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诗经》爱情诗“阴盛阳衰”现象探微

作者：章可敦

　　《九歌•山鬼》塑造了一位美丽而多情的山中女神，她不仅服饰华美，而且容貌端丽。她怀着火一般的热情和深沉的自信前去赴约。她急切盼望着见到自己心爱的人，也深信爱人的心情也是如此。因为她知道“子慕予兮善窈窕”，自己纯洁的心地和姣美的姿容是足以引起对方无限的思慕的。然而，她的倾心思慕和痴痴期待最终化作失望和惆怅，心爱的人负约了。至此，本已足以引起读者无限的叹惋与同情了。而更值得同情和赞美的是，此时的山鬼，仍没有熄灭胸中爱情的火焰。“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她一面在巫山的崇山峻岭中翻越石岩，攀藤附葛，历尽艰辛地到处寻找和采集灵芝（即诗中的三秀），仍想用更真诚的行动和更珍贵的赠物向爱人表白心迹，企图挽住那有可能失去的爱情；一方面又在心里怨恨爱人的爽约。可纯真的她又做出种种善意的猜测：“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女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被刻画得一波三折、细腻入微。这一点绝不同于《氓》和《谷风》中“不念昔者，伊余来砓”等比较单纯的怨恨和无可奈何。
　　《山鬼》中的男主人公始终没有露面，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索和再创作的余地。但从全篇的基调来看，站在女主人公的角度上看，我们仍然可视之为“负心汉”。也许正如主人公所猜测的，“君思我兮不得闲”，也许是客观处境或意外原因迫使他负约，当然也不排除真正负心的可能。
　　《楚辞》之后，“阴盛阳衰”已定型为爱情文学的一大模式。如汉乐府民歌《上山采蘼芜》中的男主人公，这位“故夫”明显有几分温情。“新人不如故”，眷恋之情犹存。让人联想起《孔雀东南飞》中男主人公焦仲卿的那种不得已而“弃妇”的处境。而从“长跪问故夫”之举，亦可窥见女主公的心态。她的形象要比男主人公鲜明得多。而《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前者坚贞不屈、美丽而富有智慧，后者不慕富贵、多情且处事果断。女主人公的形象要比男主人公高大而生动得多。而男主人公“使君”则是一个被怒斥的愚蠢的家伙，简直有如流氓！而焦仲卿——府中小吏，在刘兰芝面前，也显得软弱和苍白。
　　到了唐代，“阴盛阳衰”表现得更为明显。《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传奇，细致曲折地描写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纠葛始末。从人物形象的本质上看，张生固然是一个玩弄女性而毫无羞愧的封建文人，李益也是一个薄幸男子的典型形象。但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又非常复杂，往往有其相互矛盾的一面而又不失主导倾向。这种主导倾向就是女子痴情而男子负心。在这种鲜明的倾向主导下，女子的形象鲜明而男子的形象暗淡，女子的形象生动而男子的形象呆滞。李益与霍小玉的相恋，莺莺对张生的许身都描写得十分精彩，比较细致地刻画了男女主人公的复杂心理。但无论如何复杂，其主导倾向还在于赞美和同情女子的痴情，谴责男子的负心。如张生起初对莺莺爱得要命，后又骂女人为尤物，显示出了正统儒生与花花公子的奇妙混合，而从本质上看，终究不过是位贪图女色而又醉心功名富贵的负情士子。李益对霍小玉断然绝情，但霍小玉死后，他却又服丧戴孝，亲为送葬。“日夕哭泣甚哀”，长期“伤情感物”，郁郁不乐。但这种事后的哀情，与霍小玉执着不移的痴情相对照，终究显得暗淡无光，且有虚伪之嫌。
　　宋话本《郑意娘传》《谭意歌传》，元杂剧《潇湘雨》，南戏《琵琶记》，明代拟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近代戏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和话剧《雷雨》等，前承后继，演绎了一出出“阴盛阳衰”的悲喜剧。
　　无论是民间歌谣、文人诗作，还是像《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天仙配》一类的民间故事，或者是《任氏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唐传奇，直至王实甫的《西厢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及明清的许多拟话本、小说，无不以性格优美的女性形象取胜。无论是狐女、仙女、妓女，还是大家闺秀，大都具有心地善良、感情真挚和品格高尚、热情主动等特点。而其中的男子，不仅在爱情生活中举止被动，而且大多性格软弱，优柔寡断，至多是朴实憨厚，少见主动果敢的男性。即使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到底是一个“须眉浊物”，有着很深的贵公子哥的劣根性，见着自己喜欢的少女就滥施爱情，他和袭人的关系就说不上高尚。而在同晴雯、黛玉的关系上，又表现出极软弱的一面。多情而软弱，是宝玉性格的基本特征。古代爱情文学中最完美的男性形象也不过如此，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三
　　
　　诚然，文学作品中的“阴盛阳衰”现象，特别是作为一种比较固定的模式反复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现象，但作为一种一脉相承的文学现象，如果从文学角度去溯其源头，则可上溯到先秦民间歌谣。
　　《诗经》中爱情婚姻诗歌的“阴盛阳衰”的现象，决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与民族文化、心理背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决定了她们除婚姻、家庭之外别无依托，因此她们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往往能倾注全部热情。她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找一户好人家，嫁一个好男人，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他，这也是她们唯一能改变自己一生的机会。对男人来说，他们的天地要广阔得多，而且社会还赋予他们“二三其德”的条件和权力。
　　其次，在礼教的束缚下，男人们觉得儿女情长是可羞的，于是在两性关系中变得虚伪、冷漠、自私，至少也是拘谨、畏缩，缺乏应有的勇气和激情，他们以为自己天生比女人高贵，处处表现自己的矜持，以显示自己的地位。
　　第三，对大多数男人来说，“治国齐家”、“建功立业”的社会压力也使他们在爱情生活中少了几分潇洒和自由。因为儿女情长往往会毁其功名、断其前程。在功名富贵的纠绊下，男人们即便偶有激情，也只得托妇人之词来抒己之情。这类假托之词进一步为女性形象“增光”，男女在文学形象上的反差就更大了。
　　第四，文学上的“阴盛阳衰”现象，也寄托着人们对爱情的理想。由于男人是社会和家庭的主宰者，操纵着处理一切的主动权，而妇女处于任其摆布的地位。所以，妇女理想中的男人，首先应该诚实忠厚，感情执着。只有在此基础上的爱情和婚姻才有幸福可言。因此，那些在爱情上忠诚守信的男性形象，尽管现实中很少，却特别受到人们的赞扬。
　　第五，随着男权的强化和礼教的逐渐完善，男女情爱所受的束缚越来越多，男女地位也越来越不平等，给爱情和婚姻生活投下层层阴影，妇女更深受其害。而惩恶扬善，自古就是我国民间一种比较稳定的文化心理，因此，作品中流露出谴责男子负情，同情女子痴情的思想倾向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作者简介：章可敦（１９４８－ ），浙江临海人，台州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①②袁梅.诗经译注•引论［Ｍ］.青岛：青岛出版社，１９９９．
　　③④⑤蒋立甫．诗经选注［Ｍ］．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１．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