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调集大军向徐州进攻的同时，他们的航空兵开始了对武汉的空袭，企图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机构、军工生产基地和空军机场，瘫痪中国军队的交通运输，为日军地面部队大举进攻武汉创造条件。 　　1938年春天，本该是花红柳绿、鸟鸣莺啼的季节。但是，日军铁蹄践踏中国大地，春光破碎，一片战火狼烟。上海的大火，燃烧了半个多月，绵延几公里。南京变成了废墟，大街小巷，陈尸遍地，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煳味和浓浓的血腥气。 　　天空也是昏暗的。一群群、一拨拨八八式、九四式、九六式日本战机，像饱食中国人血肉的魔鬼，狰狞地抖动翅翼，飞来窜去，向地面抛洒死神的火药。尖厉刺耳的俯冲，撕扯着中国士兵和平民的神经。成吨的炸弹嘶鸣着，飞向守军的阵地，飞向安宁的城市，飞向大路上蜂拥逃难的人群。大地在震颤中龟裂，横飞的血肉染得天空一片殷红。 　　人们多么希望中国的战鹰飞上天空，拦截和打击日军的空中魔鬼。但是，中国的机场上已经没有战机可以起飞了。 　　的确，中国的战机已经打完了。淞沪会战中的中日空军大战，震慑了骄狂的日本空军。他们变得非常谨慎小心，改变了战术，每次轰炸机出动，总有大批驱逐机随队护航，空中袭击也尽量改在夜间进行。中国空军很难捕捉到大规模聚歼日军机群的战机。在持久的消耗战中，中国空军感到自己飞机太少。 　　蒋介石却没有这种痛感。空军打了几次胜仗，为他带来了国内外军界和舆论界的赞誉颂扬，民心和士气也随之高涨。蒋介石太需要这种效果了，他需要更多的空中捷报吸引西方国家的眼球，而不惜牺牲机数少得可怜的中国空军。于是，他不断向空军总指挥周至柔上将施加压力。当然他也没有忘了给予鼓励，在军事会议上当着众多高级将领夸奖他指挥有方。周至柔决定再接再厉，锦上添花。他向各地的空军部队发出命令，要求他们主动出击，轰炸长江口的日军战舰，拦截日军机群，突击境内外日本空军基地。 　　中国空军很乐意频繁作战，但是战机的损耗急剧增加，可以说是竭尽所能了。一批空中英雄怀着悲壮的骄傲，无憾地陨落在生养他们的大地上。打到南京快要陷落的时候，中国空军只剩下最后一架战机，告别京城，孤独地向西飞去。 　　中国空军不乏勇士，却没有可以将他们载上天空的飞机。 　　蒋介石也知道，没有飞机，何来空中的胜利！德国不会给他援助了，还撤走了军事顾问。英美的飞机也是可望而不可及。他情急之下，写信给斯大林：飞机需要之急，无可与比。 　　斯大林给予了回应，握住了蒋介石伸过去求援的手。希望在除旧迎新的时候从空中飞来，飞到寒冷的武汉，飞到蒋介石身边。湖北樊城机场和南昌青云浦机场仿佛从冬眠中苏醒，顿时生机盎然。小巧轻灵的苏制И－１５和И－１６驱逐机，庞大结实的СБ轰炸机，结队而来，迎着中国空军将士含泪的惊喜降落到机坪。中国飞行员们欢呼雀跃，扑向将与他们生死与共的战鹰。 　　２月１８日的武汉，晴空一片，宽阔的长江上，空气清冷，江面风平浪静，舟楫稀疏。这里地处中原，离当时的抗日前线还有几百公里，但日军的飞机不时靠近，侦察骚扰，空袭警报声不绝于耳。 　　将近中午１２点，日军的二十六架战斗机和十二架轰炸机，在安徽和江西的交界处会合后，摆着长蛇阵直扑武汉。 　　日军动用刚刚装备部队的新式飞机进行这次空袭，其中九六式战斗机是１９３６年才正式投产的。该机身长七点七一米，翼展十一米，乘员一人，最大时速四百公里，最大航程一千三百多公里，机上装有两挺七点七毫米口径的机枪，携带两枚小型炸弹。 　　汉口机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指挥所。大队长李桂丹命令下辖的三个中队全部起飞，迎战日机。尽管不是第一次出战，李桂丹仍然很激动，他的脑海中，一直浮现着前任大队长高志航惨死在日军轰炸之下的情景。 　　第四大队组建于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原驻河南周家口机场，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４日，在大队长高志航率领下，开赴华东抗日前线。同一天，第四大队在杭州首次与日机交战，取得六比零的战绩。此后，第四大队越战越勇，连续击落几十架日机。 　　“八一四”空战的胜利，使中国空军一役成名，令世人刮目相看。８月１４日成了中国空军的节日。高志航从这一天起，被中外舆论推崇为“中国军魂”、“抗日天神”。不幸的是，１１月２１日，高志航正要率领转场到周家口机场的第四大队起飞迎敌时，一群日军攻击机突然飞临机场上空。日机炸弹的弹片嵌入高志航的身躯，鲜血染红了座舱。高志航牺牲时，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 　　高志航的牺牲改变了他的同乡和挚友李桂丹。这个原本活蹦乱跳、服饰整洁的东北帅小伙，变成了一个胡子拉茬、不修边幅的怪人。过去笑口常开，如今却像用铅封上了嘴，很少蹦出一句话。一上训练场，他就咬牙发狠，目射凶光。一上天空，两眼便喷出火来。 　　李桂丹接任了大队长的职务，把第四大队改名为“志航大队”。他发过誓，许过愿：每次空战都要打下一架日军飞机来祭奠高志航，直到有一天自己也和高志航一样殉国。 　　今天，李桂丹盼望的日子到来了。第四大队有了苏联的战机，而日军飞机的到来，让李桂丹有了复仇的机会。 　　１２点４５分，第二十一中队的十架苏制И－１６驱逐机首先从汉口机场起飞。接着，李桂丹率领第二十二中队的十一架苏制И－１５驱逐机跟随起飞。与此同时，第二十三中队八架И－１５驱逐机也从湖北孝感机场起飞。 　　然而日机来得太快，第四大队刚在汉口上空集合，来不及编队，大批日机已逼近武汉上空，方位在武汉东南，高度约四千米。李桂丹指挥战机投入战斗。第二十二中队和第二十三中队担任主攻，第二十一中队负责掩护。顷刻之间，一场激烈的空战打响了。 　　И－１５和И－１６驱逐机，与日军的九六式战斗机相比，火力稍强，И－１６的速度超过九六式，但机动性稍差一些。 　　第四大队的战机勇敢地冲入敌阵。第二十一中队的董明德、杨弧帆、柳哲生和刘宗武组成的四机编队，首先咬住一架日本战机。四架飞机互相掩护，穷追猛打，将日机击落。柳哲生随即发现多架日机正在跟踪战友的飞机编队，情况危急。他一个急转弯，调转机头，加大油门，咬住其中一架日机，一阵猛射，把它打得凌空爆炸。他的另外三名战友也各有所获，一人又击落一架日机。 　　在第二十一中队与日机缠斗时，第二十二中队的机群也与十二架日机遭遇。六架日机对第二十二中队前六架飞机咬尾追击，另六架日机咬住了后面的五架。这时，日机数量上占优势，战术位置上占主动。 　　李桂丹见形势不利，指挥第二十二中队与日机周旋。他们凭借火力优势与日机展开格斗。一两个回合，就形成了单机混战的态势。一架日军轰炸机从李桂丹右上方一闪而过。“狗杂种，往哪儿跑！”他一个右转跃升，扑到敌机下方，快捷地按下枪机，好似恶虎掏心，日机凌空炸开。他脸上露出难见的笑容，轻语道：“高志航，今天报仇有着落了，你往后瞧，他们欠的账一笔也跑不了。” 　　不一会儿，他咬住一架日军驱逐机。一道青光射去，他清楚地看到日军飞行员的脑袋耷拉下来。不知是不放心，还是不解气，他追上去又是一梭子，日机窜出黑烟，转着圈坠落下去。 　　李桂丹拉平了飞机。这时，他轻松了许多，不再有什么负担了。从现在起，打下一架日机就赚一架。 　　空中仍是机影翻飞，青光闪闪，炮声隆隆。第四大队的飞行员们看到李桂丹接连打下两架日机，勇气倍增。日军机群惊怒交加，仗着数量优势，几架日机幽灵似的从四面悄悄靠来。 　　李桂丹咬住了一架轰炸机。日军飞行员惊恐地左右闪避，拖延时间。“熊包！你们的狠劲哪去了？”李桂丹咬牙说道。他注意到了四面扑来的日机，却不闪避，一点点调整角度，捕捉目标。终于，日机进入了他的瞄准镜。 　　“哒哒”、“嗵嗵”，几乎同时，几串青光迸射而去，日机也有几条火舌飞出枪膛。李桂丹看到前面的日军轰炸机火光熊熊，黑烟腾起，艰难地露出最后一丝微笑。一阵天旋地转，洁白的天空，翠绿的大地，交融在一起。也许，他最后的意识是：“高老兄，小弟就要来了……” 　　这是一场机群对机群的大规模空战，中日双方几十架飞机，在五千米到几百米的高度，上下翻飞，相互追斗。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枪炮声和爆炸声交织在一起，空中硝烟翻滚。一架架日机拖着浓烟坠入田野和江水，一顶顶降落伞摇晃着从空中飘落到地面。 　　整个空战历时十二分钟，第四大队击落日机正好是十二架，真是奇妙的巧合。第四大队也付出了血的代价。除李桂丹牺牲外，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和李鹏翔，也是血洒长空，献出了生命。张光明的飞机被日机击中二十九处，他身负重伤，坚持驾机返回机场。 　　同一天，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四大天王”之首“空中霸王”南乡茂章大尉，架机跟随第二十六联队出征。他置身于十八架九六式驱逐机和三十六架轰炸机组成的强大机群中，明知前方有苏联出产的战机等着他，但他仍然得意地咧嘴微笑。他没把中国的空军放在眼里。 　　南乡茂章这个机群的目标是南昌的青云浦机场。罗英德率领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的И－１５驱逐机升空迎战。勃尔盖维森斯基也率领十九架И－１６驱逐机飞上蓝天。两个大队在青云浦上空构成双层防卫网。 　　南乡机群开始轰炸青云浦机场了。地面上浓烟翻滚，烈焰冲天。一架来不及起飞的轰炸机变成火球。机场的空中守卫者们怒火填膺，操纵驱逐机呼啸而下，像一道道闪电插入日军机阵，射出一簇簇青光。一架日军轰炸机开始冒烟了，拖着黑烟翻滚而下。日军轰炸机群四下逃散，指望己方的驱逐机来对付他们的克星。 　　南乡茂章是明眼人，马上知道遇上了劲敌。他想出奇制胜，击落对方的领队长机，打乱对手的阵脚。他认准勃尔盖维森斯基的座机，紧咬这架苏军领队长机的尾巴。但他不急于射击，他要有十足的把握才会发射子弹。苏军大队长全神贯注地对一架日军轰炸机紧追不舍，竟没有发现死神派出的恶魔已经跟在他的后面。 　　日本海军的“空中霸王”还在咀嚼着即将偷袭成功的喜悦，他要让这种滋味再久一点，再久一点……他控制着一名苏联飞行官的生命，死神的意志就在他的指头上，胜利的桂冠随时可以撷取，他现在只是从射击瞄准镜里玩味着一个无法逃脱的猎物。 　　南乡茂章狞笑了，他的手指开始动作，他听到了“嗵嗵”的枪响，但是这声音似乎响得早了一点，因为——因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人从“空中霸王”后面射击，动作比他早了那么一瞬。因此，南乡茂章前面的苏联飞机平安无事，他自己的飞机却冒起了黑烟，而且再也不听他的控制，而成了万有引力的另一个证据，栽到银波浩淼的鄱阳湖中。 　　勃尔盖维森斯基在惊出一身冷汗之后，回头看到了救了他一命的中国飞行员，他就是罗 英德。被救者和援手者心心相印，但他们当时都不知道，刚才栽下去的竟是日本海军航空队的一名“天王”。他们自然也不会想到，和这个“天王”齐名的另外三名“天王”，不久以后也会在中国的天空中被死亡剥夺他们的荣誉。 　　南乡茂章死了，把死亡的恐惧留给了仍在空中混战的日军飞行员。日军驱逐机只顾逃命，把他们应该护卫的轰炸机留给中苏空军做枪靶。中苏空军当仁不让，又击落八架日军轰炸机。然后，他们凯旋返回机场，跳下飞机，迫不及待地互相拥抱。 　　空战大捷，喜讯传遍武汉三镇，百万军民欢呼雀跃。２月２１日，武汉各界民众一万多人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 　　中共中央和驻武汉的第十八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董必武和叶剑英等人出席集会，他们送的挽联写道：“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万万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 　　日军在“二一八”空战中失利，气焰收敛了一阵。紧接着，发生了一个令他们大为恼火的插曲。２月２３日是苏联红军节，苏联空军志愿队决定长途奔袭日本设在台湾的空军基地。当时，台湾的松山机场上停放着大批日军战机。留恰哥夫决定派出汉口波留宁率领的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队的二十八架飞机和驻南昌的中苏混合编队轰炸机队的十二架飞机。 　　当天早晨，两队分别出发。由于领航员计算偏差，南昌起飞的机队没能到达台湾。波留宁大队航程远，不得不靠五千五百米高空的直线飞行节省燃料。从汉口到台北，飞行员们忍受着高空缺氧的折磨。 　　到达台北时，云层中出现“天窗”，苏军迅速钻出云层投弹，机场陷入火海。日本人根本没料到竟有人能够袭击台湾，毫无戒备，战斗机和高射炮都成了哑巴。 　　这次轰炸，苏军共投掷了二百八十二枚炸弹，炸毁十二架日机、十座营房和三座机库，还焚毁了可供三年使用的航空燃油及其他装备，松山机场完全瘫痪，一个多月不能使用。 　　第二天晚上，宋美龄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设宴，为全体参战人员庆功。她在祝酒辞中说，这次袭击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日本当局已将台湾行政长官罢免，并将松山基地司令官撤职审判。 　　在异乡作战，语言障碍是最大的不便。苏联航空志愿队来中国作战初期，曾发生跳伞的飞行员被当地民众误认作日本人而加以围攻的事件。为了避免类似的误会，国民政府为他们制作了蓝色的袖章，上写“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１９３８年初，波留宁的飞机在作战返航时出现故障，迫降在一片芦苇里。全体机组人员忧心忡忡地望着这个陌生地区。不久，三百多个中国人小心翼翼地朝他们走来。波留宁赶紧用手指着绣在他制服上的蓝布条，中国人端详了一会儿，突然露出了笑容。 　　机组人员通过图画语言，指导村民们把重达七吨重的飞机从沼泽地里拖出来，中国人硬是靠人力把飞机挪到江边，抬上一条小火轮，一位老船长痛快地答应把飞机运到汉口。 　　随后，这几位“洋人”被安排到一家小餐馆吃了顿安逸的便餐，有蒸肉、花生米和各种陌生的蔬菜。饭后，他们在安静的村舍里美美睡了一觉。他们好不容易才弄清楚那地方叫做芜湖，在他们记忆里，那里好像一个战时疗养所。 　　护送他们去汉口的中国小伙子带足了面饼，还带了茶水。他一路上做着手势讲故事，用口哨吹出动听的中国民歌。两天后，飞行员们安全回到汉口基地。不久，飞机也运到了基地。 　　再说日军在武汉空战中吃了亏，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报复。４月２９日是日本的“天长节”，是日本人大庆的日子。侵华日军头目企图在这天之内一举消灭驻武汉的中国空军主力，为天皇祝寿，邀功领赏，调来海军佐世保第二航空队执行这个使命。 　　离日军预定的奇袭还有九天，中国空军击落了一架在湖北孝感上空侦察的日军双座侦察机，在死去的日军飞行员身上搜到一个笔记本，上面记载着日军的空袭计划。中国空军积极准备迎战。 　　日军并不知道计划已经暴露。２９日下午两点半，日本海军第二航空队出动三十六架重型轰炸机，在十二架战斗机掩护下，杀气腾腾飞向武汉。 　　中国空军三个大队的十九架驱逐机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４５架战斗机，此刻已占据有利高度，等待日机进入布好的口袋。中苏空军的作战方针是：一个机群在武汉东北巡逻，相机与日军战机缠斗，迫使日军战斗机与轰炸机分离；另一个机群负责保卫武汉市区，重点打击日军轰炸机。 　　日军机群刚一进入武汉上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的九架И－１５首先迎了上去。此时，敌我飞机数量为四比一。第四大队不畏强敌，突入日机编队，与日机展开“空中肉搏”。 　　开战不到五分钟，少尉飞行员陈怀民首先咬住一架日机，把它揍了下去。这是陈怀民击落和重创的第三架日机。半年前，日军出动三百多架飞机空袭南京时，他驾驶二四○五号霍克飞机，与战友们一起，击落日机一架，击伤四架。陈怀民被四架日机包围，油箱被日机击中起火，迫降长江，折断了鼻骨。 　　伤愈后，母亲对他说：“怀民，杀敌报国，无上光荣，妈不扯后腿，可我有个心愿，为 了咱陈家不断香火，你先结婚吧。” 　　陈怀民说：“我正在作战，结婚会增加心理负担，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二一八”空战中，陈怀民随队从孝感飞到武汉应战，座机被日军击中，迫不得已跳伞，腿部负伤。４月１０日，他驾机飞到台儿庄低空侦察，返航途中与日机遭遇，孤军奋战，撞毁一架日机，自己又一次跳伞成功。 　　这一天，陈怀民首开纪录后，一拨机头，盯住了另一架日机。他的出色的战斗动作，引起了日军注意。五架日机发疯似的扑上来，狠命向他射击。陈怀民的战机多处中弹，难以操纵。他本可再次跳伞求生，但他开足马力，向附近一架日机的机背撞去。“轰隆”一声巨响，两条火龙翻滚着落向地面。陈怀民的壮举，使日军飞行员胆寒，令地面上观战的中国军民动容，令空中激战的战友骄傲！ 　　在陈怀民的鼓舞下，中苏空军越战越勇，经半小时激战，击落日机二十一架，其中战斗机十一架、轰炸机十架，取得抗战以来最辉煌的空战胜利。武汉三镇掀起了祝捷的热浪，人们涌向王家墩机场，慰问凯旋的飞将军。第二天，冯玉祥为陈怀民赋诗一首，以纪念“四二九”空战，缅怀英烈：“舍身成仁同归尽，壮烈牺牲鬼神气。” 　　人们在清理被陈怀民撞落的那架日机残骸时，发现了日军飞行员高桥宪一的妻子美惠子的照片，以及美惠子写给丈夫的信，信中充满了凄凉、孤独和对丈夫的缱绻之情。陈怀民的妹妹陈难读了这封信，提笔写下《一封致美惠子女士的信》。她愤怒地控诉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侵华战争的罪行，表达了对美惠子的关心。这封信拨动了亿万人的心弦。武汉各报相继刊登，电台将它译成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香港《读者文摘》把美惠子和陈难的信一起刊出，并介绍她们的通信。这件事轰动了全球，形成强大的反法西斯舆论。 　　日本空军遭到重创后，在一个月内没有再敢进犯武汉上空。直到５月底，日军才恢复对武汉的空袭。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日本人瞠目结舌的事情。５月１９日下午，两架马丁式СБ－１０轰炸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升空向东飞去，这两架飞机的飞行员，是徐焕升和佟彦博。轰炸机上装载的不是炸弹，而是写给各界日本人的二十万张传单，上面写着： 　　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徐焕升和佟彦博驾机经过南昌和衢州，到达宁波前进阵地加油，然后直飞日本，在第二天下午抵达九州上空，一路奔袭，向长崎、福冈、久留米和佐贺等主要城市及四国的部分地区散发了传单，然后安全回国，分别在玉山和南昌机场降落。 　　日本上空来了中国飞机，全国骚动，惊恐万分。徐焕升后来回忆道：“当时，日本的防空哨戒能力相当幼稚，我们进入日本上空时，并未被发现；直到完成任务离开日本，俯视眼底的都市才刚刚在实施灯火管制。及至天明飞回到我国东海岸上空之际，接到地面联络，得知在上海、杭州一带有多架日本飞机升空拦截我们，但我们则掩蔽在云雾中安全返航。” 　　这次针对日本本土的“人道飞行”，没有投掷一颗炸弹，也没有人流血，只是实施了“纸弹轰炸”，使日本政府非常难堪，在国际上引起了深切关注，国内外舆论一致称赞中国翱翔在天空的雄鹰。 　　接下来，在５月３１日上午，日本海军第十二航空队的十一架战斗机袭击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正义之剑”大队的三十一架战机立即升空，爬到一千五百米高度，作为主力迎敌。与此同时，中国空军的十八架战机也爬上二千四百多米高空，构成立体纵深的空战态势。 　　１２点左右，飞入武汉上空的日机，见中苏空军已排好队形迎战，急忙掉头回窜。中苏空军近五十架驱逐机扑向日军机群，击落几架日机。其余日机掉过头来，正要激战，中国另一个机队赶来增援，又连续击落几架日机。苏联飞行员古班柯击落一架日机，机枪子弹打光了。还不愿撤离战场，开足马力，向一架日机猛撞，将它的机翼撞断。失去一条机翼的日机一头栽向地面。古班柯驾驶负伤的飞机安然返回。 　　这次空战击落日机十四架。作家老舍描写了当时的盛况：“看到敌机被我机打伤，曳着黑烟逃窜，走着走着，一团红光，敌机打几个翻身，落了下去，有多么兴奋、痛快呀！” 　　至此，中苏空军在武汉上空与日军进行了三次大空战，共击落日机四十多架。６月５日，国民政府在汉口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在空战中牺牲的空军官兵。武汉三镇万人空巷，人们涌向会场默悼。中共中央代表参加悼念，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办事处献上花圈和写着“义薄云天”的横幅，挽联上写的是“捐躯报国”。 　　武汉空战的胜利，当然应该感谢苏联雪中送炭。苏联空军志愿队支援中国抗战，始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从苏联阿拉木图经中国兰州到汉口的航线开通以后，就有二百五十四名苏联飞行员和机械人员组成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分别由马琴和库尔丘莫夫率领，驾驶二十一架СБ轰炸机和И－１６战斗机来到中国。１０月２１日，由四百四十七人组成的第二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在阿拉木图集中，出发来到中国，与第一批人员共同组成四个大队，拥有一百二十四架飞机。１１月，波留宁率领第二批СБ轰炸机来到中国，驻扎汉口机场。１２ 月底，由勃尔盖维森斯基率领的И－１５战斗机大队分三批来到中国，驻扎南昌机场。武汉和南昌成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中心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