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殖民主义的卫道者
作者：王 娜 郭海云
在《东道主》的叙述中，也处处可见他对这种优先权的表述。达鲁任教的地方，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人迹稀少、偏僻的小山村。虽然深深地体会到了那里的荒凉，达鲁却不准备离去，他觉得自己“生于斯长于斯，若移居别处，便有离土离根之感”。这便是一个长期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感受，他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故乡，而非异国。把地点设置在这里并不单纯因为加缪自己是生长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更是为了通过这样的表述来显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的持久性来体现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所具有的殖民统治优先权。
加缪还通过表现法国殖民的“光荣业绩” 来提出对殖民统治优先权的要求。达鲁正是在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的学校里任教。在下雪后学生们不来上学的时候，他承担了替当局给灾民发放粮食的任务。在小说里对当地恶劣地理自然环境的描写似乎也在暗示着这种地方几乎没有经济独立的可能。“十月中旬忽然飘起飞雪，此前是接连八个月的大旱，其间又不曾下雨缓解旱情。”那里是“仅有石块的不毛之地，若在这里耕作，收获的只有石子。城镇也曾兴起，繁荣一阵后便告消失”。“一群衣衫褴褛的穷汉在烈日下游荡，高原的石灰化日益严重，土地渐渐萎缩，真像是在被烘烤，脚下每块石头一踩就成灰。成百上千的山羊倒毙，饿死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于是法国的殖民行为在这里便显得是那么的必要。“他尚有足够的储备应付紧急情况，小屋里堆满了一袋袋小麦，学校当局让他保存，以便接济家中遭了旱灾的学生。实际上家家受灾情影响，因为都是贫困户。达鲁每天都给孩子们分口粮。他了解，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粮食短缺，也许今晚有学生家长或长兄前来领取粮食。要保证在下一季收获之前不断粮，这便是目标。现在从法国驶来几艘运小麦的货轮，最艰难的时节已过。”加缪认为，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阿尔及利亚根本不可能实现自给自足。阿尔及利亚人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依靠法国的支持和援助。他想用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成就来证明它在那里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本性优先权。
２?郾对阿尔及利亚的文化入侵
如果说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主要关注的是西方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那么，后殖民主义理论则集中关注第三世界国家与民族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文化上的关系。也就是说，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帝国主义理论、依附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特别强调文化问题，是对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状况的一种理论概括。
小说的开头有一段关于黑板的描写：“黑板上用四色粉笔画了法国的四条大河，分别流向各自的河口，这地图已在黑板上滞留了四天。”这明显说明了在这里，阿尔及利亚的儿童接受的是法国的教育。在殖民统治下，这些孩子们终日在学习殖民者的地理、文化以及政治体系。可是对于他们生息的阿尔及利亚本土的历史、地理、文化、政治，他们则知之甚少。除非他们将来到法国去，否则他们在学校中所学的一切将毫无意义。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教育，意义何在？无非就是让殖民地的人民忘记自己的身份罢了。这种文化上的入侵只不过是抽取了行为掠夺的殖民侵略罢了。
在达鲁见到阿拉伯犯人时，他问巴尔杜奇这个人犯了什么法，巴尔杜奇回答：“他们村发生了叛乱，要抢回他。”“我想是因为家庭纠纷，似乎对方欠他的粮食，不太清楚。反正他一镰刀就解决了表兄。”这些表述模糊的话语反映了他们对阿尔及利亚民族的漠视与不屑。他们没有去详细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既然他们村要抢回他，就说明法国的法律在这里并不适用于这件事情。他们本民族有自己的解决此类争端的办法。由于不了解阿尔及利亚民族，达鲁自己无法判断这个阿拉伯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清白。这样就把他自己置于了困境中：“这家伙犯下愚不可赦的罪行，此事已属可恶，但交人又违背良心。每想至此，都觉可悲可叹。”
这种殖民地的教育以及对被殖民民族的否定导致在独立后的原殖民地国家，殖民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与价值等级却常常被维持下来。这种知识与价值的等级强化了爱德华·萨义德所说的“可怕的从属性”（ｄｒｅａｄｆｕｌ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ｉｎｅｓｓ），历尽艰难、表面上鼓舞人心的民族独立却不能掩盖由殖民占领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上的灾难性后果。这表明，现代的殖民主义除要依赖于军事力量外，也通过设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主体与知识的永久等级秩序而实行另一种暴力──知识或文化的暴力。殖民者将被殖民者设定为对立的或消极的形象。为了把西方呈现为文明之地，被殖民的世界就必须被贬低为野蛮原始之域。南迪指出：“殖民主义除了统治躯体以外，还统治心灵，它在被殖民社会的内部释放力量以便一劳永逸地改变其文化。在此过程中，它把现代西方的概念从地理与时间的实体中普遍化为一种心理的范畴，现在，西方是无所不在的，既在西方的内部也在西方之外，既在结构中也在心灵中。”简单地说，殖民主义标志着西方尝试系统地取消或否定“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差异与价值的历史过程。
３?郾法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兄弟情谊”
法国所说的它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兄弟情谊也正是加缪在《东道主》中想要表达的主题之一。
达鲁在大旱时节，“在贫困面前，他虽在这偏远的小学过着僧侣式的清贫生活，而且也自甘俭薄，但还是鹤立鸡群，不免心中有愧。”这就是说，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殖民者，而是想要成为与当地阿尔及利亚人一样的人，要与他们同甘共苦。还有一处细节的描写也表现了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人道关怀。“这时巴尔杜奇让坐骑慢行，似乎不想弄伤那阿拉伯人”，而且他还跟达鲁诉苦说：“我虽然干了好多年，用绳子捆人还是不习惯，简直很不好意思。”虽然受到友好的对待，可起初那阿拉伯人似乎有些不领情。当他进屋后，达鲁看到他“整个面容的表情焦虑，充满反叛精神，给达鲁留下深刻印象”。他似乎对达鲁充满着敌意，“扭头向达鲁，逼视着达鲁的两眼”。这种状况在达鲁“将茶杯放在地上，跪在阿拉伯人身旁”替他解开绳索时有所好转。阿拉伯人用炽热的目光看他怎么做。这目光里虽然有疑惑，不过也一定有感激的成分在内。在达鲁招待阿拉伯人吃饭时，阿拉伯人对他俩同桌吃饭还感到困惑：“你为什么同我一起吃？” 显然他对他俩的政治身份，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非常敏感。而达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饿了呗。”达鲁的种种表现使阿拉伯人逐渐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信任。在饭后阿拉伯人问达鲁是不是跟他一起走，还恳请他：“跟咱一起走吧。”通过这样的描述，加缪在说明其实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可以和谐相处，但是在被殖民者不了解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对殖民者产生敌意。可是当他们知道殖民者对他们并无歧视与敌对后，便会把他们当成是自己人。可是在最后，达鲁把选择权留给了阿拉伯人自己。达鲁认为，一个人的生活不应该为任何外界力量所左右，无论是友谊还是政治压力。所以他也拒绝去左右别人的生活选择。最终达鲁的决定表现了他对阿拉伯人自由意志的尊重。“笨拙的字迹在期间留下语句：‘你交出了我们的兄弟，休想有好下场！’”这里加缪的语气似乎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在他看来，达鲁的举动要比这些人更像是那个阿拉伯人的一个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