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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末代相府
克虏伯大炮的终生崇拜者
作者 : 宋路霞



　　李鸿章天生一个劳碌命，打太平军打了十一年,好不容易总算打完了,又要去“剿捻”;北上“剿捻”剿得差不多的时候,天津那边又来事了。

　　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了,平民教民,杀杀打打;一边是外国人打死了天津知县,捣毁了衙署器物;一边是中国人火烧教堂、领事署,打死了法国领事和秘书……中国人冒犯了洋人,那还了得?何况还打死了二十几个洋人！于是七国连衔抗议,开来军舰示威,扬言要把天津化为焦土,外国军舰已集结在渤海湾大沽口了,直接威胁着北京……眼看又要引发更大的国际争端,清廷一看大事不好,赶紧把最强悍的淮军调到天津,以防不测,同时叫李鸿章来帮助曾国藩处理这棘手的教案问题,顺手把李鸿章推上了外交前线。

　　李鸿章马不停蹄地率兵赶到天津,真的是没有一天闲工夫。在他之前,他的恩师曾国藩已经在处理这个事件了,把双方来了个各打五十大板,想尽快把事件平息下去。但是想不到事情很不顺手,民情沸腾,不肯买账,“媚洋”、“洋奴”的帽子满天飞。主要是天津是个有着深厚反帝土壤的地方,离北京也近,有的地方官员还有着皇宫里的背景,事情就尤为复杂。结果曾国藩没有为太平军和捻军送命，却为此天津教案送了命，事情还没办完身体就吃不消了,一年后去世了。 李鸿章当然也不愿与民众为敌,但是处理这件事宜快不宜迟,迟了又要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洋鬼子不就是仗着他们的坚船利炮吗?那就会引起更大的麻烦。鸦片战争时期的场面李鸿章没见过,但是打“长毛”时华尔和戈登手里的洋枪洋炮的威力,李鸿章还是亲眼领教过了。

　　尽管还是朝议纷纷,尽管挨了不少天津人的骂,尽管朝廷内部也并不完全认同他的做法,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在曾国藩办案的基础上,继续快刀斩乱麻：杀掉主要“打教”人员二十人,充军发配二十五人。就双方死伤的人数来说,基本算是一命偿一命,双方扯平了,好歹就算是“结账”了。但是为了安抚民心,争取舆论的支持,李鸿章再次操起了“痞子腔”。 据说到了真正处决“打教”人员的时候,拉出去砍头的并不全是真正的杀洋人、烧教堂的人员,有一部分原本就是死刑犯,该着要死的。李鸿章以这些人来充数糊弄外国人,天津的老百姓就暗暗叫好。而且,又在原定的二十名死刑犯中,又解救了四人,重新判为徒刑发配,这就又缓和了不少气氛。

　　洋人那头则用“糖衣炮弹”来轰,也算轰平了。不过洋人方面还要求赔偿五十多万两损失费。李鸿章这时是宁肯花钱买太平,五十万就五十万吧,赶快给我退兵!清廷那头要的就是快赶那些军舰走路,满朝的衮衮诸官,一看见大沽口的军舰就掉了魂,他们总在担心鸦片战争的噩梦重演! 李鸿章也被此教案搞得精疲力尽,心里恨得要死。鬼子不就是欺负咱们没有快枪利舰吗?不就是欺负大清军事上弱吗?眼前尽快平息教案还算是小事,大事是如何赶紧自强、自救。

　　中华帝国一旦强大了,看谁还敢欺负?洋枪洋炮洋舰,咱们不会造,难道还不会买吗?先买他一些“利器”和“制器之器”,又有何难?然后收买他们的能工巧匠,收买他们的技术,以利我们仿造,天长日久,不信大清赶不上去…… 买洋枪洋炮洋舰船是需要很多钱的,但是只要严格设卡收厘,加强税收管理,堵塞财政漏洞,同时派出大员,给予优惠政策,设法振兴民族工业,广开财源,富国了就必能强兵!其实当初他在江苏巡抚任上先后创办的炸弹三局、上海制造局、广方言馆,组织人员大量翻译西方科技图书,包括德国的军事书籍……出发点均是在此。

　　那时不仅是李鸿章,清廷的满朝文武都认为,中国的古老的典章制度是没话说的,问题就是兵器不如人家,所以才受欺负,于是要想方设法用新式武器装备军队,同时研究如何仿制,几乎是上下一致的呼声。李鸿章终生以此为己任。 《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的编纂主持人、李鸿章的曾侄孙李家锦先生在总结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的办法时说,其实这与他跟中国人打交道的办法没什么大的差别,不过是一要善于借力,也就是会周旋,正面进攻不行就打擦边球;二要充分使用“糖衣炮弹”,进行攻心战;三要适当地耍点“痞子腔”。

　　有此几条,就常能无往而不胜。果然,他的老师曾国藩没能摆平的事情,他一到场,三下五除二就算摆平了。 清廷看这个安徽人本事真不小,既会打仗又会跟洋人周旋,奏折上得很合尺度,把外国军舰也哄走了,那就太好了,那就别让他走了,留在天津吧,往后跟鬼子别扭的事还多着呢,恐怕一辈子都干不完呢。 很快,李鸿章得到了任命(1870年8月),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而曾国藩仍回任两江总督。接着又命他兼任钦差大臣(即后来的北洋大臣)。至此,他的权势和声望已在曾国藩之上了。 直隶总督,那可是全国的总督之首啊,历来都是清廷最信得过的人才有望“中标”;北洋大臣,那更是清廷的半个臂膀,掌管着洋务、海防等诸项内外要政,若非心精力果，与朝廷肝胆相照的开放型的干才,绝非能胜任。那时的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列强没事找茬,那洋枪洋炮、坚船利舰整天就对着你家门口,清廷就没有一分钟安心。

　　北洋大臣干的就是个最麻烦的差事,那是朝廷对外周旋的前沿阵地,还是对内洋务自强的前沿指挥部。不仅要面对虎狼般的流氓列强,背后还要时时防备明枪暗箭。因为在那个连天文学、算学也不让创办，连铁路也不许修建的时代,迂腐的传统势力是足可以置你于死地的。 1872年,李鸿章又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仍留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至此,李鸿章的权势和威望如日中天,成了清廷眼里最有用的人。他利用手中的权利,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换枪换炮,提高作战能力,巩固海防。原先对付“安内”的功夫,现在要面对洋鬼子了。他要利用天津这个华洋杂处的有利环境,抓紧更新武器装备,以备不时之需,这就需要一批洋幕僚、洋朋友、洋顾问,需要一批属于自己的翻译人才和擅长洋务的干才。

　　在当时,没有一个督抚大员像李鸿章那样,敢于在身边聚集那么多的洋幕僚和洋技师,他把他们当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窗口,天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能很快知道，以至于人们现在能看到的李鸿章在公开场合露面的照片,几乎没有一张身边没有洋人的,这在“教案”迭起的时代,需要多大的勇气!洋幕僚们则有意无意地,客观上也常代表本国的利益,在向李鸿章施加影响。这样的“朋友、客人和同事”的关系,是晚清七十年中的新鲜事物。 但是买什么品牌的大炮小炮才最经济致用,清廷开头心中并不很有数。19世纪60年代,淮军只是通过军火走私商,买到什么品牌就是什么品牌,反正总比中国原始的土枪鸟枪要强得多。那时中国的兵器还停留在冷兵器和旧式火器并用的时代,火器以抬枪、抬炮、鸟枪为主,特点是铜铁浇铸,管式滑膛,前装散弹,用火绳和燧石点火……这样的原始兵器发射慢,射程近,命中率低,以此来对付太平军和捻军,大家水平相差不大,还算马马虎虎,而对付克虏伯大炮或是阿姆斯特朗大炮,甚至铁甲兵舰,那不是笑话吗? 这个时候,人们不得不再次感叹老李的命好。

　　因为这个时候,地球的那一边及时地爆发了一场战争———普法战争,为老李送来了威力无比的德国克虏伯大炮,那炮声让老李兴奋无比,把他的目光再次引向了万里之外。 普法战争中,德国克虏伯公司制造的大炮大出风头,尤其是色当一战,普鲁士第一军的一百二十门大炮,以排山倒海之势,集中轰向法军的阵地,不仅把法军的炮阵压得根本抬不起头来,而且把法军的步兵也挡在了二千米之外,为普鲁士军队成功地赢得了时间,最后赢得了胜利。这一战役奠定了普鲁士胜利的基础,也奠定了德意志统一的基础,意义极其重大。普鲁士军队使用的大炮就是克虏伯的新式大炮，所以人们说:“普法战争的胜利,实际上就是克虏伯大炮的胜利。”因为这些大炮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厉害的陆军兵器。 李鸿章闻知此事后对克虏伯大炮简直就佩服得不得了,羡慕、眼馋极了,他梦中的淮军就应当是普鲁士军队这个样子。他一再感慨德国人的政治军事,把德国视为中国的榜样,他在奏折中给清廷洗脑筋:“该国(德国)近年来发愤为雄,其军政修明,船械精利,与英俄各邦并峙。”所以他在主持引进西式兵器时,通过与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炮和格林兵器比较,最终看中了克虏伯大炮。他计划用克虏伯大炮来装备京津一带和长江一线的炮台。这期间他有信给他的洋务干将丁汝昌:“津案结后,自强之策,大沽海口南北炮台,及北塘等处应驻重兵。长江以炮台为经,轮船为纬。但保津畿、长江自固根本,外人必不敢轻视。” …… 世界上是会有这样巧合的事情,在李鸿章最需要克虏伯的时候,恰好也正是克虏伯需要李鸿章的时候。普法战争之后,德国迅速成为世界军事强国,武器质量、性能不断得到刷新,其本国需求有限,正处在全力向各国推销他们的武器的时代。 德国克虏伯公司是建于1811年的大型工业集团,最初只是生产钢铁,逐渐发展到铁轨、火车车轮等其他重工业的各个领域,但真正令其震撼了世界的,还是他的“全钢后装”的后膛大炮。19世纪50年代,老克虏伯的儿子阿尔弗里德·克虏伯为了证明其生产的钢材的优质性,开始生产枪炮,决计用枪炮来打开世界的大门。这一招果真灵验,经过普法战争,克虏伯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帝国兵工厂”。

　　最初,他们的枪炮只是销往国外,普鲁士军队并没有配备克虏伯大炮。而到了普法战争时,该公司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和发展,制造军火也有了二十年的历史,普鲁士陆军方才采用了他的大炮。而克虏伯大炮的确很争气,在战争中把自己的广告成功地轰向了全世界。战后各国的订单就源源不断了,它就赢得了世界“火炮大王”的盛誉。从此克虏伯公司索性把经营的重点放到军火生意上了,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供应商,也是向中国输出军火的最大的军火商。 克虏伯打中国人的主意是煞费苦心的。

　　当他们的推销人员得知李鸿章对德国并无恶感时,竟肉麻地送上一张李鸿章的画像,和一封足以把老李捧得晕晕乎乎的赞美信,借此跟他拉关系(据《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其实,不送画像和赞美信，李鸿章也是喜欢克虏伯的，现在克虏伯自己找上门来,岂不正好?李鸿章不仅要买大炮,要上海的机器制造局仿造大炮,还要了解和学习德国的军事装备、训练方式、战略战术等等,当然首先是要购买德国的兵器。 德国驻华公使也是克虏伯的好帮手,还有德籍海关税务司人员,以及德国洋行等，不知克虏伯使用了何等锐利的“武器”,使得这些德国人都在为克虏伯奔命。

　　他们游说李鸿章,说是德国人既不在中国贩卖鸦片,又不在中国传教,不会有什么令清廷头大的教案问题,也不存在鸦片战争的问题。德国跟中国国土离得很远,又没有海岸和领土上的纠纷,没有任何宿怨,应该成为好朋友……(据《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这些话,老李都听进去了,认为没错。实际上在那前后几十年间,直到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前,德国人的确没有找太大的麻烦,这就从感情上近乎了许多。 李鸿章的这种崇尚克虏伯的情结,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中国近现代史都发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他身后的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张学良，包括一些地方军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兵器技术大都是以德国为范本的。蜂拥到日本去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后来培养基层军官的事。从洋务运动到抗战爆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德之间的军事交往从来就没中断过。追根究源,还是李鸿章带的头。

　　从现在李鸿章留下的堆积成山的奏折和信函中,人们可知他并不是一味盲目地崇尚德国,而是作了一番精心的比较研究的。他1874年在给清廷的关于海防的奏折中,不知多少次地提到了他对克虏伯大炮的研究心得:“查炮位一项,德国全用后膛,英国全用前膛,俄法则小炮多后膛、大炮多前膛,美国仍用老式滑膛。其中著名厂商,德国曰克虏伯,专造后膛全钢之炮;英曰阿姆士庄,专造前膛熟铁包钢之炮;又有瓦瓦司厂,后膛以钢包钢之炮。论攻坚致远,前膛不若后膛;论稳固经久,后膛不若前膛。故行仗小，炮宜用后膛,取其轻而及远;轮船、炮台所用大炮,究以前膛为宜。此洋炮之大略也。”开始他还以为前膛后膛各有利弊,后来又进一步深化了认识。

　　他在给醇亲王的信中谈到:“后膛装药枪炮最为近时利器。查格林炮一宗不能及远,仅可为守营墙护大炮之用。惟德国克虏伯四磅钢炮可以命中致远,质坚体轻,用马拖拉,行走如飞,现在俄德英法各国平地战阵皆以此器为最利,陆军炮队专用此种,所需子弹之价格与炮价相等。” 基于对克虏伯大炮的认识,李鸿章率先在淮军中组建了有近代意义的新式炮营,采用克虏伯后膛钢炮装备,编制上也仿照德国的炮营兵制。在一些水师中也配备了克虏伯大炮。1877年,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已经装备了十九个炮营,共有克虏伯大炮一百一十四门。每营有正勇一百四十四名,有克虏伯四磅后膛钢炮六门,马匹一百五十匹,车十九辆。已经装备炮营的部队有亲兵前营、盛军、护卫营、铭军、乐字营。“此时的淮军,炮营完全独立,用以配属铭盛各军,以使淮军成为国内惟一劲旅。”(王尔敏《淮军志》) 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期,李鸿章更是大量地购买克虏伯新式兵器。这期间已经过了小日本窃据台湾事件和中法战争,客观上都促使清廷加快了实行军事改革的步伐,克虏伯后膛钢炮更是空前地受到欢迎。

　　1888年夏天,李鸿章定购了两百万马克的克虏伯军备物资,用来装备威海卫和大连湾的海军基地;两广总督张之洞购买了五十二万马克的克虏伯大炮,还计划与克虏伯谈判,投资三百万马克,在中国建一座炮厂;盛宣怀用十一万两银购买了四门克虏伯大炮。1889年,李鸿章麾下的天津军械所通过信义洋行,购买了价值五百五十万马克的克虏伯大炮,用来装备北洋海军的海岸防御系统。这是克虏伯在华贸易的最大一宗。 买了先进的兵器还得有人会操作。所以当克虏伯的使者瑞乃尔1870年带着他的大炮来到山东登荣水师的时候,李鸿章一点也没有感到鬼子的“兵气”,反而把瑞乃尔留在了淮军中,聘他为教官,要他为中国服务,瑞乃尔便成了克虏伯派到中国的最早的军事教官。1872年,李鸿章又托克虏伯公司再推荐人员来华任职,指导淮军炮营操练德军炮法,结果克虏伯方面代为雇了该国都司李劢协来华,约期三年。在李劢协任职期满将要回国时,李鸿章又派了七名淮军基层将官跟其前往德国,继续学习德国军事。被派去的人是:卞长胜、刘芳圃、查连标、袁雨春、杨德明、朱耀采、王得胜。

　　他们学成回国后,被派到淮军各炮营当教练,有的后来成为颇有成就的军事科技人才。 1888年冬,李鸿章又从北洋武备学堂中选拔优秀学生赴德国学习军事,先入德国军校见习,继入克虏伯炮厂接受炮术讲习及构筑炮台的工程训练。这次共选派了五名学员,考中第一名的是段祺瑞,其余几个是吴鼎元、商德全、孔庆塘、腾毓藻。他们留德一年,学成回国后都派上了大用场。段祺瑞最为突出,几年后就出任新建陆军的炮队统带(很多年之后,他竟与李家成了亲家,他的大女儿嫁给了李鸿章的侄孙李国源);吴鼎元当上了新军第五镇统制；商德全先任陆军学校校长,后任天津镇守使;孔庆塘后任云南普洱镇总兵。

　　 在此前后,国内一批技术人员和兵工专家也不断地受到李鸿章的派遣,到克虏伯或德国其他兵工厂考察,其中有金陵机器局的技术人员王承荣,他回国以后不久,金陵机器局就开始仿造克虏伯小炮。还有晚清杰出的科学家、军工专家和翻译家徐寿的儿子徐建寅,他在英、法、德国考察了三十多个兵工厂,也考察了克虏伯厂,回来写成的《阅克虏伯厂造炮纪》,对该厂的生产流程和设备运转作了详细的介绍,对于后来中国仿造克虏伯大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从南到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凡有大清炮台的地方,都能看到克虏伯大炮那高昂的头颅,基本完成了1874年海防大讨论中形成的关于海岸炮台设施的部署,同时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能够掌握和仿造西方先进武器的军事人才。

　　可悲的是,花这么多精力、花这么多钱买来的国防兵器,在后来的实战中并没有为中国赢得多少荣誉,除了在中法之战中还打了几个胜仗,刘铭传在台湾还派了些用场之外,最后在甲午之战中,由于决策和指挥的诸多问题,使很多炮台最终都一败涂地。旅顺炮台、大沽炮台、威海炮台,这些炮台简直就是李鸿章的命根子,那是他二十多年的心血所在,都装备了全中国最好的大炮。旅顺炮台失守时,据说李鸿章老泪纵横———那不仅是他的心头肉,还是他终生的强国之梦,他岂能不老泪纵横? 战败归战败,李鸿章还是不能释去克虏伯情结。一年之后(1896年),他以七十三岁高龄奉命作欧洲之行的时候,尽管已显出老态,在洋人面前几乎已经豪气全无,甲午战败给了他致命的打击,但他到了德国,还是没忘记往远在埃森的克虏伯炮厂走一趟。在克虏伯,他自然受到了空前隆重的接待,他毕竟是该公司几十年的大主顾。克虏伯还专为他印制了四张一套的明信片,赠送了不少礼物。至今在克虏伯公司的历史陈列室里,还悬挂着他的肖像。

　　 关于这些礼物,其他东西现在已经很难查询了,但有一样肯定是李鸿章所喜欢的,并且现在还留在上海,那是一门克虏伯当时新研制出来的小钢炮的模型。 当年李鸿章回国后把这个模型送给了他的小儿子李经迈(李经方和李经述都跟随李鸿章出国,惟独李经迈没去)。李经迈去世后就传至他的儿子李国超手上。李国超在1949年前出国时,因行李过重,将五只箱子寄存在上海合众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处,箱内之物就包括了这门小钢炮模型。解放后合众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这五只箱子也被带了过去,由上海图书馆继续保存,结果一存就存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90年代,安徽社科院淮军研究中心牵头主编《新编李鸿章全集》的时候,为了进一步收集资料,该中心的主任翁飞先生在当时的上海图书馆馆长王鹤明先生的安排下,曾来到上海图书馆,破例得以打开了箱子,目睹了那五个箱子里的李家故物,看见那门克虏伯公司的小钢炮模型居然依然在焉。 据翁飞先生说,箱中还有李家祖宗画像、家庭账簿、图书资料和照片、书信等,应当是研究李氏家族的权威材料,也是研究近代家族史和城市生活史的生动材料。

　　 但是2001年李氏家族在编写《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俗称李鸿章家族“老六房”)时,李鸿章的曾孙李家骁先生与合肥李鸿章故居陈列馆的吴胜副馆长,以及笔者,到该馆要求参考阅览这批李家故物时,却遭到了拒绝。该馆当时的近代文献中心主任说是“未经整理的文献,一律不开放”。其实她不知道,翁飞早已向我们露了底,我们不便当面说穿罢了。后来笔者又多次与该馆交涉,然而直到笔者走笔至此,仍旧未能获准参阅这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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