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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甲午风云
暴风雨中的旧王孙李家骁
作者 : 宋路霞



　　李家“国”字辈的一代还是有点祖上的“老本”吃吃的,而到了“家”字辈成年的时候,世事沧桑,对不起喽。 李家骁先生是李鸿章最小的一个曾孙,也是目前在上海的惟一的一个曾孙(还有一个李家玖先生,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李国熊的小儿子）。他今年六十来岁,刚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下来,人长得很敦实,讲话也很讲究艺术性,若不是多次深入探讨,很难想像他所经历的一切。他是他那个特定家庭和特定社会环境里的特定人物。

　　李家骁身上有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因他的祖母(即李经方的一个侧室)是法国人。李经方在担任驻外公使期间,曾聘用一位英文女秘书和一位法文女秘书,结果两位秘书后来都成了公使夫人。法国夫人生下了大儿子李国焘,英国夫人生了小儿子李国烋。生大儿子李国焘的时候,法国夫人难产,而且是个龙凤双胞胎,医生无奈地告知公使大人:三个人中只能保住一个。不知是公使大人盼儿心切,还是医生技术上出了什么问题,结果是“龙胎”李国焘生下来了,而“凤胎”夭折了,法国夫人也含恨去世了。 李国焘生就一双蓝眼睛,笔直的鼻梁,一看就是混血儿。他长大成家后,又有了二子一女:李家骍、李家骊和李家骁。现在这些人中,只剩下李家骁“遗世独立”了。

　　李家骁长得虎头圆脑,从小调皮捣蛋,不到天黑不回家。回家也几乎很少走正门,总是翻墙头进来(那时他家住在富民路上的裕华新村,新村的围墙很低,现在的围墙是后来加高的）,每天放学后打球也打架,玩得大汗淋漓,衣服脱下来总能拧出一把水。家道是如何一天天地由盛转衰的,他既在意又不在意,反正家中他最小,亏待了谁也不能亏待他,他总是有饭吃的。 解放初,乡下大规模地开展土地改革时,像他家这样在乡下有大批田地和房产的人,十有八九是要被揪回去批斗的。他的父亲李国焘是个聪明人,在公私合营之前,赶紧捐献了很多房地产,尤其是在芜湖的大批房地产,包括把长江边上华盛街上的“钦差府”捐献出来办学校,一部分后来参加了公私合营,最后剩下六十一间房子等待“社会主义改造”。作了这样的安排,他才被定为开明绅士,日子大体上算是太平。

　　上海方面的像样的房地产,如现在乌鲁木齐路上的徐汇网球场的地段,全部捐献,只留几处自己和家人住的房子,还有一小部分参加公私合营,这样就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但是那时的房子估价估得很低,芜湖的价格就更低,两处的定息加起来每个月总共三百多元钱,但要养活一家十几口人吃饭和供养儿孙们读书,这些钱还是不经花的,何况家中还有好几个从安徽带出来的男佣女佣,老了也一直住在家里,于是不得不卖卖当当地过日子。 老李的孙子沦到了卖卖当当地过日子,恐怕很多人难以置信,这时就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富不过三代”! 俗话说“穷归穷,三担铜”。

　　从李家拿出去的开始是字画、瓷器等文物,后来是首饰,最后还有一大批徽章。李家骁常看见阿姨(其母亲的妹妹,亦是他的养母兼管家,十一岁就来到李家）掀开一只箱子盖,伸手从一个洋面袋子抓几只各式勋章或纪念章,拿到陕西北路的一家首饰铺去换钱。那首饰铺老板也认不得勋章上的外国字,不知道它们的文物价值和档案价值,只认得那是金质的,顺手抓起一只小锤子,“当”地一声砸扁,称了分量付钱。这位阿姨活到1995年1月去世,活到八十一岁。

　　据她说,被她卖掉的勋章、纪念章等金质小玩艺儿,是李家三代人从外国带回来的,足足有一洋面粉袋。后来听说这玩意儿很值钱,还有文物价值,曾后悔地说:“蛮好留一只下来给你们玩玩的。” 李家骁尽管调皮捣蛋,在街坊邻居中出了名,但还算遵纪守法,又是里弄里的文艺骨干,擅长京剧和评弹。建国之初他才十几岁,里弄里排练节目搞宣传,拉胡琴就是他的份儿。小伙伴中谁受了欺侮,他就教人家几招防身的本领,他那是跟一个老拳师学来的。 可是不知为什么,有一天公安局还是把他找了去。 开始他很紧张,因为在此之前,芜湖市有关部门曾把他的哥哥李家骍带走了,是因为家骍名下的一份房地产的事。后来家里花了不少的钱才把事情“摆平”,只要人回来了,一切都还算好。这回好像是轮到他李家骁了。他说我年纪还小,名下没有房地产,你们找我什么事? 后来才知道,是他的同学出了事。这个同学叫袁延权,其父是水果店的老板。他们在东湖路上华光中学(旧址是现在的青年报社）读书时,是最最要好的同学。后来,李家骁升入高中,袁延权未读高中而投奔了在香港的姐姐。

　　60年代初,袁延权的母亲在上海去世,他回上海奔丧,一下火车就给李家骁打电话。电话挂上不久,公安局就来敲门了。 公安局的同志给他看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一个人正是袁延权,另一个他不认识。公安局的同志说,他不认识的那个人是国民党在香港地区的特务头子。此照片说明,袁已加入了特务组织,请李家骁帮助政府做些工作,主要是打探袁此行的真实目的和在上海的联络人,在必要的时候将他逮捕。 李家骁抬起头来看了看来人,顿时吓了一跳,眼前这些人肯定都是些出生入死的老公安,有的缺了一只耳朵,有的脸上还有刀疤……既然是公安局来找你帮忙,看来的确是问题严重,在那个“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年代,你能说你不干吗?

　　于是他成了公安局的临时“眼线”,跟老同学见面时尽可能做得自然些,按照要求去见机行事,回来后如实汇报，而且每一次都换一个地方。事隔多年,当年他究竟汇报了些什么他自己也忘了,只是记得当他把老同学送上火车不久,老同学就在火车上被捕了。可是到了“文革”,李家骁可就倒霉了,造反派八个人打他一个,罪名就是与香港特务有联系!他怎么也弄不明白,那些造反派都很年轻,50年代他们刚刚生出来,他们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 可他李家骁也不是好惹的,他的父亲从小为他请过一位拳师,教他练功,关键时刻可以防身,因为那时家里还有点底子嘛,又是最小的一个儿子,老爸自然更费心些。谁知时过境迁,家里早就卖得“见底儿”了功夫才用上。

　　李家骁看看来势凶猛,连忙靠定一个墙根站好,这样可以避免来人从背后袭击他。结果打手们上来一个他扳倒一个,上来一个他扳倒一个,八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全傻了。 李家骁三十八岁时才结婚。他于1962年从上海纺织专科学校毕业后,正遇到三年自然灾害,纺织行业不景气,不需要毕业生,他只好去愚园路民办小学代课,后来转到茂名北路小学和上海爱国中学,除了政治课他因出身不好不能教,历史课他又不屑于教———他不愿骂老祖宗是卖国贼,其他几乎所有的课都上过,尤其当体育老师很出色。他带的茂名北路小学篮球队,在全国小学男篮比赛中夺得过冠军。他又辅导小学生打棒球。可是他的球队要去外省市参赛时,领导学校的工宣队却因他出身问题不许他带队前往,为此,支部书记唐国论同志找他谈了两个小时,劝慰他想开点,看问题不能看一时,“酒香不怕巷子深”嘛,以后还有发展的机会,一个人要经得起各种考验。同时关切地叮咛他,找个女朋友,赶快成家!除了有课时要来校上课,没课时就不要来了,去谈朋友!“三十八岁了还不成家,成何体统!”

　　其实,李家骁何尝不想成家?但他确实又被人间的婚姻弄怕了。他们李家,就有一大堆不幸的婚姻。况且,他也没钱结婚。 他的父亲李国焘早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时风头很健,人长得身材魁梧、风流倜傥不说,他的身份也无人不知。因为他的祖父李鸿章1896年曾访问过英国,受到最高级别的接待;父亲李经方又出任过几年大清驻英公使,所以周围的人无不对他另眼相看。李国焘曾与一位英国姑娘恋爱,临毕业时,两人已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然而却遭到老太爷李经方的坚决反对。在李国焘剑桥经济科毕业,拿到学士学位后,就“十二道金牌”般地下令,要他立马回国,与一安徽同乡的女儿(实际上是亲戚,是李鸿章姐姐的孙女、张家的后代。这位姐姐就是李鸿章在家信中一再感激的,曾给了他们兄弟很多帮助的张夫人）结婚。李家完全是个封建大家庭,父命如山倒,说一不二的。何况李国焘刚刚毕业,尚未独立,经济上全仰仗家里“拨款”,不敢得罪老爸,于是他决定暂时离开女友,回家去说服父亲。临别时,女友剪下了自己一条三寸长的小辫子，一枚极细巧的十八K金戒指,当然还有一张微笑着的照片送给他。

　　李国焘哪里想得到,到了上海就不是他说了算了。他被命令必须与张家小姐成婚。其父说,这是早在多少年前两家长辈就定好了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李家早年仰仗人家的帮助,现在李家好了,岂能单方面撕毁“婚约”?如果单方面毁约,那家族的面子往哪里放?李家树大根深,丢不起这个人! 那么李国焘就丢得起这个人吗?伦敦的同学和朋友们哪个不知道李国焘已有了女朋友?而当父亲的不管你那些。 李国焘在后来的几十年生涯中,始终未能将他初恋的女友忘怀,他一生都戴着那只十八K金的细戒指,还把那照片烧制在一只瓷盘上,配上红木框架,放在写字台上,每天与她对视,又把那条三寸长的小黄毛辫子珍藏在抽屉里。有一次,调皮的李家骁翻老爸的抽屉,发现了小黄毛辫子,翻出来拿在手里玩。老爸只好把女孩的故事告诉他,说自己不会忘记她。

　　 李家骁懂事后很为老爸抱不平———凭什么爷爷可以同时娶法国老婆、英国老婆,而父亲只能娶中国老婆?为什么爷爷的婚姻可以自己做主,而老爸的婚姻就不能自己做主?但是要说完全不能自己做主,那也不是。李国焘后来共娶了四位太太,但是阴差阳错,没有一个是他真正喜欢的。神情沮丧时他还用抽大烟来自我麻醉,情绪变得越来越沉闷。当然,家中经济的拮据也令他恐慌。他的一个老朋友曾说,50年代中期,有一次李国焘和盛宣怀的四儿子盛恩颐出去散步,在路边的小铺里每人吃了一副大饼油条,然后约去襄阳公园里坐坐。但到了公园的门口,他们你翻翻口袋,我翻翻口袋,谁也拿不出买门票的钱了。

　　 李国焘1962年去世了,他的元配夫人张继芬先他一年而去。临下葬时，只有家骁明白老爸的心事,把那条小黄毛辫悄悄地塞在他的颈下,让他带着这条定情物,与旧时情人地下相会吧。 可是想想大妈妈(张继芬）也很可怜。她是安徽名宦之后,虽裹着一双小脚,但诗词书画样样在行,大家闺秀的功课一样不差。她平时不出门,甚至不下楼,只有过年过节有许多客人来时,才走下楼来,非常有礼貌地招呼客人们。她和丈夫分室而居,平时总是在自己房中读书看报弹琴,而丈夫从来不去她的房间。后来,连她从娘家带来的丫环都被老爷收房做了姨太太,而老爷还是不理她。到了晚年两个人都白发苍苍了,他们倒开始讲话了,那是因为李国焘要写诗词寄托情思,诗词格律方面的本事,大太太要比他强得多,但话也不多。1961年,张继芬早丈夫一年去世,临终时对贴身的女佣说,她一生都是处女…… 如此“爱情生活”,叫李家骁如何不胆寒?所以李家骁从来不敢想娶媳妇的事。

　　好在老天爷长眼,还是给了他一个贤惠的妻子。 李家骁的妻子名叫张凤云,上海浦东人,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主张对人行仁爱,并不嫌李家骁钱少家贫,反而非常同情他,要女儿好好待他。那时正是“文革”时期,是李家最为落魄的时候。李家骁三十八岁,每月工资三十八元钱。原先李家“顶”下的一幢房子,后来只剩下两间,哥哥嫂嫂住一间,他和阿姨住一间。他要结婚了,阿姨就得到乡下“回避”一个月,一个月后三个人居一室;等女儿生下来之后,就是三代四个人居一室。 张凤云是精新仪器厂的工人,她和丈夫一样,生活上是个乐天派,只要生活上能大体过得去,就知足常乐了。她嫁到李家后看到许多稀奇的东西,比方说,民国时期别人借李家的钱,光借据就有一纸箱。她只是不明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借李家的钱不还?那些借据,有的是借祖父李经方的,有的是借公公李国焘的,上面写着“借银圆壹仟元”、“借银圆捌佰元”不等,也有的是借银圆而归还一些花花绿绿的股票的。有的借条上明明写着“半年即还”,可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还没有人还。更有意思的是,借款人和被借款的人都早已去世了,最晚去世的也已死了四十多年了,而借条却代代相传,“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了,落实政策时又发还回来了。

　　别的东西发还回来的不多,而借条发回来却不少,好像与李家有缘。同时发还的还有30年代的大概是他祖父买下的英国某公司的股票,每张都是一百英镑。有人劝李家骁可以去查一查,这些公司还在不在,若是在的话,这些股票可值钱了。他轻轻一笑:啥人晓得,大概早就不存在了。 另一方面李家又欠着人家钱,主要是欠房管所的房租一千多元。那时候一千多元是他们两夫妻一年半的工资啊。李家骁没办法,他只有三十八元工资,在民办小学时只有二十六元工资,阿姨后来在里弄里做清洁工,每月只有十八元。当然,那些年月,连房租也付不起的人家不止李家骁一家,有的处境连李家骁还不如。他的堂哥李家骥全家被扫地出门,抄走的东西有好几卡车。他那在天津工作的另一房堂哥,是李国杰的后代,“文革”中被迫害得实在受不了了,两夫妻双双上吊自尽。

　　 张凤云嫁到李家来,面对一千多元的房债,只得咬紧牙关,与丈夫共同奋斗。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心情舒坦多了。现在女儿已长大,工作了,可是仍旧共居一室。两夫妻现在都已退休,一个仍在返聘上课,一个在家忙家务。而那远在芜湖的,几十年前就说是参加“社会主义改造”的六十一间房屋,至今还没“改造”完毕,那他们就只能继续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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