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黑人女性与破损的“圆”
作者：张秀见
首先，白人主流文化对黑人女性的身体进行规训。因为“身体不仅是文化的最直观的载体，而且也是社会控制的实际和直接的中心所在”⑧。白人主流文化利用强大的大众媒介宣传代表主流文化的所谓美，否认黑人女性传统美的标准，这使黑人女性的自我实际上遭到了主流社会的否定，她们不得不开始奢望具备一些白人的特征。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个人在接受意识形态对他的定义时，他就进入了该意识形态。当黑人女性用主流的白人文化意识形态来定义自己的外貌时，其自我也遭到严重的扭曲。如莫里森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塑造的黑人小女孩派克拉就是这样。当派克拉发现周围的人都喜欢白皮肤蓝眼睛的小女孩时，她就企盼能有一双像秀兰·邓波儿一样的蓝眼睛。这里的蓝眼睛就代表着主流文化的判断标准，这也是导致派克拉最后疯狂的主要原因。更为严重的是，白人主流文化不但宣传自己的判断标准，而且使这种标准内在化，使受此标准规训的个体主动成为该标准的守护者。莫里森作品中多次出现“镜子”的意象，就是这种“种族主义内在化”的最好明证。如《最蓝的眼睛》中的派克拉，站在镜子前想发现自己丑陋的秘密；《所罗门之歌》中的哈加尔，站在镜子前想找出奶人不爱自己的原因等等。这里与其说镜子是一种社会判断，还不如说是个体在对自己进行判断。强势文化已经深深融入黑人女性的潜意识，这使她们摆脱不了被人奴役的命运。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也许米歇尔·福柯的“圆形监狱”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圆形监狱”理论用来说明身体规训需要持续的监视。他认为一个人若长期暴露在他人的监视中，慢慢的就会内化他人的凝视。正如福柯所说：“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的监禁，只需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自己成为自身的监管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⑨
其次，主流社会利用黑人女性文学的失语状态来塑造黑人女性在文学及现实中的形象。芭芭拉·克里斯蒂安（Ｂａｒｂａｒ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在研究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文学作品后，指出其中主要塑造了两种黑人女性形象：第一是所谓的“妈妈”形象，这种形象主要出现在南方作家的作品中。她们都具有深黑的肤色、肥胖但十分强壮的身体、和蔼的态度、信仰宗教且擅长养育（这里指养育白人的孩子）。这种打上白人文化烙印的家庭主妇形象就作为一种标准被强加给黑人女性，以此来调整和控制她们的行为举止。这样，白人主流社会就成功地通过褒扬黑人女性的服从和耐心来把她们限制在家庭中，并压抑她们的反抗精神和创造力。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反向歧视”：即通过赞美黑人女性的特征和功能，反而把她们局限在一个特定领域，从而制约她们的发展。这些对黑人女性真实形象的扭曲及对黑人女性不恰当的赞美，实际就是重塑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自我”，黑人女性因不得不与这个不存在的“自我”时时抗争而造成性格上的分裂。在莫里森的作品中，这种分裂性格是借双重名字来体现的。如《最蓝的眼睛》中派克拉的母亲波林，她在白人费舍尔家中做佣人时被称为波林，而在自己的家中却要求孩子们称她为“布兰德拉夫人”。这种称呼转换的结果导致了派克拉的疯狂和两个哥哥的离家出走，家庭最终也被毁灭。
第二是悲剧式的混血儿形象。尽管混血儿具有两个种族的身体特征，但她们因出生的不合法性，因而更承受着一种身份危机的折磨。传统的黑人作品对此一般是从性的角度进行批判，认为这是打破黑白二元界限的最好明证。但莫里森却超越了传统，而采用黑人传统文化和新的女性理论对之加以论述，即：处于中间的群体更具破坏作用。这种破坏就像一把双刃剑，固然对白人主流社会有颠覆作用，但如果抛弃了黑人传统文化，那么它对黑人社区的破坏作用也是无法估量的。莫里森的作品中塑造了很多诸如此类的混血儿形象，她们视肤色较浅这一生理特征为优势，自觉抛弃本身的黑人性，而主动按照白人的清规戒律来规训自己的行为举止，希冀以此达到民族的平等，这一想法无疑会导致黑人种族内部的分裂。《最蓝的眼睛》中的杰拉尔丁就是如此。她自称自己为有色人种，认为黑鬼吵闹，肮脏，千方百计地想抛弃自己与生俱有的黑人性。其实，她在抛弃自己的黑人性的同时也失去了所有的生活乐趣：性爱、母爱、与人交往的能力等，她对派克拉的破坏就是明证，《柏油娃》中的简自小就受到白人文化的熏陶，她一直不敢承认自己的黑人身份。当面临白人主流社会的排斥时，她只能以模特的身份四处旅游演出，希望摆脱那种孤独感。
这两种女性形象无疑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在心理上控制黑人女性的工具，从而成功地阻止了她们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情感、寻求完整自我的自由。
最后，在利用文化对黑人女性进行侵蚀和压抑的同时，主流社会还利用分裂手段来离间黑人男性和女性，利用黑人男性进一步加重对黑人女性的摧残和异化，令黑人女性承受着双重的压迫。在这里他们主要利用经济手段对黑人男女进行分离，从而造就黑人男性和女性间的性别跨越，或称性别弯曲。按照女性主义理论，这种性别跨越原则上还是“因循性别的二元对分，跨越性别界限的人群会遭受到社会舆论的非议”⑩。哲达·勒纳（Ｇｅｒｄａ Ｌｅｒｎｅｒ）的《在白色美国的黑人女性》一书中写道：“因为最底层的社会地位、报酬最低的工作总是为黑人女性保留的，通常情况下，即使黑人男性在失业时，黑人女性也能找到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白人社会从经济上让黑人女性对抗黑人男性。”紜{1}报酬最低的工作使黑人女性在社会中处于种族和性别等级的最底层，与此同时，黑人女性易获得工作的现实却不可避免地加重了黑人男女之间的紧张关系。黑人男性因失去工作而无力养家糊口，便不得不离家出走，以避免与家人呆在一起的尴尬境况，这样黑人男性就被剥夺了传统意义上的“阳刚之气”，即在精神上遭到阉割。而黑人女性则去除了自身的“阴柔之气”，变成一家之主，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成员。为了释放内心的焦虑，被阉割的男性转而将心中的憎恶发泄到黑人女性身上，视她们为替罪羊。在《最蓝的眼睛》中，派克拉的父亲切利，年少时与一个小女孩约会，被两个白人碰到，白人逼迫他们当场做爱，此时的切利却把对白人所有的仇恨都发泄到了那个小女孩身上。又如《所罗门之歌》中的奶人麦肖·戴德，在去南方寻根问祖之前，他对哈加尔的始乱终弃以及对派拉特的以怨报德的做法也是将黑人女性当作了替罪羊。
综上所述，美国黑人女性作为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群体，她们在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遭遇就像一个个破损的圆，没有保护，没有依托，这不仅意味着作为大地之母的黑人女性功能的隐去，黑人整体有序观念的不完整，和谐之圆出现了巨大的漏洞，而且意味着黑人道德力量的弱化和黑人的无归属感。这种现实也是美国黑人整体生活环境的反映。
（责任编辑：水涓）
作者简介：张秀见（１９７３－ ），山东威海人，硕士研究生，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女性文学研究。
①②转引自王守仁：《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美国二十世纪黑人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２４页，第２２页。
③塞奇：《黑色的非洲面具》。纽约：多佛出版社，１９７６，第１７页。
④Ｗｅｎｄｙ Ｈａｒｄｉｎｇ ＆ Ｊａｃｋｙ Ｍａｒｔｉｎ，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ｏｎｉ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ｓ Ｎｏｖｅｌｓ．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Ｃ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９２．
⑤⑥Ｄａｖｉｄ Ｌ．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Ｔｏｎｉ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ｓ Ｆｉｃ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ａｒｌａｎ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ｃ．， １９９７， Ｐ１２８， Ｐ１２０．
⑦Ｂａｒｂａｒａ Ｈｉｌｌ Ｒｉｇｎｅｙ， Ｔｈｅ Ｖｏ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ｏｎｉ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Ｏ-ｈｉｏ： Ｏｈｉｏ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４４．
⑧⑨⑩沈亦菲：《被建构的女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第１５０页，第１６５页，第２８页。
紜{1}Ｇｅｒｄａ Ｌｅｒｎｅｒ， Ｂｌａｃｋ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Ｗｈｉｔ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Ｐ， １９８１， 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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