幸免；我们看到日军从难民区里拖出成百成千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把他们杀死，或当作练习刺杀的对象；我们看到大批妇女惊恐万状，悲伤哭泣……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人间地狱。 　　12月14日，星期二 　　日军潮水一般涌入城内。恐怖时代随之开始，而且恐怖的程度日益加剧。 　　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和秘书史密斯，曾造访日军司令部，请求阻止令人难再容忍的骚扰行动。这次造访终归是徒劳。 　　晚上，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一千三百个难民全部拖走，用绳子捆着，押向刑场，却听不到一声呜咽。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心里痛苦极了。 　　12月16日，星期四 　　早晨，我们开始听到强奸妇女的事情。据我们所知，有一百个妇女被日军劫去，其中七个是从金陵大学图书馆劫走的，在家里被强奸的妇女更是不知其数。 　　12月17日，星期五 　　劫掠、屠杀和奸淫有增无减。昨日白天和夜间，日本兵强奸了一千名妇女。一个兽兵在强奸时，婴儿在旁哭声不断，兽兵便把他活活掐死。医院里挤满了受难者。 　　12月18日，星期六 　　早餐时，李格斯说，住在他家里的两个女人，昨晚被强奸了。威尔逊报告，一个五岁的女孩子被送进医院，她被日本兵刺了五刀；一个男人身上有十八处刺刀的伤痕。下午，有四五百个恐怖过度的妇女，涌入我们的办公处要求保护。 　　12月19日，星期日 　　日本兵放火，燃烧甚烈，据说有几处也要烧。一天内日本兵闯入一些外国侨民的住宅，达十次之多，搜劫住宅内的难民，强奸妇女。难民区中有七个清洁工，日本兵杀死其中六人，一人负伤逃出。街道上有很多尸体，全是死去的平民。 　　12月20日，星期一 　　暴行在继续进行。全城大火蔓延。下午我同史密斯乘车外出，重要的城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走，看见日本兵在店内纵火，他们忙着把货物装进军用卡车。夜间，我从窗口眺望，十四个地方冒出火舌，向天空飞腾。 　　12月21日，星期二 　　我们14日访问日本使馆的田中参赞，面交二十二名外侨署名的抗议书，要求终止纵火骚扰的不幸事件。雷伯住宅的对面已经起火。他的花园里还住着四百多个难民，吃的问题更加严重了。 　　12月22日，星期三 　　我同史波林走向办公楼附近的一个池塘，看见五十具平民的尸体，手被反绑着，其中一人被削去了半个脑袋，他们大概是牺牲于军刀之下吧。黄昏，我同李格斯步行回家，日本兵强奸了李格斯住宅内一位五十四岁的老妇人。 　　下关电灯厂姓吴的工程师向我们讲起了一件事情：该厂共有五十四个职工，工作很负责，直到南京失陷的最后一天才停止工作，避入英商和记银行。日军借口该厂属于国营（实际是民营），便把其中四十三名职工拖出去枪决。 　　12月23日，星期四 　　农村师资培训学校收容所里的难民，又有七十个人被拖出去枪杀。日本兵可以随意乱抓中国平民。任何人，只要手上有硬茧，就可作为当兵的证据，他就必死无疑。 　　中午，从外面送来一个人，头部被烧焦，眼睛和耳朵被割去，鼻子只剩下一半，惨不忍睹。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他在几小时后死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日军把几百人绑在一起，浇上汽油，点火焚烧，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在鼓楼对面，看见另一个死人的头部和臀部也有同样的烧伤，这种兽行令人难以置信！ 　　12月24日，星期五 　　七个日本兵盘踞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他们强奸妇女。在我们办公楼的附近，三个日本兵强奸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街上仍然有很多人被刺伤。 　　12月27日，星期一 　　今天进入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三个星期了。日军仍然毫无纪律，骚扰和暴行事件日益增多，不知还有多少罪行不属于我们的所见所闻。 　　纵火还在继续。今天城南有两所基督教教会学校被焚毁，德国商人的起士林糖果店也起火燃烧。…… 　　这位外国侨民在日记中的记载，尽管只是他在局部所见所闻的一些情景，却很有代表性地揭示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从他的见闻中，读者可以看出，日军对中国的战俘和平民中的男性加以滥杀，而对中国的女性则是先奸后杀。 　　一份出自红十字会的调查报告，记载的情况和上面日记中的描述如出一辙。 　　山西路一所住宅内，日本兵在强奸一位妇女，丈夫在一旁哀求他们放过妻子，结果夫妇都被刺死。 　　隆冬时节，一个日本兵发现雪地上有被强奸致死的裸妇尸体，便抓来一个市民，强迫他与尸体交合，市民抗拒，立刻惨遭杀害，日本兵还朝裸妇尸体下部连戳几刀。 　　有一户人家，屋里住着姑嫂三人——一位少妇和两位少女。几个日本兵闯进来，机警的少妇连忙躲藏到屋内的草堆里。两少女来不及躲避，惨遭日本兵蹂躏。少妇听见大一点的姑娘喊了一声“嫂嫂”，便不再吭声。小姑娘大哭大闹一阵，也没了声息，只听到兽兵们发泄的狂笑，少妇吓得浑身发抖。两小时后，兽兵离去，惊魂未定的少妇，壮起胆子，蹑手蹑脚，回到房里一看，只见小姑娘躺在桌底下，下身血淋淋的，胸口和肚皮被刀戳了两个窟窿，肚肠都流了出来。大姑娘赤身露体仰卧床上，浑身血污，下身还插着一把刺刀。这副场景给了少妇太大的刺激，她疯了。 　　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1982年出版的《侵略——中国随军记者的证言》一书中，记载了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其中有一段，谈到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摧残。 　　女人是最大受害者。年老的，年轻的，全部遭殃。日军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里，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十五到二十个士兵玩弄。士兵们在仓库周围选一块有阳光的地方，用树叶之类铺在地上，手里拿着有中队长盖章的纸条，脱下兜裆布等候着，轮流强奸。强奸完了，将女人统统杀掉，残忍至极。 　　一位外国的牧师，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也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烧杀奸淫。 　　赤手空拳的平民，遭到日军枪杀，已经超过一万名，其中不少是老弱妇孺。据德国同事统计，强奸案达到两万件，其实很可能不止这个数字。仅金陵大学一处，就有一百多件强奸案是我知道全部细节的，还有三百件得到了证据，这样的痛苦与恐怖，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仅仅在金陵大学这个地方，女孩小至十一岁，妇女老至五十三岁，都有被日本人强奸的。在其他难民群中，七十二岁和七十六岁的老太太也不免于难。在校场上，十七个日本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个妇女。事实上，这些强奸案有三分之一是在白天干的。 　　几乎城内每一建筑都屡遭搜劫，车辆、粮食、衣服、被褥、钱财、钟表、地毯、书画和各式珍玩等等，都是搜劫的目标。大多数商店，先是被无法无天地明抢暗窃，三五成群的士兵又在长官指挥之下，有系统地将它们洗劫干净，把赃物装上货车，然后放火把商店烧毁。 　　这里每天都有好几处火警，很多路段的房屋被他们烧毁。我们手头还藏有一些日本兵放火用的化学品导火线，纵火的全部过程从头到尾我们都亲眼目睹了。大多数难民所有的衣物被日军洗劫一空。 　　日军对南京妇女的先奸后杀，还有一些残忍的事例。 　　南京市民姚家隆，携带家眷在中华门斩龙桥避难，遇到日军，妻子被日本兵奸杀，八岁的幼儿和三岁的幼女在一旁哭泣，日本兵用刺刀将他们挑起，扔进火里，活活烧死。 　　中华门外，日本兵轮奸了一位少女，又强迫过路的僧侣和她交媾，僧侣拒绝，日本兵便割下僧侣的生殖器，导致僧侣死亡。 　　当时，南京的中国妇女人人自危，纷纷跑到外侨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安全区躲避。但是安全区内不安全，日军趁着黑夜，翻墙而入，搜索中国妇女，不分老幼，一律强奸。国际救济委员会在金陵女子大学设立了妇女收容所，约七千多名妇女在这里避难。但是，她们在这里也避免不了日军的强暴。日本兵挨户搜索妇女，大展淫威，还不满足，每天把大卡车开到收容所，劫走大批妇女。女人们无助的号哭之声，传到几里之外。从十二岁到七十岁的妇女，都成了日军奸淫的对象，稍有不从，便造惨杀。 　　难民区的有些妇女，为了避免受辱，只好女扮男装。但是，日军又把她们当作男人拉去做壮丁，真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有一次，日寇抓了一批女扮男装的中国人，用绳索捆绑，一个日本兵触到其中一个被捕者的胸部，觉得可疑，便解衣检查，发现都是女人，便将她们全部奸淫。事后，剥光她们的衣服，裸体钉在墙壁上，活活钉死。这些可怜的女人，有的两只乳房被削掉，有的下身被搅烂，有的被切开腹部，肚肠被挑出来，死状惨不忍睹。 　　在南京，孕妇也逃不过日军的毒手。一些孕妇被日本兵奸淫，事后用刺刀开膛破肚，将胎儿取出来蒸熟吃掉！ 　　世界舆论也有把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强奸事件”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战后在远东国际法庭上的发言证实了这种说法。 　　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除了任意屠杀我国同胞以外，便是随时随地强奸我国妇女，其次数之多，情状之惨，也是打破世界记录的。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支持了这种说法。 　　强奸事情很多。不管是被害人或者为了保护她的亲属，只要稍微有一点抗拒，经常 便遭到杀害……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淫虐狂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砍断。 　　在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例左右的强奸事件。 　　全城内无论是幼年的少女还是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 　　梅汝璈说，国际法庭接受了无数的关于这类强奸及奸后杀戮的证据。例如，一个姓丁的小姑娘竟惨遭十三名日本兵轮奸，她受不了这样的狂虐，厉声呼救，日本兵当即割去她的小腹，将她杀死。又如，日本兵在东岳庙轮奸年近古稀的老太太谢善真，事后将她剖腹，砍断四肢，一块块投入火中焚烧。这类先奸后杀的暴行，在日军攻陷南京以后的近两个月时间内，几乎每天都要发生几百件、上千件。 　　在南京，日军对中国男性的虐杀，也是耸人听闻的。上面引用过其著作的小俣行男，在他的书中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烧杀抢掠和对中国战俘的虐杀。 　　在南京，到处都可以抢劫和强奸。我们刚进城时，还有许多建筑物，第二天就开始纵火，将主要建筑物全部焚毁。士兵们冲进深宅大院，在屋里大肆翻搜，抢走值钱的物品，然后就放火烧房。……俘虏达到十万之众。刚进城的部队向军司令部请示：“这些俘虏怎么办？”回答是：“适当处置。” 　　所谓适当处置，就是执行枪决。日本兵把俘虏们押到长江岸边的下关，排队轮流砍头。砍完第一排，强迫第二排的俘虏把尸体抛进江水，然后排成一列，依次砍头。就这样，从早晨杀到晚上，一天不停，杀了两千人。 　　第二天杀累了，就抬出机关枪，用两挺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让俘虏面朝江岸排成一列，扣动重机枪的扳机，哒哒哒开火。俘虏们一齐逃往江里，却没有一个人能挣扎着跑到对岸，后来，军司令部下达命令：“俘虏不杀了，送到后方去修筑道路，或者干其他苦役。” 　　然而，被杀的俘虏已经不计其数。长江上漂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鲜血染红了江水，惨不忍睹啊！ 　　日军不但残杀俘虏，还杀害了无数平民百姓。路上躺满了百姓的尸体。日军究竟杀了多少人？没有公布数字，也无法统计。总之，一眼望去，满目死尸。留在市内而又没有住进难民区的百姓，都被日军一扫而光。 　　我乘坐救援部队的卡车向盐城进发，沿途所见，所有的村庄都被烧光了，空气中弥漫着火烧之后特有的焦臭。汽车驶近盐城时，看到一大片馒头状的土堆。……这些“土馒头”就是坟墓。新坟墓连成一片，成千上万。…… 　　盐城是个十万人口的县城，城内已被夷为平地，没有一幢建筑物幸免。城内连一粒米都没有了，附近的村庄也被焚烧一空。 　　《东京日日新闻》1937年12月27日号有一篇报道，典型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杀戮。记者以《紫金山下》为标题，报道了两名日本军官之间的一场杀人比赛。 　　谷寿夫师团是最先攻入南京的日军部队。这个师团有两名少尉，一个叫富冈明，一个叫野田岩。他们约定比赛，以一瓶白兰地为赌注，看谁能杀人满一百。他们从南京下关一直杀到夫子庙，富冈明杀了一百零五人，野田岩杀了一百零六人，后者赢了这场比赛。两人又打赌，看谁先杀满一百五十名中国人，杀人竞赛再度开始。他们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当头便是一刀，劈成两半。他们在砍杀人数分别达到一百五十的时候，便相约登上紫金山的高峰，面朝东方，遥拜日本天皇，报告杀人的数量，狂欢乱饮，还为他们的“宝刀”“庆功祝捷”。 　　日本历史学家色川大吉，写了一本《昭和五十年史话》，记载了在南京会战中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官兵的惨死。 　　（中国战俘被）集中到市内广场上，用电线捆绑成数行，押到江岸的围墙里。然后拉出一队人，把这些俘虏作拼刺刀的练习工具。日军把没死的俘虏浇上煤油，点着火，看他们在火中挣扎乱蹦，活活烧死。军官们用日本刀把俘虏劈成两半，互相竞赛。要杀害的人实在太多，日军就命令俘虏们自己挖一个大坑，叫他们排立在坑的边沿，当作靶子挨个射击，使他们掉入坑内。为了节省子弹，他们将一些俘虏用刺刀扎死，用土埋上。有一批俘虏，手和脚都被日军捆绑，头朝下，倒埋在土里。不计其数的俘虏，被砍了头抛进河里，或被机枪扫射倒在长江里。 　　许多中国军人，在南京城陷落前奉命集结在城内，不得随便行动。他们成为战俘以后，有的被捆紧手脚，推倒在地，日本兵开着军用卡车在身上往来飞驰，以致碾成连环肉饼，分不清哪是谁的肉身了！还有一些战俘被日军用马匹分尸，然后把碎尸拿去饲喂军犬。 　　大屠杀中，日军以杀人取乐，觉得单是砍头和枪毙还不过瘾。他们显露了人性中最丑陋最恐怖的一面，杀人自愉，还要花样翻新。有的日本兵先向难民身上淋浇汽油，然后用机枪扫射，枪弹打在被害者身上，汽油立即着火，施暴者看着他们的牺牲品挣扎翻滚、痛苦至极，便鼓掌狂笑。 　　有些日本兵，强令难民脱光衣服，破冰入水捕鱼，看着一个个难民在水中寒冷抖颤，便高兴得手舞足蹈。 　　在南京街头，日本兵把割下的难民人头挑在枪上，漫步街头，嬉笑取乐。 　　日军最毒辣的几种虐杀，可谓洗刷了酷刑的世界记录。有一种暴行叫“狗吃刑”， 日本兵将市民的下半身埋在地下，命令狼狗扑上去撕咬，受害者鲜血淋漓。另有一种“钓鲤鱼”的酷刑，用铁钩钩住受害者的舌头，把人吊起来。还有一种“烤全猪”，燃起一堆柴火，把铁床架在火上，将受害者捆牢在铁床上。 　　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说，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外，还对中国同胞，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用最残酷、最卑鄙的方法，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有一次，日军将已经放下武器的三千多名中国军警人员集体解送到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然后焚化尸体，负伤未死的便被活活烧死。又有一次，日军将华侨招待所里的五千多位男女难民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将他们双手反绑，排列成行，用机枪扫射，然后弃尸江中，让尸体随波逐流，企图杀人灭迹。这五千多人当中，只有白增荣和梁廷芳两人在中弹负伤后游水到达对岸，才幸免一死。后来，梁廷芳应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 　　在南京城外的幕府山，日军囚禁着从南京城内逃出来的五万七千多名中国战俘和难民，其中包括男女老幼。12月18日夜间，日军将他们全部用铅丝捆扎，驱赶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五万多人倒卧在血泊之中。没死的人在呻吟挣扎，日军便乱刀砍杀，不留一个活口。事后，给尸体浇上煤油，点火焚化，目的也是毁尸灭迹。五万多人当中，只有一个伍长德侥幸没被烧死，等到日军离去后，才从死人堆里钻出来。这位幸存者后来也应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他的证言令人惊心动魄，给听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南京大屠杀的高潮，自日军攻占南京后，昼夜不停，持续了六个星期之久。远东国际法庭认定，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和祸首。 　　日军在南京究竟屠杀了多少中国人，凌辱了多少中国妇女？国民党南京地方法院的调查报告说，日寇残杀南京同胞总数超过四十万人，其中青年学生占百分之六十，约二十万人；老弱与幼童约十万人；被害妇女达十多万人。又据平民控诉登记，已寻得尸体及获得证据的，也有三十多万人，仅掩埋的尸体就有十五万五千人。如果把无从寻觅尸体的死者也计算在内，那就超过了四十三万人。至于受日军凌辱的中国女性，至少达到两万名，受辱妇女愤恨羞愧、跳江自尽的不计其数。 　　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犯下的暴行中，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件。这次暴行的规模，在法西斯的所有暴行中，或许仅次于纳粹德军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是，南京大屠杀的残酷程度，决不亚于德军的大屠杀。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并非在毒气室内统一实施的，受害者也不是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内死去。它的受害者，在死前受尽了凌辱和创痛，它的实施者随时随地随意地进行屠杀，对被害者先加侮辱、虐待、抢劫、殴打、戏弄或强奸，才以死亡来结束他们杀人的游戏。因此，南京大屠杀的狂虐和残暴，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就连日本法西斯的德国盟友看到了日军在南京的丑恶表演，也向他的政府报告了一个结论：日军是“兽类的集团”。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侵华的日军是兽类，他们野蛮、残忍、到处发泄原始的本能，他们的狂热中还有无论人类或兽类都不具备的一种邪恶，这种反生命的邪恶具有冷酷的智能，它蔑视人的尊严，把所有的生灵当成儿戏，它玩弄自己的猎物，从猎物的恐惧和痛苦中享受乐趣，从猎物的死亡中求得自身的升腾。这种邪恶的人兽，只有一个词可以准确地描述他们，那就是人间的恶魔。他们闯入美丽的南京城，在善良的中国人和平居住的都市里，书写了“现代文明史最黑暗的一页”。 　　自古以来，日本民族是尚武的。也许，在狭小的生存空间里，人们求得有限的生存资料需要靠武力夺取。幕府将军们靠着等级森严的武士制度，维持着在弹丸之国的统治。1920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在日本国民中引起生存的恐慌。这个岛国的武士们，要到别国的领土上去强取豪夺，因为他们继承了对于穷兵黩武的迷信。 　　如果说世界上存在一种酝酿侵略的文化，那么日本的文化就值得爱好和平的人们做一番探讨。极具特色的日本民间传说中充斥着关于幕府将军、武士、浪人和隐者的传奇，其中有很多荒诞不经的内容。轻视和虐待妇女也是日本文化中一个特殊的遗产，包含着一些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变态性风俗。至于全世界议论最多却又拿不出合理解释的日本武士文化，更令人有理由相信，在种种文明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个支撑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它一度公开露面，表现出对法西斯主义铁血的情有独钟，一拍即合，制造出一批批张牙舞爪的魔兽。它在南京大屠杀中演示了一出残暴的作品，震惊了整个世界。如今世界和平的潮流使它不能见容于光天化日，但它并未灭亡。它在过去的所作所为，足以使所有善良的人类，包括日本人民，一代又一代保持高度的警惕，提防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复活。 　　板垣征四郎撤退时，连大衣和手杖都来不及带走。 　　“南京大屠杀”的第二天，日本在北平建立了以汉奸王可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十天后，日军相继占领了杭州和济南。1938年新年第十六天，近卫内阁发表声明，声称今后不以中国的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建立一个与日本合作的中国新政权。连希特勒主宰的德国也难以理解日本这种横蛮无理的态度。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对日本外交大臣广 田弘毅说：“我可以理解日本不能忍耐中国的拖延和令人不满的态度，但在全世界人的心目中，日本要对断绝谈判负责。” 　　日军专注于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三个月过去了，五个月又过去了，他们要连贯南北战场，打通津浦路，使华北日军和华东日军能够会师武汉，必须和集中在徐州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大战一场。 　　卧躺在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徐州，地据山东、河南、安徽和江苏四省的要冲，是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的枢纽。徐州的安危，直接关系到抗战的大局。南京政府决心全力防守。 　　日军针对徐州集中了八个师团、五个旅团约二十四万人的兵力。1938年1月下旬，日军分成南北两路，从南京和山东南部会攻徐州，企图南北会合，然后沿陇海路西进，歼灭郑州与武汉之间的中国军队，一举拿下武汉。中国第五战区先后调集十一个集团军和军团，共六十四个师，约六十万兵力，防守徐州地区。主力集中在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其余兵力部署在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 　　南线日军的指挥官是畑俊六大将，指挥三个师团，约八万兵力，先后从镇江、南京和芜湖渡过长江北上。藤田进第三师团主力攻陷滁县后，顺着津浦路正面向北推进到盱眙和张八岭附近；另一部分攻占了扬州，随后进攻邵伯和天长一线，以掩护镇江防线。吉住良辅的第九师团一部攻陷裕溪口，顺着淮南铁路北进到巢县和全椒，企图直奔蚌埠。 　　畑俊六以为，攻下蚌埠是易如反掌的，没料到，日军开到明光以南，就遇到激烈抵抗。李宗仁部署了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和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利用淮河、淝河与汇河等地形堵截日军，双方血战一个多月，不分胜负。日军被挡在这里，不能越雷池一步。畑俊六大为恼怒，从南京调集援兵和坦克、野战炮等重武器，加大进攻力度。 　　日军从浦口向北进攻，刚过滁州不久，就在张八岭、三界、嘉山集和藕塘一带遭到刘士毅第三十一军重创。刘士毅军利用山区地形，频频出击，拆毁铁路，打击日军的北犯。双方一接触便打得天昏地暗，难解难分。中国军队的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过去，整个山头黑烟翻腾，沙石横飞。只要日军的机枪成了哑巴，官兵们便跃出战壕，一排排地端着刺刀迎着日军冲上去，日军成了他们的刀下鬼。 　　刘士毅军是广西军，而桂军打仗不怕死是出了名的。在军制上，他们在省内采用兵役制，提倡尚武精神，拥有较充足的兵源，对那些到了兵役期的人，如不入伍，即在乡组织训练。桂军非常重视班长的作用，对班长进行各种训练，重在丰富实际带兵和作战经验，导致部队中各级长官年龄偏大，但部队很有战斗力。抗战期间，日军对桂军心存几分畏惧，折服于他们勇猛顽强的刚性和坚忍不拔的韧性。他们在进攻中具有攻击精神，火力组织、部队运动、迂回包围和协同配合都是非常严密；在防御中机动灵活，在工事构筑、火力发扬、预备队使用、机动出击和白刃格斗等方面，也是颇具独特风格。 　　日军见仅靠地面部队不能解决问题，便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刘士毅军阵地，使守军遭到重创。日军步兵接着发起集团冲锋。刘士毅是参谋长出身，“经纶满腹，文武兼备”，而且胆略过人，颇受官兵拥护爱戴，指挥调配十分灵便。当日军占领张八岭、三界和沙河集时，他命令部队后撤，在明光一带摆下“空城计”。官兵们理解他的“避实就虚”战术，愉快地后撤。日军推进到罗岭，派出先头部队到明光城试探有无中国军队的主力。刘士毅军隐蔽在明光城与马岗、魏岗之间。日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动静，大部队迅速占领明光城。黑幕降临后，日军正在埋锅烧饭，安营铺床，刘士毅率领主力杀一个回马枪。一时间枪声大作，烟尘四起，火星飞溅，吼声震天，令日军心惊胆寒。战斗持续一个通宵。15日拂晓，明光城内的日军大部分被歼，仅逃出一百零九人，刘士毅军收复了明光。 　　《新华日报》记者陆诒来到明光前线，采访了刘士毅及几十名官兵，写下一篇报道：“淮南战场归来，使我益信，广西军之所以谓广西军，绝不是偶然的。广西军队令日军心颤胆寒，这是他们经年积累埋头苦干的硕果。广西军是时代的骄子，在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李宗仁获悉刘士毅军连战告捷，兴奋不已，致电祝贺他们，为手下的广西子弟兵自豪。 　　李宗仁兴高采烈，但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在明光战斗胜利后，他清醒地意识到，日军在明光吃了亏，是因为夜间作战，日军飞机发挥不了作用。如果战斗发生在白天，日军飞机一定会狂轰滥炸。而且，日军很快就会进行疯狂反扑。他命令刘士毅军主动撤出明光，将津浦线让开，使日军战线拉长，尔后便于逐段歼灭。 　　1月18日，刘士毅军奉命撤出明光。不出所料，日军派出五千人马，在飞机配合下，向明光城发起猛攻。他们哪里知道，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得到的是一座空城。28日，日军兵分三路，从明光北上，打算攻克蚌埠，强渡淮河。李宗仁发现了日军企图，命令刚从淞沪战场撤到浙江休整的廖磊集团军，迅速开赴蚌埠地区。廖磊集团军也是一支桂军，李宗仁指挥起来得心应手，随叫随到。李宗仁指挥大规模战役，总是不急不躁，处变不惊，令廖磊十分佩服。廖磊的风格是大刀阔斧。他率部赶到蚌埠前线，首先向南打了三个胜仗，让日军尝了 些苦头。然后，他将重兵布防在蚌埠以北的张店、固镇、刘集和胡集一线隐蔽，日军侦察机看不到地下有一兵一卒，但日军攻打过来，他一声号令，部队会从四面八方如狂涛般涌来，令日军有遭灭顶之灾的感觉。南面的日军对廖磊集团军屡次进攻受挫，不敢再攻，停战休整。 　　李宗仁在指挥津浦路抵抗华东日军北进的同时，又积极阻截华北日军南下。津浦路保卫战，原由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指挥，谁知驻扎在山东境内的韩复榘，不听军令，消极抗战，日军很快就逼近黄河北岸，从鹊山向济南开炮。在韩复榘与日军依黄河对峙期间，李宗仁到了济南，走进韩复榘的司令部。 　　韩复榘请李宗仁就座，便问：“长官，你看我们抗战有把握吗？” 　　李宗仁看着韩复榘，见他眉清目秀，不禁生出几分好感，便婉言答道：“只要我们坚持抗战，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如果济南失陷，三集团军可以退到沂蒙山区，监视津浦路左侧，使日军不敢急剧南下。” 　　韩复榘眼珠瞪得溜圆：“南路日军很快就要打到蚌埠，北路日军如过了济南，两路一夹，我岂不断了接济？沂蒙山区贫困，就地无法筹措粮饷，即使饿不死，还不是让日本人拿我们当包子馅吃了？” 　　李宗仁这才发现，韩复榘表里不一，出言粗鄙。他见话不投机，不再说什么，起身告辞。他一走，韩复榘便决定放弃济南，后撤逃跑。他怕日军过黄河尾追，便要炸毁黄河铁桥。建设厅长劝阻道：“黄河铁桥是中国著名的伟大工程，炸毁未免太可惜，如果对军事不利，是否可以将主要机件卸走？” 　　韩复榘勃然大怒：“你去拆吧！日本人的炮弹都打到屁股上了！炸掉！”韩复榘命令一个连运送两千公斤炸药，装置在大桥各个桥墩、桥孔和桥基上。他一声令下，铁桥轰然坍塌。 　　当晚，韩复榘把三个妻妾和孩子们叫来，让他们带着家私，由卫队护送，逃回河南去了。第二天一早，他召集厅局长和师长以上的大员开会，正要下令撤退，秘书送来南京急电：“向方兄，请你务必死守黄河，绝不可放弃济南！蒋中正。” 　　韩复榘看过，随手摔在桌上，说：“不管它！” 　　教育厅长何思源说：“我认为，大敌当前，不能只考虑保存自己的实力。现在是全面抗战。蒋委员长讲过，民众抗战，一切损失由中央补。今后的地盘不必考虑，还是应该打的。” 　　韩复榘冷笑一声，说：“你太天真了！蒋介石的话你能信以为真？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和日本妥协？我们就这几万人，家底抖落完了，他突然跟日本人来个什么协议，华北就肯定没我们的份了。蒋介石不守南京，却让我们死守济南。一打仗就釜底抽薪，我们差一点没有死于他的暗算！” 　　台下有人高声响应：“对，不给他当炮灰，走吧，不听他那一套！” 　　韩复榘接着说：“有我们这些人头，到哪里都可以自立，带着民生银行，到哪里都有吃有花。诸位，不要犹豫了，回去准备吧！” 　　韩复榘在撤出济南以前，打着“焦土抗战”的旗号，纵容官兵大肆焚烧抢劫，并向各县强征“救国捐”，规定一等县捐二十万元，二等县捐十五万元，三等县捐十万元。逾期不交，就拿县长是问，县长们不敢违抗，便向百姓勒索。民众叫苦连天。 　　韩复榘又给心腹下令，把民生银行和金库里的一万五千两黄金和三万两白银，全部连夜装车，运到洛阳。上行下效，他手下的官兵连抢三天。撤离济南的前一天，他又下令焚烧许多重要建筑。顷刻间，浓烟滚滚，火光触天。济南全城一片混乱，惨不忍睹。 　　第三集团军撤退到泰安时，蒋介石发来十万火急电报，要韩复榘“千万不能放弃济南”。他阅后哼一声：“老子已到泰安，看你怎么样？” 　　韩复榘撤到济宁，又接到李宗仁电令：“你部务必死守泰安。” 　　韩复榘在电报上批道：“南京不守，何守泰安？”第三集团军不顾军令，不战而逃，沿路抢劫，津浦路门户向日军洞开。日军长驱直入，几天之内，占领大半个山东，几千万人陷于水深火热。 　　1月23日，日军一部攻陷延安镇和归仁镇，27日，济南失守，日军从博山和莱芜迂回袭击泰安。2月1日，泰安落入日军之手。韩复榘连连丧城失地，给徐州会战投下阴影。李宗仁急了，接连对韩复榘下达严厉的电令，要他夺回泰安，阻截南下的日军。韩复榘置若罔闻，一错再错。蒋介石下令将韩复榘枪毙，他的职务由于学忠代任。 　　韩复榘被处决后，确实起到了杀鸡吓猴的作用，官兵们个个精神振奋，对上级指令不敢有丝毫怠慢。李宗仁命令孙桐萱率部向运河以西推进，袭取济宁和汶上的日军据点，牵制日军主力。第二十二师在夜晚从大长沟渡过运河，两天后的晚上，派一支小部队攀登进入济宁城，与日军短兵相接，血战三天，因力量悬殊，入城部队伤亡极大，晚上撤到运河西岸。 　　与此同时，孙桐萱第十二军第八十一师夜晚从开河镇渡过运河，派一支部队从城西北攻入汶上城内，与日军进行激烈巷战，由于人少势弱，损失严重，也撤向运河西岸。 　　4日以后，日军相继攻陷安居镇，突破杏花村阵地，守军被迫撤退。李宗仁在相里集、羊山集和巨野一线部署大量兵力，不断侧击南下的日军，使日军在这一带徘徊，不能南进，暂时稳住了战局。 　　日军见津浦线主力南攻不成，便改变策略，由少壮派军人板垣征四郎和矶谷廉介率领各自的师团，分两路南下，企图会师山东南端的台儿庄。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都是日军精锐，大部分官兵参加过“二二六”日本政变。这次，他们分两路夹攻，来势凶猛，大有豹突狼奔、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之势。 　　板垣师团的主力，首先进攻位于徐州东北方的临沂。这里是山东南部在军事上必争的重镇，得失关系全局。紧急关头，李宗仁手上没有总预备部队可以调遣，只好就近抽调原来防守海州的庞炳勋第三军团前往临沂，堵截日军。 　　久经沙场的庞炳勋，是冯玉祥旧部，在国民党杂牌部队中，以善于保存实力而著称。他位居中将军团长，指挥的部队却只有五个步兵团，实力不足一个军。他对自己的军团被编入第五战区序列有些不满。论年龄，李宗仁是晚辈，要他受晚辈指挥，他心里不是滋味。 　　李宗仁也担心庞炳勋不易驾驭。庞炳勋一到，他破格到大门口迎接。庞炳勋见司令长官全副戎装出迎，慌忙敬礼：“卑职前来晋谒李长官，怎敢惊动长官出迎！” 　　李宗仁将他引进客厅，说：“庞将军久经沙场，论年资，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应该指挥你。只是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论公，我是司令长官；论私交，我们实在是兄弟般的战友，不应分上下。以往我们被迫在内战漩涡中打转，败不足耻，胜不足武。今日天从人愿，为国家为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你我都是几十岁的人了，死也值得，不愧为一个军人。” 　　庞炳勋听了这番话，很受感动，便说：“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天日在上，万死不辞！长官请放心，这次我决不再保存实力，一定同敌人拼到底！” 　　李宗仁询问有什么困难，庞炳勋叹息道：“我原有五个团，现在中央有令，要我把一个特务团归并，编为四个团。我的部队兵员都是足额的，要我把这个团归并到哪里去？不归并，就只好遣散。现在正是用兵之际，各部队都在扩充，怎么惟独要我的部队遣散？” 　　李宗仁对庞炳勋颇为同情，允诺呈报军委会，力争解决。李宗仁几经交涉，军政部复电说，蒋介石允许第三军团暂时维持现状。消息传出，庞炳勋感激涕零。他的部队很快得到了弹药装备的补充。 　　庞炳勋军团刚到临沂县城，还没来得及休息，板垣师团就猛扑过来。庞炳勋在部属中威信颇高，指挥灵便，部队战斗力强，死守县城。日军在飞机大炮配合下，连日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无法击溃守军，令板垣大感意外。 　　日军久攻临沂不下，便撤到汤头以南阵地，经过休整补充，调来援军五千人，配属三十多门大炮，二十多辆坦克，又向临沂防地压来，攻占了沂河以东、汤头以南的几个村庄。庞炳勋严阵以待，誓与临沂城共存亡。全军上下奋力拼搏，牺牲太大，渐感不支，连忙告急，请求援助。 　　李宗仁赶紧命令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从滕县增援临沂。 　　张自忠也是冯玉祥旧部，他的大刀队曾在喜峰口长城抗战中靠着近战和夜战砍杀日军，杀出了威名。卢沟桥事变时，他在宋哲元手下当师长，由宋哲元保荐给蒋介石，被委任为北平市长。他奉宋哲元的密令，与日军周旋，忍辱负重，掩护宋哲元军安全撤退，外界不明真相，以为他是卖国求荣的汉奸。中国军队南撤后，张自忠被困在北平城内，缒城脱逃。 　　张自忠从济南来到南京，舆论界呼吁对他严惩，以儆效尤，军界则有人想乘机收编他的部队。李宗仁认为他为人侠义，治军严明，不愧为西北军中一员勇将。在他处境艰难时，李宗仁邀他恳谈，对他说：“荩忱兄，我知道，你受委屈了。” 　　张自忠听了，忍不住流下泪来，微微一点头，默默地听李宗仁说下去：“现在舆论谴责你，因他们不知底蕴，等他们明白了事实真相，就不会责骂你了。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我想，你会原谅他们的。我是了解你的，当然，也谅解你。” 　　张自忠羞愧地说：“这次个人冒险来京，是以待罪之身前来投案，等待中央治罪。” 　　“荩忱兄，我劝你不要灰心失望！”李宗仁鼓励他，“我准备向委员长进言，让你回去继续带部队。” 　　“承蒙李长官为我缓颊，中央如能饶恕我，让自忠戴罪立功，我一定以生命报国，绝不辜负李长官的期望。” 　　冯玉祥和李宗仁帮助张自忠在2月份接替宋哲元当上了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向李宗仁辞行时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缧绁之中，为民族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报国，以报知遇。” 　　庞炳勋在临沂被围，情况危急，除张自忠军之外，第五战区已无军可调。李宗仁明知张自忠和庞炳勋关系紧张，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打中原大战，庞炳勋被蒋介石收买，倒戈反冯，突袭张自忠的部队，他们从此结怨。张自忠调来第五战区时，曾私下表示：“在任何战场皆可拼一死，惟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 　　但是，李宗仁还是要派张自忠去增援。张自忠觉得这是李宗仁对他的信赖，当即表示：“绝对服从命令！”他率领部队星夜起程，以一昼夜行军九十公里的速度赶到临沂。庞炳勋见援军赶到，而且士气旺盛，大受鼓舞。两支部队内外夹攻，如疾风骤雨，向日军反击。 　　张自忠一到临沂，就提出向日军发起反攻。3月14日凌晨，他率领全军暗渡沂水，向板垣师团右侧背发起攻击，逐村逐屋地展开白刃争夺战。战斗持续三天，日军向莒县溃逃。第一次临沂之战，歼灭三千多名日军，蒋介石致电张自忠祝捷。 　　17日夜晚，日军向沂水退却，庞炳勋军和张自忠军合力穷追一昼夜，日军一退四十五公里，缩进莒县城内死守。第二天夜晚，张自忠奉令向费县集结，板垣师团乘机增兵临沂。张自忠军星夜回援，25日返回临沂，全军官兵浴血奋战，冒死冲锋，给日军大量杀伤。 　　第五十九军奋战到29日，援军赶到，张自忠下令全线反击，迫使日军向汤头方向溃逃，取得第二次临沂战役的胜利。 　　两次临沂战役，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两次败北，板垣大觉羞辱，差一点自杀。日军撤退时，他连大衣和手杖都来不及带走，被张自忠的部下缴获。 　　板垣败绩累累，矶谷师团仍在向南推进，逼近滕县。李宗仁把孙震的第四十一军从郑州调到山东滕县。3月15日，孙震军刚刚部署就绪，矶谷师团就发起了攻击。日军几十架飞机和三十多门大炮狂轰滥炸，代理军长兼前方总指挥王铭章督战死守。李宗仁见滕县危险，又急令新拨归第五战区指挥的第二十军团司令汤恩伯派部队驰援。汤恩伯的主力是王仲廉的第八十一军，因行程太远，未能及时赶到。17日晚，日军攻陷滕县，王铭章在激战中腹部中弹，血流如注，为了不做俘虏，举枪自戕，壮烈殉国。日军20日攻占郅县，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 　　对矶谷军事行动的后果，李宗仁有充分的估计：台儿庄一失，不但前功尽弃，士气和民气受到巨大挫伤，国内恐日病大涨，而且会给日后的战略转移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 　　这时，白崇禧从武汉赶到徐州。他在动身之前，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他的寓所，请教作战方案。周恩来知道，李宗仁的部队在津浦路南段至徐州以北受到日军南北夹击，他建议在津浦路南段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牵制南京方面的日军不敢贸然北上；把主力放在徐州以北，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白崇禧对周恩来的方案深表赞赏。他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采取了这个方案。 　　不久，张爱萍受周恩来委托，在徐州会见了李宗仁。张爱萍说，日军侵占济南以后南下，孤军深入，骄兵必败。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对守军有利。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配合，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可以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 　　李宗仁沉默不语地听着张爱萍的提议。当张爱萍讲到桂军可以藉此在民众中和国民党中提高威信时，李宗仁高兴起来，说他认为这个意见很好，请张爱萍向周恩来致谢。 　　李宗仁为了确保台儿庄，决定动用最善防守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命令孙连仲派三个师沿运河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他同意张爱萍的看法：矶谷在前次战役中占了上风，会等不及蚌埠方面的援军北进，便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攻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路的首功。 　　李宗仁决定布设圈套。他命令汤恩伯手下的两个师，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等到矶谷直扑台儿庄时，从后面攻击日军，与孙连仲一起将日军围歼。战事的发展，正如李宗仁所料，日军从滕县南下，不顾汤恩伯的部队，直扑台儿庄。大约四万人的矶谷师团，拥有七八十辆坦克与一百多尊山野炮和重炮，重轻机关枪不计其数。23日，日军冲到台儿庄北泥沟车站，徐州城内已可闻炮声，台儿庄战役的帷幕正式拉开。 　　3月24日，蒋介石到徐州视察，命令白崇禧、林蔚和刘斐等人组织临时参谋团，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同一天，日军采用攻打滕县的战术，猛烈轰击孙连仲部队的防御工事，接着以坦克为前导，向守军阵地推进。狂风暴雨般的枪炮弹，把台儿庄外围阵地工事基本摧毁，日军步步逼近，攻势凌厉。孙连仲的部队一无平射炮，二无坦克，无法反击。但他们知道，台儿庄是他们的光荣，也是他们的坟地，便和逼近的日军拼肉搏，和横冲直撞的日军坦克同归于尽。日军仗着武器精良，冲入城内。守军在城内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 　　25日，日军进攻南洛，池峰城第三十一师的第一八五团主动出击，第三营营长高鸿立率全营士兵与日军拼杀，夺取日军的大炮。日军一千多人在二十多辆坦克掩护下向第三营猛扑。团长王郁彬率领第一营和第二营赶来增援，血战两昼夜，王郁彬和高鸿立负伤。27日，日军攻破台儿庄北门。池峰城师与日军在庄内展开拉锯战，双方伤亡甚重。日军不断增加兵力，从峄县调来四千多人增援。 　　津浦路的守军得到了空军支援。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猛攻日军前沿阵地，为地面部队扫除日军重武器和坦克。在日军阵地对面，中国的陆军官兵们跃出战壕，把军帽和水壶抛向天空。他们不在乎对面有无数日军的枪口，自己很可能成为日军的靶子。他们控制不住兴奋和激动。几个月来，他们一见到飞机就躲。天上只有日军，大长地面日军的志气。他们长期被来自空中的打击压制着，无奈地看着战友在凌空而下的枪弹下伤亡。现在，空中飞来了中国人的保护神，把日军炸得趴在地面，他们昂奋地欢呼，心中的委屈荡然无存。 　　空军官兵们原来酷爱空战，觉得地面空袭的任务不够刺激。现在，他们从中国步兵奋不顾身的欢呼中领悟到了神圣的责任，意识到地空配合的重要性。他们喜悦，骄傲，心酸，还有几分内疚。 　　陆军需要空军，陆军真诚地感谢空中的战友。李宗仁通过无线电对空军第三大队长吴汝鎏说：“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们。如果陆军能帮上什么忙，请你们尽管开口。” 　　空军不用陆军再说什么，频繁出动，轰炸日军的车站和补给船，扫荡日军的阵地和集结点。3月25日，第三大队轰炸封丘的日军阵地和焦作的日军列车，还袭击了集结在临城的日军。 　　28日，日军攻入台儿庄西北角，企图攻占西门，切断池峰城师部与庄内的联系。池峰城指挥炮火压制日军，组织几十名敢死队员与日军格斗。29日，日军濑谷支队派兵增援，占领了台儿庄东半部。 　　这时，担负台儿庄中央防线北面防御的汤恩伯军团，在峰山和枣庄一带同日军打了几天，不顾台儿庄危急，转移到姑婆山区躲起来。李宗仁严令汤恩伯迅速南下，协同孙连仲夹击台儿庄正面的日军。汤恩伯为了保存实力，不顾军令，赖在姑婆山迟疑不进。李宗仁深知他一贯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骄横不可一世，也不敢轻易得罪，只好三令五申，晓以大义，还是打动不了汤恩伯。 　　这边战火熊熊，战斗惨烈，那边养兵观望，无动于衷。李宗仁焦急痛苦，再次电告汤恩伯：“如再不听命令，贻误战机，当以军法论处，同韩复榘同样下场。”汤恩伯敬酒不吃吃罚酒，李宗仁下了死令，他才率军南下。 　　然而，台儿庄这边，孙连仲的部队伤亡殆尽，全庄四分之三的地盘落入敌手。日军在电台里宣称已将台儿庄占领，一面调集重炮和坦克疯狂冲击，企图一鼓作气拿下台儿庄。孙连仲知道，继续孤军死守，将全军覆亡。4月5日，他与李宗仁通电话，要求把部队暂时撤到运河南岸，给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孙连仲的语调几乎是哀求，李宗仁深知他的处境何等艰难，但他更清楚台儿庄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李宗仁估算，汤恩伯军团第二天中午可以赶到台儿庄北部，便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到明天拂晓。”李宗仁怕孙连仲的情绪影响士气，又下令：“我的命令如若违抗，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和李宗仁只有过一面之缘，但听别人说过，李宗仁在战区司令长官当中，属于比较通情的一位，现在李宗仁下死令，可见台儿庄对整个会战至关重要，而李宗仁对战役的胜利满怀信心。于是，他坚决地表态：“我绝对服从命令，直到整个集团军拼完。” 　　孙连仲的态度，使李宗仁略感宽慰，但他还不放心，又对孙连仲说：“今夜你还须向敌人袭击，以打破敌军明晨拂晓攻击的计划，则汤军团明日中午到达后，我们便可对敌人实行内外夹击。” 　　孙连仲说：“部队已经用完，夜袭不容易。” 　　李宗仁说：“我现在悬赏十万元，你将后方凡可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起集合起来，组织一支敢死队，实行夜袭。这十万元将来按人平分。” 　　孙连仲将李宗仁的命令传达下去，一支几百人的敢死队很快组织起来。当天午夜，敢死队分组袭击日军，人人精神振奋。日军经过十来天的血战，精疲力竭，正在梦乡，听到枪声，乱作一团，边战边退。日军所占的台儿庄各街，不到一小时内，被守军夺回四分之三。李宗仁得到孙连仲夜袭成功的报告，又得到汤恩伯军团天明前可赶到台儿庄的消息，兴奋不已。他连夜动身，赶到台儿庄郊外，准备亲自指挥对矶谷师团的歼灭战。 　　矶谷师团的厄运降临了。6日黎明，台儿庄北面枪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向日军开火。矶谷自知陷入重围，开始动摇，下令全线撤退。当晚，李宗仁指挥守军全线出击。孙连仲集团军被攻击了这么多天，一听反击，精神振发，杀声震天。日军已成强弩之末，弹药和汽油也用完了，机动车多被击毁，全师团丧魂落魄，狼狈逃窜。李宗仁下令猛追，日军遗尸遍野，辎重到处散落，矶谷率残部拼命突围。 　　李宗仁后来说：“临沂战役最大的收获，就是将板垣、矶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促成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 　　津浦战役和台儿庄大捷，歼灭日军两万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振奋了民族抗战精神，是中国在抗战初期继平型关大捷之后取得的 又一次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