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民支队与群众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里，马本斋消瘦了，眼窝深陷，颧骨高耸。他带头勒紧裤带，缩减口粮接济村民，自己有时一天只吃一小碗黑豆，或者吃半斤榨过油的花生饼。战士们关心司令员，行军休息时给他挖了些马齿苋，被他送给了最困难的老乡。 　　部队要行军，司令员要指挥作战，生活又如此艰苦，马本斋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得了一种重病——疗毒，中医叫“砍头疮”。鲁西北缺医少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医生为他动了手术。但疮毒已经扩散。他高烧不退，后来又转成肺炎，处于半昏迷状态。 　　这时，党中央来电问候马本斋，并调回民支队去延安接受重任。在部队出发前的动员大会上，马本斋挣扎着来到会场，竭尽全力说道：“同志们！你们马上就要动身去革命圣地延安了。听说有人不愿意马上走，要跟我一起走。同志们想我，我也想同志们，但不能感情用事。你们不是跟着我马本斋个人干革命，而是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你们前面走，我很快就会跟上你们，咱们延安见！” 　　1944年1月底，回民支队奉命奔赴陕甘宁边区，部队离开心爱的首长默默地出发。马本斋坐在油灯下，艰难地写着他写了多年的《战斗札记》。 　　鞍马劳顿，操劳过度，他病情加重，处于昏迷状态。冀鲁豫军区派一个连的兵力护送他去医院，途中，他醒来了，看到用一个连送他一个人，心里很不安，坚持只让留下一个班，叫其余战士赶快归队。 　　这年2月，在一个寒冷的黎明时分，马本斋手握钢笔，半坐在床上，腿上摊着那本《战斗札记》，悄悄告别了他深爱着的回民支队。铁骨铮铮、赤胆忠心的马本斋，享年四十二岁。 　　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进行大小战斗八百七十多次，歼灭日伪军三万六千多人。回民支队是全国影响较大的一支回民抗日队伍，也是八路军冀中军区主力部队之一。 　　中共中央为马本斋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题写了“马本斋同志不朽”的挽词。当地人民怀着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崇敬心情，献出十亩良田，在莘县张鲁为马本斋建了陵园。 　　在同一年里，八路军失去了马本斋，新四军失去了彭雪枫。皖南事变后，彭雪枫率领新四军第四师坚持在淮北敌后抗战。他率领第四师西进，取得一系列胜利。9月中旬，日军向第四师大举“扫荡”，他们转战于萧县、宿县、永城和夏邑之间，猛烈打击日军。彭雪枫在9月11日夏邑八里庄的战斗中不幸牺牲。陈毅写了八首《哭彭雪枫同志》，其中的一首哭道：“雄气压陇海，英风断淮河。荣哀何有尽，万众泪滂沱。” 　　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张爱萍继任第四师师长，韦国清任副师长。 　　1944年，日军处境维艰，由于战线拉长，使得日军减轻了对敌后战场的压力，为抗日根据地军民转入对日局部反攻造成有利条件。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这一年，中共领导下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这些局部反攻是以集中适当的兵力作战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进行的。 　　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强调夺取城市的重要性，要求各局和各省委同样重视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高度重视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的工作，争取取得显著成绩，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中共军队及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 　　晋西北军民在1944年春季攻势中开辟了新的游击根据地，收复了普格寨等多处日军据点。在秋季攻势中，他们以忻县静乐公路、离石岚县公路、静乐宁武公路为重点，进攻静乐交城忻县等地区的日伪军，毙伤九百多人，俘虏一千多人，收复七百七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年晋西北根据地军民共解放人口四十多万。同时，大青山解放区军民也积极开展游击战，绥西绥南区也恢复到1942年以前的局面。 　　山东军民先后对鲁中、渤海、滨海、胶东发动攻势，打通了沂山、鲁山、泰山、蒙山各山区间的联系，控制了诸城日照公路大部分及海州青岛公路和诸城胶县公路各一段，巩固和发展了胶东和渤海的联系，使滨海和鲁中连成一片，并解放了利津、沂水、乐陵、临邑、南皮、莒县等县城。山东根据地军民在这一年中共进行较大战役十五次，歼灭日伪军近六万，攻克县城两百多处，解放人口九百三十多万人，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和滨海五个巩固的根据地。 　　北岳区军民围攻涞源地区的日伪军，袭入灵丘定襄两县城以及忻口车站，攻克日军据点、碉堡四百多处，恢复和解放村镇一千六百多个，解放人口八十多万。冀中区军民攻克定县的怀德、饶县的官厅和高阳的旧城，解放了肃宁县全境，袭入天津市，攻克日军据点八百多处，解放村镇三千八百多个，解放人口一百二十多万。冀东区军民先后攻克太平庄新庄子三岔口等二十一个据点，收复蓟县平谷三河之间大片地区，开辟了通县公路以南地区，逼近北平天津近郊。晋察冀根据地军民总共作战四千多次，毙伤日伪军二万二千九百多人，拔除日军据点一千六百多个，解放人口七百五十八万，扩大了北岳区，巩固了平北与平西区，坚持了冀东区，恢复了冀中区。晋察冀部队分别组成冀晋军区、冀中军区、冀察军区和冀热军区。 　　太行区军民向蟠龙至武乡、榆社至武乡、水冶至林县之间的各条公路沿线发起攻势作战，收复蟠龙镇、榆社县城和水冶镇，并向邢台沙河新乡辉县地区发动进攻，开辟了新乡辉县根据地。太岳区军民出击济源和垣曲地区的日伪军，收复国土两千六百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十一万，并控制了两地之间的部分黄河渡口。冀鲁豫区军民在昆山地区发动攻势，攻克日军据点五十多处，恢复了昆张地区，打开了东平和汶上的局面。随即进攻清风城和湖西地区，恢复微山湖西中心区，使山东西部各个小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一年中，晋察鲁豫根据 地军民总共毙伤日伪军三万八千多人，收复县城十一座，解放人口五百多万，收复国土六万多平方公里，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 　　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取得了巨大的战绩。外国的民众迫切希望了解。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们多次提出要求，蒋介石才同意组织一个中外记者团访问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5月17日，由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等六名外国记者和孔昭恺、张文伯、赵超构等九名中国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团离开重庆前往西北。6月9日，记者团抵达延安。1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礼堂会客厅接见他们，发表热情洋溢的祝词，并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22日，叶剑英在王家坪全面系统地给记者团介绍了抗战以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状况和作战状况，以及所抗击的日伪军数量，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状况等。 　　延安文化界在24日集会，招待中外记者团，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当时正值中共七大前夕，记者团采访了周恩来、刘少奇、贺龙、陈毅、聂荣臻和徐向前等中共高级领导人，还见到了在延安工作的外国友人马海德和林迈可等。他们广泛参观了边区政府的各种工厂、新华社、自然研究院和医院等设施，对延安生机勃勃的场面留下了深刻印象。外国记者要求前往八路军前线继续参观，到10月下旬才返回重庆。 　　记者团在西北访问期间，向国外报纸发出了许多新闻稿，后来还写了许多文章和书籍，如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和《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如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解放区人民的伟大业绩，使全世界人民对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有了客观的了解。 　　史迪威同样希望了解中共，并与中共建立联系。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在年初就拟定了一个派遣美军观察团到延安的计划，由于蒋介石一再阻挠，拖到7月才实施。代号为“迪克西团”的美军观察组十八人分两批从重庆飞抵延安，第一批在7月22日起程，第二批在8月7日起程。其主要成员是包瑞德上校、谢伟思和克罗姆林。观察组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人，彭德怀、陈毅和叶剑英等人向观察组做了有关根据地的专题报告。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尽情游览参观，对中共的政治状况、军事状况和军事实力有了进一步了解。中共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八路军的高昂士气，解放区的生气勃勃，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7月28日到第二年3月1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进行了六次谈话，纵论中美关系、国共关系、中苏关系和中日关系，阐述了许多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深刻影响了谢伟思、包瑞德等观察组成员。通过他们发回美国的大量报告，毛泽东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马歇尔、史汀生和史迪威等人。观察组一直在延安呆到下一年8月。第一任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后来写有《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记述了全部过程。 　　来到延安的不仅有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也在11月7日访问延安。美国认为，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就无法战胜日本，赫尔利来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赫尔利一到重庆，就开始与中共代表林伯渠与董必武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在获悉谈判情况后，向赫尔利发出邀请。赫尔利在林伯渠陪同下飞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到机场迎接。赫尔利第二天就与毛泽东等人开始会谈，经过激烈辩论，赫尔利接受了中共提出的五条协议，认为“这些建议完全是合理的”，而且还可以修改得更有利于中共，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感到吃惊。 　　10日中午，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延安协定草案——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上签字。赫尔利认为，这个包括五个条款的协定，反映了美国对民主与人权的观念，因此十分兴奋，马上带着尚缺蒋介石签字的文件返回重庆，周恩来也同机前往，继续与国民党方面谈判。 　　毛泽东为了加快抗战胜利的进程，在年底决定抽调部分主力向华南地区发展。南下部队从第三五九旅抽调主力三千八百人，中央组织部选调一批干部，护送九百多名南方干部，组成约五千人的部队，简称为“南下支队”，正式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 　　提起第三五九旅，人们就会想起旋律悠扬的女声歌曲《南泥湾》。大家都知道，王震和他的第三五九旅都是陕甘宁边区屯田垦荒的模范，但并非人人都知道，这支部队在抗战将要胜利的时候，经历过一次铁流万里的漫漫征程。 　　南下支队于11月19日从延安出发，两天后渡过黄河。战士们在河边站了很久，才依依不舍地走进吕梁山区。12月1日，天空不停地飘着雪花，骡马的铁蹄踏在冰冻的山路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山势陡斜，人和牲口不断在雪地上摔倒，有几匹骡马滚下山沟摔死了。翻过第一道山头，王震指着前面山岗上的一座岗楼说：“那就是敌人的碉堡。如今敌人兵力短缺，顾了头不能顾脚。主要兵力都集中到铁路沿线去了，留下的少数敌人夜间不敢出来；要是白天，就不会让我们这样平安通过了。” 　　4日拂晓，部队从鸦儿崖出发，计划翻过吕梁山主峰，向汾河平原前进。王恩茂自告奋勇，和向导一起当开路先锋。他很会走山路，迈步宽稳不摔交。这一天所经过的一些村庄，房屋全被日军烧毁，满目凄凉景象，侵略者的凶残狠毒，令人发指。 　　部队经过阎家庄时，大家站在雪地里开动员会。王震说：“同志们！我们经过几天雪地行军，现在要过关了。我们过的不是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关，而是同蒲铁路这一关。我们这次主要是过关，不斩将。我们要从敌人的那些像狗牙一样的据点当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插过去。至于那些据点，暂且不去动它，相信它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部队在8日跨过汾河便桥，来到同蒲铁路。大家揭开手榴弹盖，打开枪机，随时准备开火。支队主力接近铁路时，从平遥方向开来一辆日军铁甲车，突然向这边开炮。王震跃上铁路，指挥前卫队反击日军。一时间，手榴弹在铁甲车四周爆炸，步枪和机枪对准日军射击。铁甲车上的日军有了死伤，很快往回开走。 　　“快走，快！”王震估计日军会增兵，连声催促部队。 　　左路纵队派了一个班监视路边的碉堡。后卫部队过铁路时，日军猛烈开炮。一颗炮弹落在监视哨前，战士张振海在炮弹尚未爆炸的一瞬间扑上去，想把炮弹扔开，结果炮弹在他身下爆炸。他用生命保护了战友。班长捡起烈士的一角血衣，藏在贴身的衣兜里。 　　南下支队很快通过了铁路线。1945年1月23日，部队徒涉淮河，向豫鄂边境进发。部队翻过鸡公山东麓，接近鄂北礼山县三里城，新四军第五师派来迎接的队伍也快到达了。这时，侦察员报告：“前面发现日伪军一个中队百余人，企图阻止我军和新四军会合。”官兵们坚决要求消灭敌人，王震同意了大家的请求。南下支队与新四军取得联系，分别沿三里城左右两侧运动过去，把日伪军包围起来。战斗打响，两军一齐向日伪军冲杀，很快就全歼了这股敌军。南下支队和新四军会合了。 　　王震兴奋地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和盼望已久的新四军第五师兄弟兵团胜利地在中原会师了！五师的战友们在李先念、郑位三同志的领导下，同豫鄂湘赣边区人民一起，在敌后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创造了中原解放区。他们已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人民抗日武装，我们要向他们好好学习。” 　　29日，南下支队和新四军举行会师大会。李先念说：“八路军老大哥在北方打了许多胜仗，英勇善战，经验丰富，我们五师总想学，但是在见到你们之前总也学不像。这次同志们来了，我们要好好学习，加倍提高我们的战斗力。” 　　王震说：“同志们，昨天我留着一脸大胡子，好像个老大哥的样子。今天我把胡子一剃，实际上只算得上个小弟弟。” 　　中原会师为南下支队创造了有利条件。《新华日报》报道说： 　　一支保卫中国人民的武装，一支收复广大国土的武装，一支由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教育出来的劲旅——八路军南下支队，战胜了一切封锁和困难，到达了五省边区的基地，和新四军第五师兄弟作光荣而骄傲的胜利会师。 　　南下支队在大悟山地区休整了半个月，于2月14日告别了新四军战友和边区人民，继续向南进发。 　　部队向鄂南挺进，必须跨越长江天险。南下支队在新四军协助下，拔除了日伪军设在长江两岸的外围据点，突破天上有飞机轰炸江上有巡逻舰控制的长江天堑。王震随第二批部队渡江，敌军疯狂阻击，他那竖起的浓浓眉毛直跳动：“迫击炮、机枪，对空射击!”顿时，南下支队的火力在空中交织，天空布满了烟和火，炮弹和子弹包围了日军飞机，日机连忙飞走。 　　南下支队渡过了“天堑长江”，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庆祝你们安全南渡长江，并预祝你们胜利前进!” 　　南下支队继续前进。王震穿着他那件破皮衣，走在队伍中间，面露倦容，嘴角却挂着微笑，对大家说：“我们渡过了南征途中的这道最大障碍，敌人再没有办法阻挡我们了，我们胜利了!” 　　南下支队在24日来到一个叫大田畈的地方，准备宿营，发现有日伪军从三溪口方向直奔这里而来，前面是五六百名日军，后面紧跟着七八百名伪军，最后还有一队日军炮兵。 　　曾世勇两眼监视着汹涌而来的敌人，小声对身边四名侦察员说：“这里离我们主阵地很近，回去报告来不及了。你们说怎么办？” 　　一个侦察员说：“打吧，班长！只要枪一响，就给主力报了警。我们在路上设法拖住敌人，主阵地那边就能争取时间巩固阵地。” 　　曾世勇当即决定：“好，准备射击！”他将四名侦察员分成两组。鸣枪之后，他们互相掩护，边打边往后撤。 　　前哨战打响了。骄横的日军，依仗武器精良，有恃无恐地向大田畈猛扑过来。一时间，步枪、轻重机枪和大炮一齐开火，各种爆炸声响成一片。曾世勇指挥四名侦察员且打且走，日军摸不清他们的人数，展开了战斗队形。 　　第一大队第二营听到前面传来激烈的枪炮声，营长跑步来到第五连的主阵地，从指挥所内用望远镜观察日伪军的进攻，发现日军这次不像过去那样让伪军在前面当炮灰，而是自己 打头阵。他把望远镜递给身边的第五连连长，问道：“你说说，敌人这是捣的什么鬼？” 　　连长想了想，说：“鬼子跟咱们干了几仗，一次都没讨着便宜。这会儿他学乖了，知道靠那些无用的伪军打头阵，根本对付不了从华北过来的八路军，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往前冲。” 　　“对，这是一个原因。”营长思忖着说，“还有一个原因是，鬼子被咱们打毛了，要跟咱们决一死战，妄想在鄂南歼灭咱们。你叫战士们赶快加固工事，准备跟鬼子打一场狠仗！” 　　第二营营长为了进一步摸清敌军的战斗部署，也为了第五连能有多一点时间巩固阵地，命令第二排推进到主阵地前三百米的无名高地上，同日军打一场持久的前哨战。 　　第二排迅速在无名高地上摆开，用步枪和轻机枪杀伤日军，迫使日军提前展开进攻队形。曾世勇他们和日军周旋了将近一小时，也退回无名高地上。日军怪声吼叫着，不断向无名高地冲锋。第二排打退日军三次冲锋，坚守了两小时，从容不迫地撤回主阵地。 　　下午5点，日伪军占领无名高地，调整了战斗部署。大约半个小时后，又在炮火掩护下向八路军发起猛攻。营长命令第一排配合从无名高地撤回的第二排，在主阵地前山脚下的阵地上阻击敌人。第三排作为预备队，在主阵地上加强工事，用火力支援前沿。日军兵分两路，气势汹汹地扑向主阵地。密集的子弹打在山岩和墙垣上，溅起满天碎石泥土，砸在战士们身上。 　　天黑了，敌军的炮火还是那么猛烈。一串串耀眼的弹光从夜空划过。阵前的山岩，被枪弹打成了蜂窝；山上的房屋，被炮火炸成了焦土。到处弥漫着浓黑的硝烟。南下支队坚守阵地，顽强地同敌人对峙。日军调来一大队伪军增援，潮水般地不断发起冲锋。八路军战士沉着应战，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杀敌。有个战士每射倒一个敌军，就骂一句：“不要命的，来吧！尝尝八路军的小黑枣儿！” 　　午夜，王震得到前沿报告，决心歼灭这股敌人。他派第二大队的第一连和第三连支援第一大队，又给第一大队写信，命令他们务必消灭敌军。 　　第一大队第二连连长朱新阳接到王震的命令，大声宣布：“同志们！王司令员命令我们坚决消灭进犯大田畈的敌人！”朱新阳一跃而起，冒着密集的枪弹，带领战士们冲锋。一时间，杀声震天，刀光闪耀，一把把刺刀插进日伪军的胸膛。 　　朱新阳率领战士们拼弯了刺刀，大叫一声：“同志们，杀啊！”随即冲进敌群，夺下日军的一把战刀，上下挥舞，左右劈刺，一连砍倒八名日军，他身上也被日军刺伤几处。一颗子弹向他飞来，从后面穿腹而过。他用手去捂伤口时，肠子已经流出。他咬紧牙关，左手按住伤口，右手高举战刀，继续指挥战斗。 　　此时，王震率领部队赶到，向敌军猛冲，敌军仓皇溃逃，部分日军龟缩到四座碉堡里负隅顽抗。八路军一鼓作气，用辣椒稻草熏烟呛他们，用煤油桶装炸药炸他们，用枯草围起来烧他们，挖地沟把碉堡炸开，歼灭了四个碉堡里的所有日军。26日，大田畈大捷，八路军威震江南。南下支队渡江后，第一仗就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 　　南下支队即将进入湖南，决定一概不打国民党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取消了“南下支队”番号，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救国军”，下属各大队全部改为支队，组织领导一概不变。 　　王震率部进入平江和浏阳地区。这一带是红军时代湘赣苏区的中心，南下支队前身的红六军团，就是在这里诞生。部队中许多连以上干部出生在这一带，他们从湘赣苏区时代一直战斗过来。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熟悉。 　　薛岳对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到来极为恐慌，电令副手王陵基实施所谓“堵击奸匪计划”。第九战区所属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队，马上行动起来，就像当年堵截“追剿”长征中的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那样，堵截追击入湘的八路军南下支队。 　　薛岳对平江县警察大队长单先麟非常欣赏，他率领部队在平江与日军作战立过功，曾获薛岳的嘉奖。这一次，薛岳把防守平江的重任交给他。单先麟心里非常矛盾：是抗击南下支队，还是放弃县城？他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应该团结一致，枪口对外！ 　　为了避免警察大队与南下支队相遇，单先麟与南下支队的耿参谋约定了暗号：如果白天相遇，用帽子放在枪刺上打转转的就是自己的部队；晚上相遇，用手电筒光在天空中打圈圈的就是自己的部队。 　　有了单先麟的帮助，南下支队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平江县城。 　　在平江召开的全县民众大会上，王震和王首道操着浓重的浏阳乡音讲了话。会上选举了县长和城关镇长。王震和王首道都是浏阳人，又都是红六军团和湘赣苏区的主要领导者，在这一带享有很高声望，他们率部重归故里，对民众有着特殊的号召力。民众争先恐后地拥来，说不尽的离别情，道不尽的心里话。 　　王震说：“我们这次回到湖南，就是为了来打日本鬼子的，过去的斗争事实说明，我们湖南人民从来是不信邪的，是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我们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武装起来。” 　　4月13日，南下支队在汪坪召开军政委员会，决定建立湘鄂赣边党政军统一的领导机构，以便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和军事上的统一指挥，全面领导湘北和鄂南一带的斗争。 　　这时候，国民党顽军已从三面向平江逼近。为了明确表示八路军团结抗战的正义立场，避免内战，南下支队于15日撤离了平江城。6月下旬，南下支队主力从湘北的湘阴地区第二次返回鄂南，在此休整。8月底，南下支队抵达广东南雄县境内，与前来接应的东江纵队仅距百里之遥。这时，时局突变，日本投降了。南下支队奉命北返。10月10日，部队北渡长江，复名第三五九旅，编入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序列，王震调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鹏任旅长，王恩茂任政委，继而转战鄂北和豫南。 　　南下支队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克服严寒酷暑和高山险阻，行程一万五千多里，连续行军作战，英勇打击日伪军，对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南下支队返回延安后，党中央为他们举行庆功宴。席间，毛泽东说：“这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