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武大郎的“小心眼” 懦弱汉的“英雄气”
作者：赵树功
二十四回中描述二人的结合云：“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唤做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大户要缠她，这女使只是要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于他。”可见二人走到一起，既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非一见钟情两情相悦，而是带一点阴差阳错味道的拉郎配，硬撮合。一个青春年少漂亮诱人，一个三寸丁谷树皮丑陋不堪，这种极不对称更不协调的婚姻本身就是一种有意的对女人的贬损，同时也没有任何可以维持的基础：比如那个倾慕英雄才子等精英的时代普遍被推崇的男人应该具有的权势金钱或者才华。正因为这种滑稽的婚配，才引来了浮浪子弟的讥嘲：“好一块羊肉，到落在狗口里。”对于武大郎来说，他非常清楚这桩婚姻的实际，但飞来的横福谁也不会拒绝，尤其对他这种资质的男人来说，自然会加倍地珍惜。一方面，他理解老婆嫁给自己的委屈，正如《金瓶梅》第一回作者的一段旁白所云：“但凡世上妇女，若自己有些颜色，所禀伶俐，配个好男子便罢了，若是武大这般，虽好杀，也未免有几分憎嫌。”更何况武大如此乏善可陈呢?为了使“好一块羊肉，到落在狗口里”的一类流言减少对老婆的刺激，并使她能得到相应的发泄与平衡，武大郎在日常当中保持着一贯的逆来顺受姿态，并且无怨无悔；另一方面，武大郎更清楚，这个女人嫁给他就只属于他，除非自己写下休书，不然老婆就不敢离开自己。这也是前面所引潘金莲一喊“你还了我一纸休书来，你自留了他便了”，他便不敢再吱声的原因。但休书可以要，给不给的权力却在他——武大郎，这个并不配这个女人的男人。正因为武大郎对这些了然于胸，所以他对自己的低三下四并不为意，因为他清楚这种不般配中没有幸福可言，而他生活的目的是要维持住与这个看不上自己的女人的婚姻关系。
维护一种不死不活的关系，过这种不人不鬼却稳定的日子，这对今人或者部分古人来说是不可忍受的，但对武大郎来说是满足的，他的愿望就是把这种稳定维持住，并不顾及什么生活质量。大丈夫形象虽然失落了，但他仍然是个丈夫，因为他的身边有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对于武大郎这种生命里毫无可矜夸的人来讲，他时时要向别人做出证明，证明自己并非似人们菲薄的那样龌龊猥琐，他要证明自己男人的尊严，一个对自己的一切都要向人证明的人是脆弱的，也是可怜的，于是他的这个丈夫身份至关重要，这是他争取获得社会尊重——或者说“准入”的重要资本。底气不足者总要通过一些倚仗来取得心目中的尊严，从而转移自己天资欠缺带来的遗憾。自己因为没有大丈夫的威武而带来的屈辱，就通过炫耀大丈夫才会有的佳人来补偿——而这个佳人的所有权属于他，这是那个时代那种制度赋予他的自我卑微的最后遮羞布。而要炫耀，首先就要保有，这也是武大对老婆百依百顺的内在原因，因为尽管这个家庭的阴尊阳卑颠覆了传统的男尊女卑，但这个阴阳结合的实体还在，武大心中的支撑就不会坍塌。而潘金莲因此也就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见证武大郎是一个漂亮女人丈夫的符号——武大郎不靠和这个漂亮女人完美的结合获得灵与肉的快乐，他只需要这个女人符号为他赢得自己尽管卑微却也堂皇的一点缥缈的男人的尊严。为了这个目的，他把自己的生活演化为了维持婚姻苟延残喘的过程，以至于最终发展到通过严密的对老婆的禁锢实现自己的目的。生活由此已经转变为了一场男与女夫与妻间的战争，转变为了一个甚至两个男人共同禁锢一个年轻女人生命的无聊游戏，这其中，武松可以说是这场无聊游戏的同谋——禁锢自己嫂子的谋略是他划定的：
只说武大郎自从武松说了去，整整的吃那婆娘骂了三四日。武大忍气吞声，由他自骂，心里只依着兄弟的言语，真个每日只做一半炊饼出去卖，未晚便归，一脚歇了担儿，便去除了帘子，关上大门，却来家里坐地。那妇人看了这般，心内焦躁，指着武大脸上骂道：“混沌浊物，我倒不曾见日头在半天里，便把着丧门关了，也须吃别人道我家怎地禁鬼！听你那兄弟鸟嘴，也不怕别人笑耻！”武大道：“由他们笑话我家禁鬼，我的兄弟说的是好话，省了多少是非。”那妇人道：“呸！浊物！你是个男子汉，自不做主，却听别人调遣。”武大摇手道：“由他，我的兄弟是金子言语。”自武松去了十数日，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归，归到家里，便关了门。那妇人也和他闹了几场，后来闹惯了，不以为事。自此这妇人，约莫到武大归时，先自去收帘儿，关上大门。武大见了，自心里也喜，寻思道：“恁地时却好！”
家成了牢笼，男人的职责是看护锁钥门窗；女人是牢笼里的猎物，私有财产，除了被占有，便是不满时在牢笼里呼啸几声，但不改变被囚禁的地位，正如武大低三下四，但不改变其囚禁女人的权威一样。最为惊心的就是潘金莲如此一个泼辣放纵尖酸刻薄的女人，面对这个囚笼，除了骂两句过嘴瘾之外，时间一长竟然也不得不逆来顺受。本该是男人女人如鱼如水的婚姻，化作了牢笼的囚禁与守望，而在这种人生目的异化中，武大郎竟然自心里也喜，这就更加说明女人在他这里的符号作用远远大于生活幸福的过程本身——必须说明，作为一个男人，武大郎不可能不追求夫妻间的如胶似漆，但生理欠缺、本能不足、为人粗俗使他不可能满足“欲火难禁一丈高”又风流成性的潘金莲。这一点并非只是出于武大身材的推断，书中也有着明显的提示，先是介绍武大，作者称其“不会风流”；次是潘金莲以男欢女爱打动武松，故意杜撰武松在外养女人的新闻，武松矢口否认，让她去问哥哥，潘金莲随后道：“他晓得什么?晓得这等事时，不卖炊饼了！”这里的所谓风流必须抛弃偏见有一个正确体认：这个不会风流，就是所谓不解风情之意。而风情虽然经常在过去被视为贬义词，但它的实际含义当中却包含着一些合理成分，比如男女尤其夫妻之间的琴瑟协调，相濡以沫，你有言我有语，你有情我有意，你知冷我知热，你知怜我知惜，它是一种自由自在潇洒把控情感促进沟通交流调剂生活营造氛围的能力，其中有着创造性的人生艺术，与死水一潭是大不相同的。而武大郎在原欲不涨之外又缺乏这种风情，这除了加深潘金莲的不满，对他自己则更加深了他的自卑。爱情是一种冲动，但爱则是一种能力；婚礼是一个仪式，而维持婚姻则同样需要一种本领。当武大郎对这一切都无可奈何的时候，幸福对他早就成了奢望，或者说，对他来说，维持这种关系便成了他最大的幸福。只要这种关系存在，作为私有财产的女人便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里，他即使无能使其幸福，但却可以永久地占有，并因此维持着他是个男人的尊严。而一旦在这个封闭而又并不风平浪静的圈子里出现闯入者，这个闯入者不仅要占有他的私有财产，而且玷污他作为私有财产主人的尊严，要打破他坚守的囚禁女人的牢笼时，他面临着丧失这种符号的危机，而符号的丧失将使他随即丧失种种的依托，包括作为一个男人在那个时代尤为关注的颜面以及自信。于是武大郎强烈地爆发并引发了人格巨大的悖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就艺术形象来说，武大郎的人格悖反表现了作者洞悉人物的深刻；而从文化内涵的解读上着眼，我们体味到的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与文化传统对人的异化，使武大郎这个天性善良的小人物身上，同样散发出如此恶俗的气息。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武大郎的形象，在并不多的涉及他的文章里，往往将《水浒传》和《金瓶梅》综合起来考察，这虽不失为一种研究策略，但笔者以为，二者之中对武大与潘金莲的描绘是不同的，一则各有千秋，另外，仔细比较，《水浒传》中的武大与潘金莲的形象描写虽着墨不多但仍相当丰厚：比较一下起初张大户纠缠之下，《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是拒绝，《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是顺从，就能感觉到《水浒传》中潘金莲的人性之复杂与后天的蜕变。而《金瓶梅》描写潘金莲自小风流成性，使后来的淫妇形象带有先验色彩。以此，本文的研究对象设定于《水浒传》一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